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今年是美国的“苹果年”，再过两三个月，期待中的IPAD 3即将面市，料想会掀起新一轮苹果旋风。可是，最近《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时代周刊》等一些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相继发表长篇报道，批评苹果公司的海外供应商存在苛待劳工问题，成为美国和世界的新闻焦点，苹果公司自己怕也没有想到，苹果年竟然如此开端。
“苹果问题”非苹果
此苹果问题并非它独有的问题，只不过它树大招风，被记者们作为典型挑来说事。它只是今日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蕴含着问题复杂的方方面面。
一个星期前，奥巴马总统依惯例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大选年前最后一个表彰自己政绩的机会，必须是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主题是金融危机几年后的经济复苏，具体落实到工作机会的复苏。他给美国人打气，提到虽然在他上台前后，美国失去八百万个工作岗位，可是在最近的二十二个月里，又恢复了三百万个工作。但是，相信奥巴马总统还是明白，前景仍不乐观。于是他谈到一个事实：美国人现在面临的困境不是单纯由金融风暴造成，他说：“让我们记得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在经济衰退爆发前，工作岗位和制造业早已离我们而去。”所以，国情咨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回归。这是老问题了。
但是，这不是苹果问题。苹果只是一个大样本。《纽约时报》提到，去年二月一次企业家和总统的餐会上，就苹果产品多在国外制造，奥巴马总统就问过乔布斯：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快人快语回了总统。结论是：门都没有。理由就不用说了，成本低，不是只低一点。
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企业家在无穷尽地追逐利润，必然要把劳力型的企业转移到劳力最为低廉的地区。从苹果来说，追求利润只是一个因素。它的生存依赖创新。它除了必须维持极高的研发基金，还需要超高效率，极大的工作弹性，甚至一些唯手工操作才能达到的超高质量，这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打造一个超级完美产品，对类似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也已经不仅是追求利润所能完全解释的了。在美国本土，这一切都不可能同样做到。
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的海外转移，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中的事情，不是奥巴马总统要劝就能劝回来。当中国工资提高，工作会向更低的地区流动，大多不会流回美国。下一步就连中国都可能开始向国外转移一部分产业。
全球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发达国家自己的劳工问题都是在近一百年中逐渐解决，以前更不会在意自己产品的海外制作者的境遇。是文明进程本身在推动公众关注其海外工人的状况，并促进改善。在这一波苹果风波之前，不同的西方名牌产品，例如耐克鞋供应链的类似问题，也曾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过。
要求大众关注国外低价产地的劳工状况，这是西方媒体近年来一个持续的努力。
谁的错？
所以，这不是突然而来对苹果的围剿，麦克·戴西早就在《美国生活》节目中，就做过一档 《史蒂夫·乔布斯的痛苦与喜悦》，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详尽报道了苹果公司中国供应厂令人忧心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乔布斯一直是大众偶像。他和苹果公司一直宣称有自己关注劳工的价值观，这在苹果公司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可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所谓美国做不到的工作弹性、低价，都在严重损害生产地的劳工权益，这是美国媒体一起开始向苹果开刀的原因。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用了苹果内部人员的说法，使得接任乔布斯的蒂姆·库克很生气，他在公司内部向全体同仁发出自己的回应。他认为，苹果公司和他自己，“都遵循着自己的价值观，关心全球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员工。”那么，乔布斯、他的继承人蒂姆·库克和苹果公司，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虚假的？如果我们去细究，库克并没有撒谎。
