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自有人类居住以来就有了风暴，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中，大地的岑寂及天空的雅致，与风暴互为背景。人们像蚁群一样匍匐在地上，劳作、繁衍、结穴，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偶尔一阵风暴莫名所以地卷地而起，或莫名所以地从天而降，生活蓦地倾翻，如世界末日。然后风暴又莫名所以地走了。天空重又现出自古以来的肃穆，那是神和王的肃穆，是命运的肃穆，它的重现再次证明它的恒定，不可颠覆和不可涂改。一时四散的蚁民仰望天空的肃穆，沉默着回到原处，劳作、繁衍、结穴，重又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没有播种的风暴也仅只是风暴而已，它可以是造反，是叛乱，是暴动或者政变，它仅仅是偶然的。在它消失以后，生活依然如故，大地上可以没有它的任何痕迹。
但革命是人类历史中十分晚近的事情。它的萌起迟至近代，而且恰是它的爆发和蔓延开启了现代。据学者考证，就是“革命”这个词的出现，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它不会比哥白尼或蒸汽机这样的名字更古老，它只能如同胞兄弟一样，与这些名字一同生下来，一同进入人类的言说，搅扰亘古的岑寂，使人们在小心翼冀的言说和寻思之时，感觉极度惊异，并且惶恐不安。
据说在法语里，“革命”一词从前只是有类似于天文学意义上的“公转”“绕转”或“循环”的意思(我猜想就连这意思甚至也是哥白尼所赋予的)，直至17世纪英国革命以后，这个词方才除了天文学的涵意以外，也指“世间发生的各种离奇的变化”，具有了风暴、混乱、骤然之变、令人震惊之类的涵意。
今日我们眼里温文尔雅，值得仿效的英国革命，早先也是作为—场叛乱、动乱而引来攻击和谩骂的，它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平和，秩序井然。它在欧洲历史上引起的动荡和混乱，是封建专制的陶瓮里培育的灵魂所不能忍受的。这些灵魂对给予他们稳定的陶瓮热爱备至，他们恐惧任何一道裂隙，任何一股穿过裂隙的风，因为这可能引发全世界流行伤寒。法国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廷臣和文人，倾尽全力诋毁英国革命，将其描述为可怕的、可咒的、十恶不赦的，以此来反衬法国专制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稳定”，他们不会想到，同样的反衬会在一百年后后倒过来重演一次，那一次将会由英国的廷臣和文人，反过来以英国的秩序和稳定去抨击法国的可怕的革命。
从法国启蒙思想家把“革命”一词从“叛乱”“政变”一类的词义中分离出来，赋予了它人类精神进步的意义。在启蒙思想家笔下，革命——这个可怕的词——被用于描述人类在科学、艺术、思想等精神领域的演进，它也被用于描述政治变动事件，但那事件已不再是孤悬的，已处于人类精神演进的链环之中。从这时开始，革命方才有了“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这些明亮的色彩，指向人类挣脱蒙昧、复萌理性、改变世界的历程。在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他们所从事的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事实上，这倒的确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引起的根本性变化，是如此深透，如此恒久，以致它的蔓延和连续不断的爆破再也不能停下来，人的生存状态迅速地改变着；以致今日我们回望革命还不曾出生的从前，竟觉得是蛮荒一片；以致我们再也不可能再也不愿意回到千古的岑寂。
野火星星点点燃烧，因风而连成一片，因堆积千年的可燃物而连成一片。在持续不断的燃烧中，一个新型的革命，被锻造出来了。它与以往的风暴相似的是摧毁和破坏的力量，它与以往的风暴不同的是播种和种植的秉性。如果说这是一场风暴，那就是一场会播种的风暴，它以风暴的形式，把种子播得极其广远。风暴之中，人们将发现自己的灵魂里充满新鲜的空气，—些从前不曾见过的芽叶在萌生出来。
法国革命以其决绝和激烈之势，使人们前所未有地感觉到现实生活的不能容忍；也正是其爆破般的推进之势，迫使人们迅速转过脸去，注视并确认风暴的不可逆趋向，从而使先前的英国革命获得了不争的合理性。
启蒙思想家第一次在欧洲思想史上塑造了自由的人类的形象，描述了人作为人的权利，在低垂的天幕上，画出一个比众神伟岸的直立的人，让自古以来在王权之下匍匐而行的人们映照自己。这的确是一场革命，它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我想可以与猿直立起来演变为人的进化事件相比。有一句至今振荡我们心灵的名言就是法国大革命时喊出来的：“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个人权利对于君主权力、专制权力的挑战，构成革命的品质，这是一种平民的品质。青春的品质，它绝对的与一个君主制造一场动乱以取代另一个君主无关，更绝对的与新坐王位的君主摆布各种花样以加固自己的统治无关。那一类的动乱和花样，自有了统治者这种东西以来，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千百年来屡屡上演，直至而今。所不同的是，自从革命一词有了亮丽的色彩，每每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自由的热望，一种解放的欲求，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以来，某些君王就学会把她打造成冠冕戴在自己头上了。这种新式的冠冕具有神奇的效力，凭藉它可以繁衍成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以革命的名义赋予了暴政的合法性。新式的君王头戴冠冕，一再地言说“革命”，一再地运动“革命”，将革命的平民品质毁灭殆尽，使其衍变为王权专利的新式称谓，成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同义词，从而使平民恐惧憎恶。这倒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难以逆料的。
然而，在18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就连君王的廷臣们，对何为革命也是分得清的。
有一个细节几乎是任何一种写法的法国革命史都不会遗漏的：
1789年7月14日把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闻消息时惊慌地问：这是一场叛乱吗？
他的廷利昂古尔公爵当即回答道：
“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