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杂志设立了“走近鲁迅”专栏。我想，这是十分及时的。因为，直到今天，鲁迅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一个，但他同时也是受歪曲、诬蔑、攻击最甚的一个。为了不辜负鲁迅留下的这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确是到了应该“走近鲁迅”的时候了。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在晚年最赞美的几个青年作家(包括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就一个个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也正是从四十年代末期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上述青年作家中，鲁迅的赞赏表示得最为明白并且在当时众所周知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过序，说是“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虽只寥寥数语，但在鲁迅所公开赞扬过的现代中国的创作中，却还没有别的作品得到过这样的高度评价。然而，大概是鲁迅也没有想到过的罢，最早“不容”此书的，却是当时的共产党作家、后来青云直上的张春桥。鲁迅为此特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以表示他的愤慨；但到1948年萧军却终于被划到了“反党”的一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根本不是什么“很好的书”了。而在萧军挨整的同一年，与晚年的鲁迅关系密切、被鲁迅赞为“鲠直”、“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遭到了较为集中的批判，至1955年又进而被打成反革命，他的一大批朋友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饱尝苦难，甚或瘐死狱中。鲁迅晚年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和被他赞为“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的黄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于1957年成了右派。只有被鲁迅赞为“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巴金(同上)，在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才保全了下来，尽管也不免受到姚文元之流的批判；不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落得个家破人亡。然而，到底不愧是受过鲁迅赞美的作家，巴金晚年所写的《随想录》实在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好文章。 屈指数来，除了少数早逝的作家如萧红、白莽之外，鲁迅晚年赞美过的青年作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直到“文革”期间，一个个在劫难逃。有时甚至连早逝的作家也难以幸免。例如，鲁迅曾经作序称赞过的柔石烈士的《二月》，在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早春二月》后，在六十年代初也成了“大毒草”。
因此，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从那些对于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等人的赞美中所体现的鲁迅的好恶、爱憎、感情、认识，是否显示了鲁迅精神?假如是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当“鲁迅的方向”在中国广大土地上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时，为什么他们都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以致或身入牢狱，或打入另册?难道鲁迅精神本身便是违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方向”的么?但如萧军、胡风等人并非新文化的敌人，在他们遭难之前确实是遵循鲁迅的方向，在文化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的他们的遭遇岂不同时意味着鲁迅精神、鲁迅方向正在遭受无情的践踏?鲁迅若地下有知，他的心岂不也在流血?尽管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响彻了对鲁迅的颂歌，还出现了许多把鲁迅精神“阐释”得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并进而宣扬其“伟大”的著作，其中最杰出的不消说是姚文元的精心巨著；但对照一下实际情况，只要稍微懂得一些鲁迅的人就不难看出这正是对于鲁迅最恶毒的歪曲、诬蔑和攻击。
同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巴金、黄源、冯雪峰、萧军、胡风依次获得平反的同时，在文坛上却又响起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呼喊。原来，在这些人看来，鲁迅在这么多年来不是在被作践，却是在被“神化”。本来，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神化”也是一种作践；但所谓“反对神化鲁迅”也者，却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神化”一词的，其原意不过是说前几十年把鲁迅“神化”得太伟大、正确、完美了，因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鲁迅就从遭受裹在“歌颂”的外衣下的恶毒歪曲、诬蔑、攻击转变为遭受直接的恶毒歪曲、诬蔑、攻击。
在后一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顾颉刚先生女公子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本书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来吹捧顾颉刚先生，也有太多的对鲁迅的诬陷。关于前者，我在发表于《钟山》1998年10月号的《<灾枣集>序》中已略有涉及；至于后者，则只要看一看她把早已破产了的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谎言都重又搬了出来，就足可见其卑劣和无聊了。但此类伎俩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这部书——特别是其中诬陷鲁迅的部分———时却颇有走红之势。这种现象，我实在不知何以名之；但还是先欣赏一下顾潮女士的解数罢。
顾女士在书中说：“他(指顾颉刚。——引者)认为：‘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自传》)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还需从几年前说起。”(《历劫终教志不灰》100页)接着就以《北大宿怨》为小标题，“说起”了好些颇能显示顾潮女士品质的事情，其中一条是：“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同书103页)
如果是只看这一部书的读者，一定会认为顾颉刚、陈源揭露鲁迅的这种“有抄袭之嫌”的“做法”乃是正常的和符合实际的学术批评，而鲁迅在遭到揭露以后，虽不得不承认盐谷温的著作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参考书之一，但从此就与顾颉刚“结了怨”，并成为后来与顾颉刚“过不去”的主因之一，可见鲁迅为人实在阴险卑鄙。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赂》到底是否出于“抄袭”，顾潮女士虽没有正面回答，但在引用鲁迅的答复之文时，只引了他的承认以盐谷温书为参考书之一，而不引《不是信》在涉及此问题时的主要部分——对诬蔑他“抄袭”的无耻谰言所作的义正词严的驳斥，因而不知此事原委的读者自然会认为鲁迅在“抄袭”问题上已经理屈词穷，只好避而不答；于是《中国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温书也就铁案如山了。但如与实际情况对照一下，那么，顾潮女士的用心与手法就昭然若揭。
顾颉刚对陈源怎么说的，我辈不得而知，但既然顾潮说是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氏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则陈氏不过是将顾颉刚与他“谈及”的“此事”“公布出去”而已，并未添油加醋，因而陈氏所公布的与顾颉刚所“谈”的，自必密合无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陈氏的“公布”与上引顾潮所说有多大的距离罢!
