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影视书本，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似乎从不为钱发愁。他们并非神仙，只不过“革命史叙事”何其光辉，岂容翻出“孔雀的屁股”污人眼目，故将资金匮乏对革命组织与革命者造成的焦灼感受一概省略
“党产”问题大有玄机
十年前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有不少意味深长之处，如该书终篇“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所谓“党产”，即中共在革命年代通过各种生产、经营、贸易以及其他特殊方式积累的属于党的资产，书中形象地称之为党的“家务”。这些资产，既可用以补助党组织的日常活动经费，又可于特殊困难时充作军资，或抚恤革命烈士的家属遗孤，但据杨尚昆说，“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
然而在1949年进北平前，要开新政协时，“任弼时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当时的情况是，民主党派纷纷抛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转而与中共结盟，而他们并无“党产”以资维持，所以其活动大多有赖于中共“做东”。于是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作了明确的结论：对待民主人士，“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杨尚昆回忆录》，293-295页)如此，以“党库通国库”的解决方式，经营多年的“党产”似乎告一段落了。
笔者当年读史至此，叹息良久，有意犹未尽之感，觉得“党产”问题大有玄机。此中除了“党国”转型必然涉及的政党活动方式值得深思外，尚有一个现代政治史的大问题隐而未发，即革命组织的活动经费与其运动兴衰之间的曲折关系———及至后来拜读了杨奎松先生的宏文《政治独立的前提———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财政援助问题的历史考察》(原载《党史资料研究》2004年1、2期，收入《读史求实》时又做了增补)，乃大为惊叹，深知倘非有心人做水磨工夫，出不了此种精心佳构，而其史识、史才与史学三者融汇，亦可见一斑。
杨奎松先生收入此文的《读史求实》一书，虽为新旧论文结集，看似并无统一主题，但若读者留意，却处处可见作者用心。在笔者看来，其道一以贯之，是以其史才与史学，去摇撼甚至推倒某种史识、史观(主要是或多或少神化了的“革命史叙事”)渗透或支配的各种固有“历史叙事”。这些叙事或枝蔓牵连，斩断不易，或树大根深，用力独难，而察其摇撼之效，却每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观感。如书中论及的源自外援的经费对中国革命效能的制约与滋养，苏联的国家利益、意志和革命经验造成的中共战略和理论(典型如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摇摆与摄动，阶级斗争话语对于外交战略、土改甚至具体而微的武装冲突(“安平事件真相”)的扭曲与干扰，这些问题经其发掘或驳难，或开一时风气，或成一家之言，总之令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新意迭出，波澜横生。笔者愿撷其一英，略为含咀，即以书中论及而笔者亦颇感兴趣的革命经费问题为由，说点题外话。杨先生书题为“读史札记”，本文权作“读杨札记”，以示崇敬，非为效颦。
革命路上没钱不行
说来奇怪，任何人出门上路，除非是乞讨，都少不得要备上盘缠，否则寸步难行，而唯独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似乎从不为路上的盘缠和生计发愁。其实，他们也并非有点石成金之能，只不过“革命史叙事”何其光辉宏大，岂容翻出此种“孔雀的屁股”来污人眼目，故而将资金匮乏对革命组织与革命者造成的焦灼感受，当做编撰历史的下脚料一概省略。
殊不知资金乃任何革命组织和革命者赖以行动的最基本的资源，有之即能风生水起，无之则为涸辙之鱼，解读中国革命的兴衰荣辱而不看看革命者的“钱袋子”丰瘦如何，则点评历史终究没有论到狠厉处。从此处着力的研究，笔者所知，前有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后有杨奎松“共产国际的援助”一文，王奇生先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第五、六章论及上海、广东的中共组织时也大幅涉及，近来亦有裴毅然《中共初期经费来源》一文，均为爬罗剔抉之作，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经费问题对于革命者个人生活来说，在不同成员中感受并不相同。财大势大的个别党员可以凭一己之力在自己家乡发动农民运动，如早期农运的领导人浙江萧山的大绅士沈玄庐和海丰农运领袖彭湃；像陈独秀、李大钊等大牌教授，其月收入几百大洋，个人生活无虞，就从中提出几十甚至上百元来赞助革命；有些已经成名的人物，如果不能拿出大笔的钱来资助，那么至少自保是没有问题的，如陈公博说，中共成立之初，广东区委的经费由谭平山和陈公博等人用自己正当职业的薪水来负担，而革命初期上海的党组织经费，一度要由党员卖文章来支持；活动能力强的成员还可以拉来大笔私人赞助，著名者如毛泽东向章士钊、蔡和森向聂云台告贷。但那些正在求学或初入社会的参加或者有意参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进步青年，则无此条件了。他们在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大困扰就是个人社会生活和革命任务之间的冲突。为了革命，他们得搭进自己的大量时间不说，还往往得倒贴自己辛苦赚来的养家糊口的钱。长此以往，且不说“革命热情”终将沦入“乌有之乡”，就是眼下的革命活动也时常难以为继，随时可能中道而辍。
1924年时，北京团组织的报告提到，黄日葵(北京地方团组织早期领导人)穷得一个钱都没有，往往寄一封信，都得临时找人借三分邮票去，以至自己愿牺牲重要功课去做联络的工夫，因没有车费而竟不能实行。同样的情况各地都有，如江西九江团组织报告，连开会也找不着地方，甚至购买新的出版物也没有半个钱，负责同志差不多天天在谈“生活问题”，因而向上级要求最少给养本地组织一个人的生活费。在湖南平江，地方组织报告说此间经费异常困难，组织者大多失业，不独无能充款办公，即自身生活亦成问题，通信尚且无钱，何况印刷传单。而在常德，地方团组织也是穷得连邮票钱都没有，更没有钱去印发组织下发的文件。北京组织负责人被调到上海去工作，但临行前连旅费都筹备不出来，只好作罢。1921年包惠僧要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没有盘缠而不能成行，后得朋友赞助方能遂意。