随海外产业链成为常态，美国人也越来越关心产业链血汗工厂问题，所谓产业链，对方工厂大量是外国独立工厂，实际上你管不着。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作为产品购买者，能够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督促本国的订购终端。于是在克林顿总统参与下，于1999年成立了“公平劳动协会（FLA）”，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集合一切可利用力量，包括企业、大学和民间组织等，一起致力于消灭全球范围的童工和血汗工厂。当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了此类问题的成衣业和制鞋业。FLA参照国际劳动组织标准，制定了对工作场所的各种规定指标。关键是，同意参加FLA的企业，不仅本身要受到制约，而且其供应链也在同样标准下受到监督。FLA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有权对工厂作突击检查。
的确，苹果公司在改善产业链的人权状况问题上，有具体的细节措施，例如，苹果一直在发布自己产业链的“人权报告”，主动列出问题；事无巨细地明文要求，自己的供应商要承诺：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要符合国际标准。两年来，苹果公司在FLA的协助下，具体“改善了数十万名工人的工作环境”，两年来培训了一百多万海外员工，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能站出来申诉。据库克说，在这方面，鲜有哪家公司做得更多更好。他说的没错，二十天前，FLA宣布，苹果公司从2012年1月13日起，已经正式申请，成为FLA的正式成员，向FLA提交了它的全部供应商名单，以供监督。也就是说，以后哪怕记者不调查，苹果供应链中海外工厂的人权状况、改进或恶化，也会不断由FLA监督和公布。而这样主动加入FLA、去接受监督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是第一个。
这次苹果公司的海外供应商苛待劳工的报道，有许多悲惨细节。这一切导致美国出现抵制苹果的呼声。原因就是，对有高道德要求的消费者，唯一出路似乎就是抵制终端产品了。可是，产品也是全球化的，长期、全面的抵制很难做到，改变消费需求也一样难以做到，苹果消费者遍布全球，仅追求一个“酷”字，就足以迷倒一船人。美国媒体很早就注意到，苹果消费者对价廉物美、不断翻出新花样有了越来越高要求，这些要求直接导致工人们部分的恶劣劳动条件。《洛杉矶时报》甚至认为，“苹果没有错，供应商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说到底，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话没错，可是，消费主义盛行，源于“人”之难以克制的本性弱点，也越演越烈。即使真要抵制，最近成为焦点的苹果供应商，它的客户远不止是苹果。惠普、戴尔等等各家著名电子产品公司，都在它的客户名单上。更何况还不止是电子产品，正如《时代周刊》所说，全球化之下，“这不是苹果的独有问题，几乎我们使用的所有产品，都有类似问题。”你想抵制都抵制不过来。
似乎知道谁的错就可以纠错，可是，美国报刊们一圈绕下来，又转晕了。劳工权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产地劳工权益如何保护？
全球化以后，这是一个不平衡世界的棘手问题。
从苹果公司近年来的努力，直至最近加入FLA，库克的辩解所言不虚。同时，苹果公司的价值观，也会在企业利益和竞争压力面前，有屈从退让，这也是现实。因为激烈竞争也是全球性的。例如，针对一些国家收贿普遍、甚至不行贿就得不到项目的现实，德国就以双重立法应对：法律准许企业家在德国之外行贿不算犯罪。这使得坚守底线国家的企业家在这些地区的竞争受到打击。美国法律守住了这条“不得行贿”底线，其企业家海外竞争力被削弱，也是不争的事实。苹果这样的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既然无制度性约束，价值观发生暂时和局部退让，是一个必然。
相信库克也知道，苹果公司的努力，其效果和问题相比，至今还收效甚微，原因就是双方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些供应商是独立企业，他们的工厂都不是苹果公司拥有。苹果公司和供应商的关系，比消费者和超市的关系还要远。超市和我们还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下，苹果公司的独立供应商在外国法律之下。就象我们在网上购买外国厂家商品，对方是否虐待员工，我们自己没有法律责任，我们也无权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美国法律不能因海外企业的劳工权益受损而惩罚美国购买者。从法律上来说，苹果公司只是下订单的购买者。所以，以监督改善海外产业链为目标的FLA只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你不参加，就不可以不受它的检查。最终它公布结果，也是良心约束，而不是制度约束。
在当下，你要求苹果公司说，只要达不到国际标准的厂家，你就不能下订单购买，等于让它立即在竞争中出局。在道德上，也等同于要求消费者全面抵制道德不达标产品，要求他们花费数倍甚至数十倍，购买“无道德疑问”产品，这是脱离现实的要求。更何况，全面抵制的结果，更大的可能，是导致产地失去引进外资和新技术的开放机会、导致工人们失去工作，落入更糟糕状况。苹果这样的终端能够做的，只是关注和逐步促进改善。
那么， 产地劳工权益如何保护？作为后发国家，解决它其实很简单。因为你遇到的所有问题，工业革命后的先发国家都已经遇到过，它们走过无数劳资冲突的弯路，给后发国家提供了现成的法治解决的经验，提供了现成的劳工法、独立仲裁机构样板和执法方式。假如后发国家确实认真采用、尝试了这些经验，然后说是不管用。这个时候，上述问题才正式成立，成为一个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