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步伐放缓缘于阻力加大

记者：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3年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5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但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推进了30年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子似乎慢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停滞，很多问题，已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您怎么看？

李义平：30年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趋近，但毋庸置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不健全的。有些领域和地方已出现倒退的迹象。市场经济要发挥应有的功能，需要相关的制度载体。

我们应该看到，历次经济危机几乎都是没有提供否定市场经济功能的案例，世界上现在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积累过程，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现在出现的华尔街的过度虚拟，乃至欺诈，本身是一个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加强监管的问题。

改革的步伐之所以慢下来，原因是走到今天、改革确实变得更加艰难了。我们是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的改革把很多难度大的问题都推到了后来。今天改革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改变。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是大家的共识，但改革走到今天一些人在已有的改革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要继续推进改革，就要改变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比如说对垄断行业的改革、资源价格的改革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改变等。过去曾经是改革的推动者，今天则成为被改革的对象，随着改革的进行，阻力也将越来越大。

但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告诉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记者：过去的几年间，中国在财税改革、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在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都进行了甚至是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为什么人们仍然感到不满？是进程太慢还是偏离了改革的方向？

李义平：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是以社会服务的相对短缺为代价的，人民群众以个人承担社会服务和公共事业的形式为经济发展减轻了成本。

市场经济之下，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分工，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有严格的区别。即使在资本主义那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像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甚至包括住房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政府不仅对私人投资严格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政府投资最多的领域。

在我看来，人们的不满，很大程度还来自于逐渐扩大了的贫富差距以及各种不公平。例如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不能平等就业，各种行业保护，各种"拼爹"行为、环境污染等等。我们的改革应当回到"人"上，经济发展最终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福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永远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GDP中对人民群众的福祉是负效应的成分我们宁可不要。

记者：当下的很多社会问题很突出，怎样看待似乎幸福感在减少呢？

李义平：幸福首先是一个主观评价。从经济学角度看，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会自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人们通常会进行横向比较，虽然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和别人相比较时幸福感就会相对降低。另外，经济发展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欲望，很多的欲望是非经济性质的。对于政府而言，要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可以做的就是继续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得更大，这样解决问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就能更大。同时，还要努力实现社会公正，让大家机会均等、各得其所。同时，还要让民众能够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目前人们幸福感的减少来自于各种机会的不均等，以及改革的成果没有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老百姓。当然，除了社会的原因作为个人也要进行调整，要善于寻找新的幸福的均衡点。

总之，中国经济的真正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世界上没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发展有发展的问题，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要正视问题，坚定不移地推动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

记者：近两年来，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关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均采取的是政府"有形之手"进行救市，我国也正是通过4万亿投资的拉动，实现了经济的"保八"，而这也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质疑。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义平：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怀疑过。当看到最初的资本主义危机后，马克思曾设想通过"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但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由于自身组织成本太大而呈现低效，正是因为这种低效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寻觅觅选择了市场经济。凯恩斯不像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加上危机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人们不敢投资，不敢消费。他认为要恢复市场和人们的信心，促成经济复苏，仅靠市场不行，还要依靠财政政策。凯恩斯政策实施的结果是问题接踵而来。

历史证明，凯恩斯主义确实是饮鸩止渴。本来经济危机就是因为产能过剩，加大政府投资，短期内扩大了需求，但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说滞胀，通货膨胀开始变得严重，而经济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于是在经济思想史上发生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

记者：怎样面对危机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呢？

李义平：危机如同人体感冒发烧一样，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千万不能反应过度。感冒本来是排毒，是人体的自然调整，感冒一来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但其深层次的矛盾却被掩盖。

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是经济周期中的特有阶段，没有危机，没有破产，等于就是不让市场经济体制工作。危机可以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的产能，在竞争规律的刺激下创新。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危机，我们多少有点反应过度。我们要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下必要的时间和空间，让市场去调节结构、刺激创新。面对危机我们要完善市场，去健全和修补市场、尊重市场，而不是频繁的、行政干预式的宏观调控。

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滞涨，历史上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应对举措，是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想的运用，即国家唯一可以实行的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其它的问题让市场去解决，而非频繁的干预经济。同时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还有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刺激人们的工作、投资、消费等等，实实在在地增强经济实力。

记者：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宏观调控，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宏观调控？

李义平：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因为存在着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但需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被动的宏观调控，而非主动的宏观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首先是市场配置资源，没有特定目标。实在需要调控的时候，也是有特定的调控领域，并在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没有运动式的手段。即使是启动经济的非常举措，也应着力于改善产业环境和经济秩序，着力于提振信心，而不是着力于支持哪个行业、哪个产业，或者哪种经济成分，例如偏向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忽视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因为实践证明，"政府失灵"同样存在，干预太多就会适得其反。

