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玠:纪念李都华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8 次 更新时间:2012-01-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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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玠  

李都华同学逝世已经42年了,我现在才执笔为文来纪念他,深感愧疚。

我和李君同学,其实只有一年时间,我们都是在1950年考上大学的。前两年分属不同院校,他在清华,我在北洋。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我们才被编在同一所学院的同一个班。他个子比较矮,按身高可以坐在前排听课,或许因为我们是湖南同乡,他执意要和我坐在一起。那时因国家亟需技术人才,学校通知我们这个年级的两个班要提前一年毕业,后两年的课程要在一年内学完。学习任务繁重。我感到很吃力,而李君却能应付裕如。他总是很快完成作业,然后邀我去体育场锻炼,去图书馆看书,或去校外观摩文艺演出…每次都遭到我的拒绝,原因很简单,我的作业还没完成。一次,一个外国文艺团体来华演出,他又邀我同去,我还是以作业未完成拒绝了。这一回他急了,说:“这一次你就抄我的吧。算式你自己列出,只抄我的计算结果,那也可以说是你自己完成的。”我那时也年轻气盛,回答道:“那还是抄,我还没有到要抄别人作业的地步。”从那以后,虽然还是一起听课,一起做作业,却是各忙各的,他再也没邀我去参加各种活动了。其实我也不是那种只知死读书的人,只是在学习领悟能力方面远逊于他。我的同学及后来的同事中,天赋比我高的所在多矣,但令我叹服并终生难忘的,唯李君一人而已。

毕业后,李君留在母校任教,我则被分配到南方的一所学校。他能留校是因为学习特别成绩优异,而非因为根红苗正或其他原因。关于各自的家庭情况,我们二人从未交流过。我发现他做作业时用的是一支派克牌金笔,而我也有一支。那时能用得起这种贵重钢笔写作业的学生,几乎可以肯定家庭成份不好。然而我们都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都认为跟共产党走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后来我们两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我的专业有所变动,我所在学校派我重返母校进修,时间长达三年。不过这次我和李君虽同属一系,但已分属不同的教研室。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往,我只知道他承担了一项科研课题,经常要到厂矿去。1957年六月,反右运动做动员。系里召开辩论会,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第一个发言的竟是李君。他按照主持人的要求首先表态,他说批判右派言论他完全拥护,但他认为,定一个人是否右派,应历史地全面地来看,即使是在同一张大字报上签名,也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以免误伤好人。他的态度从容不迫,发言简短明晰。却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心里暗暗为他捏一把冷汗。果不出所料,随后便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的对他的批判,扣帽子加打棍子。

他后来的情况是在若干年后另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的。李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所煤矿。1959年他被学校要回,暂时没有分配工作。因为没有结婚,还是住在单身宿舍。老同学都不敢和他交往,同事也几乎无人理睬。闲来无事他一个人在宿舍四周拔草扫地。他有一妹妹,因其被划右派而受到牵连,难免心生怨气,也不常来。有一天,他一个人去了北海公园,喝了点酒,然后便投湖自尽了。他会游泳,但是为了断绝这最后一线生还的希望,他特意穿了一双高筒胶靴。他没有留下遗书。我无法想象,那天他穿着一双沉重的胶靴,从学校走到北海公园,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一步步地走向不归路。他没有死在受批斗被定为右派的日子,也没有死在下井劳动的日子,而是死在被召回学校、有可能“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间”的日子。他死时才二十多岁,不到而立之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同班同学有过一次聚会,那是毕业后唯一的一次聚会。老同学重逢,难免要叙一叙旧。主持人早就估计到这点,宣布一条规则:只谈愉快的事,不谈不愉快的事。李君之死,当然是件不愉快的事。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一人提到李君的名字。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当然更应该向前看。但是向前看是不是就应该遗忘历史?我想,只有当历史对1957年反右风暴作出公正的评价之时,李都华同学之死才能被人们所理解所敬重,而不再简单地被视为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我们那一代大学生,被称为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都倾向于共产党。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们受到汹涌澎湃的民主思潮影响,我们厌恶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认定共产党是最讲民主的。建国后,我们努力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立志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提前毕业投身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坚信国家从此将走向繁荣富强,我们以把青春年华奉献给党和国家为荣。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我们怀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却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或许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过于天真,有多少人能够想到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一个阳谋、一个政治上的陷阱?李君没有参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却在大辩论中身陷进去。据说当年全国总共打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其中大部分恐怕就在我们这一代中。因为当年我们风华正茂,自认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一些人不幸中弹成了落地的“出头鸟”,更多的人则变成“惊弓之鸟”,从此以后不得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但这又岂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民主思潮被截断,个人迷信得以盛行,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那一场民族浩劫。

此文写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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