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国办最近对外公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份通知实际是国办于2011年2月26日印发，时隔一年与公众见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后，户籍迁移实行分类政策，即县级市、地级市、直辖市落户条件不同，落户难易程度不同。县级市落户比较容易，而直辖市的落户须“合理控制”。
呼之不出的户改终于有了一些渐进的眉目，户籍新政在争议与非议中姗姗而来。如何解读这份“积极稳妥”的户改新政，可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倒是有两个细节，在严肃的解读之外，有益于我们对新政的把握：一是这份标注“2011年2月26日印发”的通知，几乎是迟到一年之后才与公众见面；二是就在这份通知面世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评论，畅论改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注脚，却鲜活再现了户改的背景：积弊重重，不改则危；利益纷纭，改则动心。
户籍改革是个众望所归又千头万绪的工作。这是一个平权、赋权，盘活社会资源、重整结构要素的过程，其间的核心，是城乡落差，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在“城门”在做文章。理想化的办法，是拆除门槛、废弃“城门”，但问题是，眼下而言，让挤破脑袋的“北京户口”与边远山区的农村户口“等价”起来，既不现实，也不理性。一是诸多城市未必有容纳“穷亲戚”的心；二是客观上也没有拿出公共资源招待“进城者”的力。稳妥的办法，就是一步步打开“城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所言，在近十几年的户籍改革文件中，对于农民落户都是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放开，尤其是强调小城镇这次在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体系之中，放开了那么多设区的市，政策设计确实往高处进了一步，还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有“积极稳妥”的前提，新政难免会体现“留有余地”的特征：一者，这次户籍改革，特别强调“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与户籍脱钩，这也进了诸多新闻的标题或导语，但冷静下来看看，这三者与户籍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农民工子女教育上的话语权、人口红利后的用工荒……已经率先挣脱了与户籍的亲密关系，倒是绑架在户籍之上的住房、医保、高考等诸多核心层面，是亟待纾解的顽疾，遗憾的是，一个“等等”，估计也令地方部门在执行的时候有了自由裁量的机会；二者，城市承载能力再次成为“拆门”或者“多打开一点空间”的借口，具体化来看，与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啸叫的“限外”之声互为共鸣，但是，我国香港或日本东京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的极限是个悖论的命题，人多或者人少，只要遵循了市场逻辑，断不至于闹成灾难，世界上大城市人口仍在扩张，为什么我们不能？倒是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考量的“荷载能力”，常常沦为“关门”的不二理由。
面对户改，我们经历了1978年之前的严格控制期，也尝试过1984年之后的“开门迎客”，直至2001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户籍制度的每一次转身，与经济社会的转型相辅相成。户改，不只是兑现公平宪法权益的政治大戏，更是适应社会存在的经济新声。先赋差异下的户籍区隔，已经滋生出“同命不同价”等诸多无解症结，如何打开“城门”悦纳每个公民这不是讨价还价的愿景，而是必达必至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