观此不难明了，如果中共党和团组织要扩大其组织网络，加强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的组织运动，就不得不将这些活动分子变成“职业革命家”，使其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俾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从事革命运动。而革命活动如租房办公、兴办杂志、印刷散发传单文件、开会组织罢工和学运、各地出差联络，以至维持运动骨干的基本生活和运动失败的善后，无一不需“孔方兄”的热情赞助，但于革命来说，孔夫子教导的“君子固穷”绝非善策，乃是死路。可是，初期的革命组织本身并不如后来有了根据地可以从事生产经营或打土豪挖浮财，其财路安在？这就牵出了“苏援”对于中国革命兴衰的意义问题了。
苏俄的“钱袋子”敞开了
如杨所说，“今天，由于研究中苏关系史的诸多学者近二十年的努力，过去绝不承认中共革命接受过外援的官方学者，都已经认同这样的援助确实存在了。”(见“序言”)但对于如何解读这些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却仍大有分歧。固守成见的史家，或则贬低苏援的数量，认其为少得可怜，或则对其作用轻描淡写，认为其无关大局。但杨文的卓越贡献之一在于，通过巨细无遗的多国史料爬梳对证，指出这些援助之数量，仅据不完全的资料所示已堪称巨大，而其重大作用则在众多历史关显头露无疑。
即以创党初期而论，“最初不过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这一基本事实”，岂能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一语盖过？所谓“形势”，没有金钱堆砌，不免沦为空中楼阁。当时的共产国际来华工作人员即提醒莫斯科，“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读史求实》，76页)而总书记陈独秀向共产国际作的工作汇报中，也曾详细罗列其经费预算和开支，以1925年1月为例，收入总额5297元，其中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支助即占了4700元，其余为上年结余。
此后转入武装斗争阶段，固然“枪杆子里出政权”，但“钱袋子”里出“枪杆子”，这个道理也一样成立。在国民革命中，为了争夺苏俄的经费和物资支持，陈独秀等领导人和鲍罗廷还产生过争论。而直至国共分裂，苏俄始终将革命经费的主要输送对象限定在国民党，中共无法掌握太多军事资源，这是国共分裂时中共几无还手之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当分裂关头，共产国际醒悟其非，转而着力培养中共武装 时 ，“钱袋子”就向其敞开了 ：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仑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纳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读史求实》，83页)倘说苏援无关中共革命的成败，那如何解释层出不穷的史料中当时的中共近乎声嘶力竭向苏联、向共产国际苦求经费接济的种种诉求？自始至终，迟至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此种吁求从未中绝，不绝于书，《读史求实》中“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等文，以及《中间地带的革命》等著作中发掘甚多，无待多言。
“柜台”是历史的“后台”
大凡读过杨著之后，不难信服其结论：“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是成正比的。援助力度大、数额多，中共开展活动的范围就大，影响也就随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断，哪怕只是暂时的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共许多工作的混乱和萎缩。”(《读史求实》，112页)我们确也看到，在苏俄提供经费支持之前，中共的行动能力非常有限，尤其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宣传与政治动员。只有在中共开辟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可以通过生产经营和打土豪等等方式自己筹措大笔经费之后，中共的革命才逐渐摆脱了苏俄的直接支配，而获得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毛泽东总结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红色政权的三大支柱，从汲取资源的角度来看，确实精当无比。
在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研究中，“资源动员理论”认为革命和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能够用来从事社会运动的资源增多了，这些资源包括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社会上能被社会运动组织所利用的钱财资源增多等等，而后者尤其重要。见诸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经费对革命事业的发展向来是一重制约。1907年前后同盟会中各派的分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经费如何分配。中共早期也曾因经费分配问题而出现不团结，如李达回忆，陈独秀和李汉俊就因为经费问题闹矛盾，“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见《一大前后》(二)，第9页)向来“君子不言利”，而这些革命大佬却往往因此“阿堵物”失和，原其本心，倒并非“发财”心切，而是经费无着，则其具体运动措施绝无展布可能，革命的大手笔也无从做起。
从历史的“后台”———也是“柜台”———来理解中国的现代政治史，观察的视角独特而刁钻，但也确有说服力。当然，这仅是其史学建树之一，即以此书而论，值得细品之处也甚多，读者自有明断，不待笔者翘舌了。来源: 南方报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