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到成年，又从中国来到海外，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受骗上当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回了。唯有人生之途中那第一次上当，恰如初恋一样，让我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夏之交，上山下乡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当时我还不到十八岁。

文革头两年的动乱中，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除了革命派保皇派造反派保守派之外，还有无数的变色龙小爬虫野心家走资派毛皇帝的好学生们每天走马灯一样地轮换上场，可是那时候的我却心中雪亮，从来也没有被骗上当，当然也更没有被卷入武斗等等害人害己的漩涡中去。何能至此？多亏了睿智而又饱经苍桑的父亲从小对我的不断教诲。可以说，从上小学的时候起，我的心中就明确无误地知道，当局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假话，不能相信。转眼到了１９６８年的春天，一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上山下乡运动突然排山倒海般地袭来，我也和无数同代人一样，毫无准备地来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上。

当时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已经在无书可读的学校里被折腾了整整两年，正处在进退失据的时候。忽然一夜之间学校里贴满了大标语，大会小会开个没完，社会上和报纸电台等所有媒体也是一个口径大轰大嗡，主题只有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尽管“反修防修是百年大计，永作红色革命接班人”之类的口号这些年来每个人都是喊得震天动地，可是班上同学中间真的自动报名去内蒙古支边的很少——谁不知道那里是风沙蔽日，荒凉贫瘠的戈壁滩？哪一个年轻人愿意去那里扎根一辈子？大家都是空喊口号，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到了真的要报名登记的时候，不管当局怎样动员，可大多数人还是缩起头来，学会了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样时髦的口号来给自己打掩护。一句话，能拖就拖，而且是拖上一天算一天。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从小不沾牛羊猪肉等荤腥之物。要是让我到了烧羊粪喝羊奶的穷边绝塞腥膻之地，我该怎样活下去？

一连好几天，大家还都是支支吾吾不肯表态。这一来，可急坏了班上的团干部和官办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记得那天一早照例到校参加运动，教室里外突然贴满了要求带头支边的决心书，我赶紧走过去仔细一看下面的签名，大小班干部，团员，红卫兵头头的名字一个不漏！全在上面！

紧接着就是向党表决心和动员大会。只见那些个积极分子们个个慷慨激昂，有的人激动得痛哭流涕，坚决要求党支部和临时革委会批准自己支援边疆，团支部书记更是突然咬破右手食指，用自己的鲜血在决心书上第一个签了名。别的积极分子们也是立刻一哄而上，纷纷签了名。

即使这样，我和别的同学们依然在徘徊观望，因为压力虽然越来越大，但至少暂时还没有公开强迫每一个人都上山下乡。

第二天早上还没醒来，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突然把我惊醒了。我赶紧爬起来一看，不得了了，街道居委会组织的上山下乡宣传队就在我家门前摆开了阵势。外面锣鼓喧天，口号震地，那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点敲得人心里发麻。早饭都没顾得吃，我就逃也似地到了学校，谁知那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大小干部，积极分子多我们这些尚未主动签名的学生们展开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攻心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我们这些红五类子弟，共青团员，班干部和红卫兵都带头报了名，你们这样出身不好的子弟难道还不应该紧紧跟上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吗？”

我还想再拖下去，横下一条心就是不肯主动签名。可是傍晚还没走到家门口，远远地就又听见了那似乎敲在我心上的锣鼓声。街道的那些老太婆积极分子们一向号称“小脚侦缉队”，比警察还厉害。她们此时更是大显威风，轮流上阵敲锣打鼓喊口号，直到深夜都不肯歇息一会。

这样一连三天三夜，我和家人都支持不住了，又不忍心看着那些无辜的邻居们也跟著受罪，我终于投降了。“反正大家一起去支边下乡，要死要活要吃苦人人都有份。”想起那些大小干部们争相报名的嘴脸，我心里这样悄悄对自己说。父亲此时已经身陷囹圄，我最知心的人也没有了。一狠心，我在志愿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登记表上签了名。这一来还真管用，门口的锣鼓队立刻撤走了。等到隐隐听到锣鼓声又在远处响起来的的时候，我的心和耳朵一样都早已经麻木了。唉，倒霉的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天塌砸大家吧，我天真地想。

第二天我就被批准“光荣下乡”，接下去的各项手续办得出奇地顺利。销户口，领毕业证等等，不出三天一切搞定，本来说要召开的全校欢送大会不知为什么也不开了。直等到被敲锣打鼓地送上了火车，汽笛响起，火车徐徐开动，车上车下的人们顿时哭天喊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我和几个班上的同学才发现有些不对劲——怎么那些踊跃带头报名的团干部，红卫兵头头和积极分子们此时连一个人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呢？可是　问谁谁也不知道，送我们支边下乡的学校领队干部更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直到若干年之后，我才逐渐弄清楚：他们绝大部分不是开后门参军，就是留城进了工厂，机关，几乎都没有支边下乡。理由？革命的需要嘛。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上了一个大当。

再过了若干年后我回国探亲，看到当年一起上当下乡支边的那些同学大多数都早已下岗，或是摆个小摊，或是给人家做保姆打零工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度日；而开豪华进口汽车，住高级公寓，名片上印著董事长，总经理之类头衔的人中有许多却是当年那些骗人的团干部，红卫兵头头和积极分子们。一位四十几岁就被迫退休，如今在火车站蹬三轮送货的中学老同学忿忿地对我说，“前几年他们还是国营企业的厂长，党支部书记等等，可如今政策一开放，他们也跟著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总经理，董事长。我不明白的是，那些工厂里的许多国家财产怎么就在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全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了呢？”

我默默地看着他，好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知道的是，近几年来，那些骗过我们的人中间有不少出了国，在海外已经入了外国籍又发了洋财。每年纽约中国城十一游行时，爱国的口号喊得最响的也常常正是他们。

我还知道的是，我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