但眼下的问题是，本来应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一视同仁的平等进入，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对竞争秩序的规范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做得不够；而政府又做了很多在市场经济下本来不该政府做的事，比如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充当市场经济主体，频繁地行政干预，与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城市化，以及过分积极、主动的宏观调控。跨过一定的界限的干预，就是接近计划经济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下，民营企业发展中根源上的体制机制并没有解除。

尽管在整个过渡期间，我们不得不进行次数相对较多的宏观调控，甚至有时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建立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市场在市场的轨道上，政府在政府的轨道上，各自发挥各自应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的作用，才有最佳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效应，没有政府行为的规范，就没有其他主体行为的规范。

历史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值得警示

记者：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有一些专家担心，中国正在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义平：我明白他们所指的意思即权力和资本的勾结，进而占有和垄断社会财富，阻碍公平正义。

很有必要指出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集权的社会，集权者掌握了大量的优势资源，极易产生权贵阶层，前车之鉴是历史上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样会使寻租的基础不断扩大，而寻租者必然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不仅权力管的事情较之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减少，反而由于改革、由于过渡而产生的规则真空不得不靠行政手段去弥补，因而大大增加了权力所管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同样基于规则真空的原因，对权力的监督反倒大大减弱。长期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会产生很多消极的东西。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者对改革会表现出越来越保守的态度。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寻租者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阻碍或歪曲改革，这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以为真，并且误入歧途。

所以，只有深化和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解决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然中国就将出现倒退，改革没有退路。

光明的前程在于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

记者：那么，我们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应当是什么呢？

李义平：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的时候，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指引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前进。我们经历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唯一使我们富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在寻找新的均衡。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应当正确地面对这些问题，积极地解决问题，一切志士仁人都应当坚定不移地推动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为此：

第一，要坚信市场经济的魅力。如果市场经济没有魅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民早就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了。经济理论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是唯一能够使人类富裕的道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并没有提供怀疑、甚至否定市场经济的案例。市场经济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和完善体制机制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出了问题，那是进一步完善监管，而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问题。

第二，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功能，必须有市场经济的制度载体，不能把体制方面的先天不足产生的问题归结于市场经济。例如，不能平等进入的问题，过度审批的问题，长期存在的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政府不作为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都属于制度本身不健全的问题，不能算在市场经济的头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问题。

第三，特殊性需要强调，但不能过份。在我国特定的情况下，既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更要注重市场经济的共性。从哲学层面来看，共性是关于事物质的规定性，是规定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的。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强调其特殊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和五千年集权社会的历史使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它的特殊性。我们反倒应当对市场经济的共同性给予必要的关注，首先使它像市场经济。如果是一个"四不像"，那就可能集中了两种体制的缺点而不是优点。

第四，在我国这样的历史基础上搞市场经济，需要特别注意和防范政府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

记者：当下关于再改革的呼声很高，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是什么呢？

李义平：再改革，其实就是对改革的如何深化。现在的改革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难得多了，改革处在攻坚阶段，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在于：

首先，要全力以赴，大力度地打破垄断。全世界所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反垄断法，并且会得到严格的执行。我们的垄断是靠行政力量形成的，要打破这样的垄断比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垄断要难很多。垄断妨碍了公平、扼止了竞争、降低了效率。例如金融行业的垄断，虽然银行系统获利颇丰，但却一再出现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石油系统的垄断使得油价一涨再涨。在垄断的条件下，还存在着就业歧视，存在着分配问题的拉大。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利益集团，必须全力以赴地打破垄断，认真落实两个"非公经济36条"。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似乎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只要民营经济能够公平进入、平等竞争，就会极大地促进实体经济，扼止虚拟经济。

其次是充分认识并且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要得到真正明确和切实保护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要不保护，它就会跑到"安全"的地区、"安全"的国家。我们国家现在不少富人都在移民。我们一方面在招商引资，一方面资金外流，这是件很尴尬的事情。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视察时，一再讲到农民土地产权的保护问题。地方政府低价圈农民的地、再高价出售，很多地方的所谓发展就是还有地可卖。切实明确和保护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对我们而言已经刻不容缓。

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改造政府职能。首先是政府退出扮演市场主体角色的领域；其次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最后，完善干部的考核标准和选拔机制。用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标准代替单纯的GDP标准，在干部的选拔问题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一个，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是靠创新，不是靠劳动密集，不是拼资源、拼环境，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往所以拼资源、拼环境，是因为在给定的条件下这样做是有利的。新的制度安排应当有利于创新，而不是拼资源、拼环境，应当有利于消费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靠政府的投资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