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初由德意志民族的两位伟人创造的学说，要在中国土壤中开花结果，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必须使其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得到中华民族广大民众的认同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要内化为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理论学习，其次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学习基本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统一、坚持在继承与发展相统一、坚持内化与外化相统一三个原则，同时，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精神相契合。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内化；中华民族； 精神；契合

作者简介：梁晓宇 ，曾用笔名若华 男 汉族 陕西渭南人，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区情研究中心、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统战理论与执政党的建设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精神契合性研究的基础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学习，是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则是在重视研读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读懂马克思、理解马克思，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

忽视对文本的系统解读必然导致理论的偏差乃至实践的失败，进而也不能有效地解决时代课题。“如果不学原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失去深厚的根基,偏离正确的轨道。” [1] 经典文献的价值不仅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或者纠正错误的思想，更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以重要的启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必须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开始，重视文本学习，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族精神的前提。

1.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蕴含在经典文本之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回到原著中，读经典文献、研读原著，这是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自觉。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反复强调要通过读原著来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研读经典文本需要我们做到“走进来”和“走出去”。“走进来”即读懂经典文本本身，知道经典作家写这篇文献的历史背景、写作目的和现实意义等；“走出去”即学会提炼和概括，掌握经典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基本立场，并且学会用正确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现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用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翻译和阅读开始的。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多是通过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说过：“我第二次（1920）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铭刻在我心中，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学习和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蕴藏在经典文本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一贯重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 他还多次为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圈定书目，要求同志们真正读懂弄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也提出了读原著“要精，要管用”，大力倡导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并进一步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和理论。 “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仅仅阅读教材或二三手资料显然是不行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从原著圣殿里去探寻大师本人的思想。”[4]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和理论，破除僵化和教条，使全体党员真正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用辩证的、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看改革中的问题，进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的真学真懂和真信与真用。唯有如此，才能使党员干部真正千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使党组织成员将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融入大脑、融入行动。

2.忽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历史教训

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马克思‘文本’的‘所指’是有它的当时当地语境的专属和特制，因今日时空的变化，其得出的具体结论会过时，但马克思‘文本’的‘所指’是开放的，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是永存的。”[5]

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领悟其深刻的科学内涵，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选择革命道路的关键，是掌握马克思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直接的首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把握不够，成立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了斗争实践中，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非常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有许多教训值得思考，如，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累计时间长达四年零十个月。这期间“左”倾路线为什么会占统治地位？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读懂、学习好马克思主义，没有通过系统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搬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国家革命的具体词语、某些做法，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外化的层面上，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它并没有穷尽对真理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体现在不断发展之中。可见，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3.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现实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坚持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坚持人类自觉地认识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它是一种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是能够回答时代课题和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有力武器。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6] 恩格斯的话实际上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是我们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理论武装的有力武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具有鲜明的真理性和时代性，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仍然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国家，但其眼光却具有世界性，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学说，而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7]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以后，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苏东剧变后不久，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几千年人类历史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逻辑严谨的科学体系致力于对客观事物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探讨，力求反映事物的真面目，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力求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基本原则

一种思想、理论和主义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将其融入到实际生活当中，只有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和领悟它，才能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转化为自觉的精神追求和实际举动。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族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本质属性。在新世纪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族精神，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有利于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有效抵御西方思想的渗透，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族精神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坚持学习基本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统一原则

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和词句上，不能只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为我所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做法，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是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为目的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理论。只有解决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才能表明这一理论是能够满足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各国发展的实践，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客观事实又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9]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要求我们关注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要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是驾驭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华民族之精神的根本力量，它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各项任务，无一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中华民族面临的两个历史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最终完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都内在地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调查研究，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和概括，形成新的理论和政策，再到群众去贯彻和倡导，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遵循的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到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的一个循环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理论掌握群众，群众掌握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诉求，作为将人民群众视为理论传播客体与实践主体统一的需要，其本身就是一个辩证互动与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就必须在实践中被人民群众所认识、运用和验证，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2.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原则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即形而上学式的理解和辩证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包医百病的绝对真理，是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陷入了对马克思主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和具体论断而不能自拔。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时代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人类的实践过程也在不断发展，永无止境，人们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同样永无止境。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根据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变化扬弃旧义，创立新知，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发展原有的思想与理论。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及其继承者，对已经改变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又用新的创新理论指导发展了的实践的历史，是一部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史。创新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目的与归宿，继承与发展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体。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继承马克思主义，同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继承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能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3.坚持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原则

