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史记》中的商鞅传，商鞅是一个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
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坚定，理想执著，目光远大，行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又有秦孝公始终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羸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且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桑弘羊)，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国谋，善；为己谋，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却败了。郭沫若认为，他与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顺便提一下，“公私分明”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商君书》里)，其实孝公还有为子孙谋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国后来的应侯范睢说商鞅：
事奉孝公，竭尽自己所能没有二心，一心为公不顾私利，使赏罚诚信而致国家大治，用尽自己的才智，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骗故友，俘虏了魏国的公子卬，最终帮秦国擒获敌将破败敌军，掠地千里……
[原文：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擒)将破敌军，攘地千里……]
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为了秦国，他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郭沫若都对此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秦孝公死，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风声日紧，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已请求退休，蛰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归魏国。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为您竟然能出卖欺骗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们无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疯啊。
让人怜，又是他被车裂的结局。当他被复仇的人群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故国不接纳他，他只好带着他的为数寥寥的徒属北上击郑，做无望的困兽之斗。他大约想在秦以外自营一块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无立锥之地。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诸侯各国纷纷对他关起大门，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对他咬牙切齿；眼前是四面竖起的墙壁，一片说“不”的声音，“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属，再无他的朋友—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之道了。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或对外部压力说“不”的话)。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个月后，可怜的、走投无路的、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列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到此时，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献给秦国了。其罪名真是极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个把良心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
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心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好在《商君书》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
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暧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
若国家如《商君书》所云，极而言之，则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国家当是监狱。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固然具有极强的攻击力，在列国纷争中频频得手，但对人民来说，却毫无幸福可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实在是极大的不幸。最后，这个为秦国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二
《商君书》，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胜民。这是我读枯瘠、冷酷、蛮不讲理的《商君书》后得出的结论。
壹民，据我的分析，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平时耕田，战时攻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农战篇》所列)、“士”、“以言说取食者”、“利民”(吃利润的人或投资者。《去强篇》所列)等等，则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应使他们无路可走，从而逼他们归入“农战”一途。二是，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似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民为体，农战为用，一体而二用。其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使社会结构简化、单一化、垂直化，社会生活单调化，由一个绝对中心控制：
《赏刑》曰：?
圣人的治国，实行一种赏赐，一种刑罚，一种教育。
[原文：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算地》曰：
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从事农业；对外，要求人民一律尽力战争……人民的倾向一致，才肯务农。人民务农就朴实。人民朴实，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荡。
[原文：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壹民”的目的，当然在于使民“朴”，也就是愚朴顺从。“壹民”的具体措施，则是先从经济(利益)的一元开始，然后达成政教的一元：
《说民》曰：
人民的欲望有千万种，而满足的途径只许有一条(农战)。
[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百姓的欲望千差万别，而我们只让它们从一个渠道来达成：农战。这就是一切专制国家所津津乐道地宣传的集权的好处：能集中社会所有力量于一途，从而达成一般民主国家所不能达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众深被创伤，付出代价，则在所不计，而民众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靳令》曰：
抱定十个方针，国家就乱；抱定一个方针，国家就治。
[原文：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朝廷的利禄，从一个孔儿出来，国家就无敌。
[原文：利出壹空者，其国无敌。]
《农战》曰：
国家实行“绝对一律”一年，就十年强盛；实行“绝对一律”十年，就百年强盛；实行“绝对一律”百年，就千年强盛，千年强盛的国家，就成就王业了。?
[原文：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这种运用国家机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统一到政府目标上来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点却无论如何不能熟视无睹：
一，这种做法无视一切个体意志与个体差异，使社会目标单一化，蔑视并抹去了任何一个特殊个体的个人目标，个体幸福被当作不正当的欲求和国家集体的障碍物而踏平碾碎，个人只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像《商君书》中的“民”，只是国家生产的工具和战争的工具。只有利用的价值，而没有被关心的意义。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是一个机器中无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无独立价值与尊严，不仅其精神存在被当作无用有害的东西而彻底抹杀，甚至其肉体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视他能否充当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标完全合乎道德，合乎全民或全民中绝大多数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其与人类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驰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幸福。而没有个体幸福，只有秩序和政府意志的社会，我们只能说它是—监狱或劳改营了。而商鞅在秦国设立的监狱更绝：他不容许有人给罪犯送饭，说这样就能令人惧怕监狱而认真开垦农田(《垦令篇》)，这真正是斩尽杀绝。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不垦田，就要进监狱，政府的专断已使垦田不再是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开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胁。而另一方面，监狱中只有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才对监狱外的良民构成威慑，这恰好证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国，与监狱的差别只在于有没有面包而已，秦国的社会只不过是有面包的监狱罢了(假如秦国的百姓能有面包吃的话)，良民和罪犯一样，都是没有自由的。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任何个人幸福。当然，奴才除外。专制国家只能有两种人：对体制感到痛苦却不得不服从的奴隶；因长期服从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奴才没有幸福，只有幸福的感觉，甚至幻觉。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在专制时代或专制国家，人们往往特别热衷于探讨或鼓吹幸福的主观性。而对幸福的客观性—幸福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则有意加以忽略。这种对幸福的探讨，是典型的奴才哲学，或是有意的献媚哲学。
二，在一个独裁的社会里，政府目标的合理性是无法得到保证的，甚至大多数时候更只是一小撮人的意愿。所以，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往往变成了一种异己的怪兽，不仅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个体被它吞噬，而且这种国家力量在“一致对外”的时候，还极可能使一个国家变成全人类的祸患。秦国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读《商君书》中的《境内》篇，通篇都写着血淋淋的“斩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传统，在变法后的秦国，扫地以尽。据《史记》累计，秦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这还不包括秦国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数。像白起这样极其残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将军。可以说，秦国残忍地践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则。这种现象不仅在战国时代的秦国那里充分显示出来，二战期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现代的“虎狼之国”。
“壹民，”还有一种作用，那就是在整个社会造成一种垂直性的上下关系，而斩断一切横向的平行关系，这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基本构图。在这种垂直关系的最上端，只有一个人：君王。正如孟德斯鸠所云：“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这里我想对商君打击秦国宗族权贵说一点看法。我们当然不会同情宗族大姓，但假如我们不从道德角度看问题，那就会发现，打击这些世袭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宗族，实际上其目的就是为了君主独裁！吴起、李悝，包括屈原所做的，都是这样的工作。我们从《尚书·周书·洪范篇》及《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节中知道，周代政体应是贵族民主制的，国家行政首脑“天子”，是必须听取斟酌各方意见，接受各方约束的。而一旦拒绝这种约束，如周厉王，其结果并不是周厉王肆无忌惮大肆镇压，并在最后玉石俱焚，王朝崩溃(这是中国后来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基本模式)，而是周厉王被流放，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发生变故的只是天子一人，社会并没有太大的震荡。出现这种局面乃是由于权力有了制约机制，而制约权力的就是贵族集团。所以，要实行封建的君主专制，必须先打倒贵族集团，解除贵族集团对君权的限制。所以，商君也好，李悝也好，吴起也好，他们把打击贵族集团当作实现政治一元的必经之径，必要手段，这当然也就形成了后来韩非所说的“法术之士”与“大臣”(宗族成员)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所以，“壹民”，是一个大大的乌托邦狂想，而一切乌托邦最终都是以一元社会为基本特色。设若国家如《商君书》所云，极而言之，则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国家当是监狱。事实上，一个绝对一致的一元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监狱，所有的人民都是劳改犯，在国家指令下劳作，在劳作中改造，苟生，创造国家财富，维持国家生存，而个体自身，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利。
本文摘自《风流去》，鲍鹏山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