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变利益分享僵化、改革进程受到遏制的局面，必须像邓小平那样，重新定义改革，解放被压制的创造性力量

20年前的新春时节，88岁高龄的邓小平奔波于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一路走一路谈。南方谈话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定下基调。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它是一座高高耸立的里程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消除了禁锢思想的意识形态符咒，回答了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其最重要的理论突破，是论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姓社姓资”问题自此宣告破解，市场经济从此获得了合法性。在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度口含天宪之时，这些观点真可谓石破天惊。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自由，旧制度和旧观念禁锢下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恐惧基本消失了。邓小平号召“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些”，而且一再告诫，谁反对改革，谁就下台。由此，改革僵局得以打破，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

走过20年峥嵘岁月，邓小平提出的许多重要设想大多变成了现实。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许多概念，如“三步走”“三个有利于”等，已经深入人心。南方谈话所针对的人和事，或许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破除教条、鼓励试验的精神，仍可资为当前改革的精神资源。

在邓小平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能够准确研判社会形势，把握民心取向，做出政治决断，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给予当今政治家们的重大启示。 南方谈话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是凝聚着眼光、智慧和责任的政治动员。它带来的巨大影响说明，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迄今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距离完善的现代市场体制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在南方谈话的激励下，市场积蓄的能量迅速释放，而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对于市场化的法治基础认识不到位，对权贵资本的制度性约束软弱，以致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扭曲。法治不彰导致权钱交易盛行，在权力卵翼下滋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利用不规范的市场谋取巨额不正当利润。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一己私利，成为《荀子•大略》中抨击的“口言善，身行恶”的“囯妖”。其行为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以至于部分民众对与改革产生了不信任，“改革已死”“改革共识破裂”等说法颇为流行。

目前的社会形势在一些方面与邓小平视察南方前夕的社会形势较为类似，社会上弥漫着无力感和焦虑感。普遍的改革焦虑症反映了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强势的利益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试图垄断改革创造的红利，利益无法得到公平的分享。要改变这种利益分享僵化、改革进程受到遏制的局面，必须像邓小平那样，重新定义改革，解放被压制的创造性力量。

在近来的纪念文章中，我们听到了“再来一次南方谈话”的呼声。这种期待说明，改革并没有死，改革共识并没有完全破裂；死亡的只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幻想，破裂的只是对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的信任。当然，应当正确地分析这种期待。20年前后的改革阻力存在明显差异。当时阻碍改革的社会力量，是围绕计划经济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今天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即便是深化改革的抵制者，大多也不愿意放弃市场经济，只不过他们更愿意利用权力扩展于己有利的畸形市场。在金钱与权力的同盟中，很多人是南方谈话的受益者。但是，当年的改革者或“免费搭车者”，部分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同20年前相比，无论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还是改革的方法和改革的路径，都显著不同了。面对全新的局面，改革的推动也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再期望某个英雄人物振臂一呼，万民影从，已经不现实了。改革新共识的形成，不会再通过一次或几次南巡塑造出来，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做出准确的分析，把握民意的变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做出集体的决策。

中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如何迈过这道坎，不仅考验着执政党，也考验着不同阶层的民众。中国要实现和平稳定的转型，需要若干前提条件，例如，社会各方需要理性互动与合作，对形势的研判不要形成认知鸿沟。目前，社会各界对于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新的改革意愿正在形成，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在快速聚集。但是，改革意愿已跑到了行动的前面。南方谈话再次表明，卓越的政治家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民众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