内化与外化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外化是内化的前提和基础，内化是外化的归宿和目的，外化存在于内化之中，外化是接受外来思想和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外化理论逐渐内化的一个过程，即马克思主义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之民族品格的过程。

坚持内化与外化相统一原则，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适合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和主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知道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2] 那么，在中国到底怎样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从农村出来的毛泽东没有拘泥于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力革命的具体论断，他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通过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和教训，得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结论，再通过群众革命的检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于是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要开始学会管理城市，号召共产党员要努力掌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传播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静态理论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行动，运用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和方式，坚持走民族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有效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各民族人民心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才能内化为中华民族的自觉行动。这是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13]

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揭示的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个政党或者民族的特权，任何无产阶级政党或者民族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还寓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殊发展规律之中，离开了特殊规律，普遍规律也就无所寄寓而成为空中楼阁。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个国家、民族特殊情况正确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普遍和特殊的统一，这些基本原理才能在各个国家、民族中得到应用和实现。所以，要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还要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求助”，因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终极体现”[14] 。马克思要走进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必须走进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要在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被该民族所接受。

首先，要达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精神相契合之真正目的，就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话语转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是有转化的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强调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容，需要改变的仅仅是这些内容的表现形式。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话语转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5]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中华传统文化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华民族之精神要“化”下去，就必须采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传播，使之具有中华民族之特性。例如，“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等通俗的语言激发了亿万农民和劳苦大众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热情。又如，“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不仅浅显直白，直指问题的要害，是契合大众生活的话语方式，也使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跃然纸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尊重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从话语表述到理论内容都是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才能在价值观念上自觉认知、在行动上自觉践行。

其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目标，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唤醒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兼容”并从中找到生长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历史中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6]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没有达到马克思辩证法的高度，但是却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有着许多契合之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阴阳相感而变化生”等。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对事物包含对立、转化和发展等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生动的论述。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做了科学的发挥，创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理论，《矛盾论》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过改造，不断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所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7] 例如，和谐一直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建构的价值理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最高境界和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倡导和谐理念、体现和谐思想的文化形态。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对理想社会所作的一些设想虽然有很大的空想性，但却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几千年来，“和谐”一直被认为是“天地秩序”和“万物法则”，由此而产生了儒家学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和道家学说的“知和曰常”的社会和谐思想。显而易见，他们的精髓都是和谐。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和谐的主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描绘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和谐社会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同样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并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再次，要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之真正目的，就必须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必须要从本民族的传统出发，否则现代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后发外生型”道路，是被外力推上去的，本身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以至于中国共产党被历史潮流推向中国革命舞台上的时候理论准备不足。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在“外力”和“内力”之间寻找新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同步的也是相向的，这就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使马克思主义既不游离于中华民族之外，又深深扎根于时代的土壤。当代中华文化是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一个互动交融体，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再融合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必然会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虽为不同的文化系统，有其各自的‘民族性’与‘个性’，但均为适应人类生存需求和其他需求而发生发展的。”[18]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只有通过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内化为中华民族之精神。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努力弘扬民族精神、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体系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9] 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性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结合的过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族精神带来强烈的民族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最高价值标准。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节，核心价值取向便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和为民族。”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标准，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之精神的不断契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对马克思经典著作和文本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基础；坚持学习基本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统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内化与外化相统一三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过程是循环演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相契合不是一次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展开，对支撑它的马克思主义内在的要求也必然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也必然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认真遵循内化的基本原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之精神的相互契合得以有效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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