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卷50期(1925年11月21日)以西程的笔名发表的《闲话》里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以致整大本的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这“思想界的权威”是指鲁迅。1925年8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上所刊登的广告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之语。刊登广告者与鲁迅并不相识，但陈源却为此而挖苦鲁迅道：“不是有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西滢致志摩》，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可见他是确知有人在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并把这作为攻击鲁迅的材料的；因而《闲话》中的“思想界的权威”一词的矛头所指，自为鲁迅无疑。这同时也就是暗示读者，鲁迅在干着“整大本的摽窃”的勾当，只是他西滢“不敢再开罪”这位“思想界的权威”——鲁迅，因而不敢举出书名而已。但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他终于图穷而匕首见，在《西滢致志摩》中直指鲁迅说：“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指鲁迅。——引者)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这里虽然不再用“整大本的摽窃”这样的字眼了(大概他已发现“摽窃”的“摽”字是写了错别字)，但其所引用的“窃钩”二语显然是就“钞了沫若的几句诗”的学生与《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相比较而言的，既然“钞了沫若的几句诗”只是“窃钩”，而《中国小说史略》乃是“窃国”，倘非“整大本的摽窃”，又是什么?
所以，鲁迅对此回答道：“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不是信》，《语丝》周刊65期，1926年2月8日；后收入《华盖集续编》)两相对照，就可知道陈源说《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摽窃”或“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是一种怎样卑劣的诬陷。而在鲁迅作了这样的说明以后，无论是陈源还是他的朋友，都没有再拿出任何证据来加以否定。陈源也没有声明说《闲话》里的“整大本的摽窃”不是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顺便提一下，鲁迅在《不是信》中还随手举了一个例子，以进一步揭示陈源之流的卑劣：“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同上)对此，陈源也无可辨白。
到了1935年，由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的出版，鲁迅在作于该年除夕至次日晨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又提起了此事，说是“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之后，无论是陈源还是他的朋友都未能为其诬陷鲁迅剽窃盐谷温书一事进行“洗刷”；其略可为陈源解嘲的，是胡适于1936年底写给苏雪林后来并公开发表的一封信：“通伯先生(案即陈西滢。——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风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良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引自《胡适往来书信选》(中)339页)这虽然含有为陈源开脱的意思，但也不得不承认陈源所说确是鲁迅“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且把最早诬陷鲁迅剽窃的人斥为“一个小人”。
现在，可以把事实真相与顾潮对此事所说的对照一下了。事实是：陈源公然诬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以盐谷温书为“蓝本”的“整大本的摽窃”，经鲁迅在《不是信》中义正词严地驳斥以后，陈源无词以对，及至盐谷温书的中译本和《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分别在中、日两国出版，真相更大白于天下，以致在鲁迅说了“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样分量很重的话以后，陈源仍然无法作答。连把陈源作为自己人的胡适(他在上引给苏雪林的信中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的所谓“我们”中，是包括陈源在内的)，也只能在承认“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的同时，把最早造作谎言的责任推给张凤举。其意盖若曰：“‘谎狗’的旗子”应让张风举去背，“通伯先生”只是受蒙蔽而已。但在顾潮笔下，却成了鲁迅的“这种”“有抄袭之嫌”的“做法”，在遭到了陈源的“公布”后，鲁迅在其《不是信》中只能承认盐谷温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而且她还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鲁迅在其回答此事的《不是信》中对《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一节毫不涉及。于是在不明内情的读者心中自然轻易地坐实了鲁迅的“抄袭”。这真是令人不胜钦佩的巧妙手法，也确实不愧于此书的标题《历劫终教志不灰》。——从上引顾潮女士的叙述中，可知陈源的公然宣言《中国小说史略》为“整大本的摽窃”，原是在顾颉刚与他“谈及”后才“公布出去”的，可见这一恶毒诬陷鲁迅“剽窃”的勾当，实是顾颉刚在幕后策动、陈源在台前表演的；可惜有志难遂，这场丑剧最后落得个陈源终身背着“谎狗’的旗子”而落幕。现在，顾颉刚、陈源的这个恶毒诬蔑鲁迅之志，终于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由顾颉刚女公子顾潮实现了：轻巧地给鲁迅戴上了“抄袭”的帽子，并且把顾颉刚、陈源当时合演的狼狈收场的丑剧转化为辉煌的胜利。可见顾颉刚的这种诬陷之志确实“历劫不灰”。而且，顾潮女士的这种勾当，似乎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揭露，这又意味着：比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来，我们的时代更是诬陷鲁迅的绝妙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