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近年来互联网新趋势与世界政治新变化看，基于互联网2.0时代技术与观念的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为能力、重塑政治议程、拓展外交路径。在2011年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都得到印证，但这种新变化并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此，本文简要描述了社交媒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总结互联网2.0技术引发的“世界政治2.0”现象及其特征，并针对世界政治2.0时代对中国的影响，尝试提出应对挑战和适应新形势的措施与方法。
2011年，包括中东、北非、欧美在内的不少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骚乱、革命甚至战争。多国的社会混乱与各自的发展困境有关，中外学者在大众媒体、研究报告、学术期刊中曾做了大量国别式分析。[①]然而，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隐藏着共有的新互联网技术变量，即基于Web 2.0技术之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及其对整个世界政治的潜在影响力，开始引起一些西方思想者的注意，[②]但中国学术界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进行系统疏理与学术研究。那样不仅将有助于人们认识新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政治变迁，对中国互联网新战略及未来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交媒体：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又译为社会化媒体，是以Web 2.0（互联网2.0）的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内容创作、情感交流与信息分享。[③]所谓Web 2.0技术是相对于Web 1.0而言的。Web 1.0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只能通过互联网浏览、获取信息，而Web 2.0则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换句话说，前Web 2.0时代，公司或其它机构是互联网世界的主体，而Web 2.0则使个人成为互联网世界的真正核心。在互联网界，Web 2.0已被公认是“真正的网络革命”，代表着未来。2001年互联网公司大泡沫崩溃之后，人们重新反思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机制，进而催生了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以平台开放为推动力的技术思想，比如即时通讯、维基百科、论坛社区、博客、微博、社交网络(SNS)、内容分享网站等。[④]尤其是2004年以后，以Facebook (脸谱)、Twitter (推特)、Youtube、MySpace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近年来，互联网公认已全面进入Web 2.0时代。Facebook、Twitter虽未进入中国，但在2007年以来，与两者特点相似的互联网技术替代（如开心网、微博）相继在中国本土孕育，并得到了大力发展。
纵览全球，2010年被视为社交媒体发展的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年。Facebook在世界品牌500强排名中首次超过微软居世界第一，访问量首次超越谷歌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在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中，Facebook、Twitter的认知度分别达到88%、87%，Facebook、Twitter“成为美国社交媒体的主体与基础应用”。[⑤]在中国，社交媒体也呈火爆趋势。据统计，2010年，超过50%的网民都是社交网站（如微博、开心网等）的用户，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⑥]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使用者数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在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同样高歌猛进。以埃及为例，在“阿拉伯之春”之前，Facebook在埃及的使用人数就超过500万， Twitter约200万。截至2011年5月，埃及手机用户达到7477万，而埃及总人口约8800万，手机在埃及人中已经相当普遍，使用Facebook、Twitter相互分享与传播信息，而不是依赖官方媒体及传播新闻机构，成了年轻人上网及使用手机时的最爱。[⑦]
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壮大，成为社会舆论集散、新闻信息传播、企业品牌推广、商业营销拓展、社会交往加速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交媒体向纵深处渗透与推进，其社会再造、网络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也日益凸显。其主要表现为：
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动能力。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刚刚过去的2010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跃，互联网个体用户产生的内容流量超过了网站专业制作的内容流量，前者页面浏览占互联网总流量的50.7%。这表明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进入2.0时代，这与世界互联网前沿趋势基本同步。[⑧]在Web2.0时代，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在信息制造、发布、传播上打破了先前由国家及其机构垄断的传统局面。人与人之间分享、合作、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突破了过去交易成本的限制，个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动权被大大加强了。从目前的状态看，各国社会的无组织群体正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再组织化”，甚至呈现出一种超越组织的力量。[⑨]在《蝴蝶效应：用社交媒体的快速、有效、强大方法来引导社会变革》一书里，作者认为，个人在社交媒体中所起的组织力量，只要时机合适就能起到巨大的“蝴蝶效应”。在传统社会或Web1.0时代，只能通过国家或组织力量才能实现大规模的慈善募捐、传播爱心、打击犯罪、寻找失物、寻人启事等行为，但在Web2.0时代，通过个人的行动也能够实现，因为“各种社交网络在增强交互方面起到了特别有效的作用。”[⑩]近年来，在中国，包括微博在内的大量社交媒体产生的再造行动时时发生。比如，汶川大地震后，网民相互转述与通告，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互联网捐款，在高峰时一分钟就能募捐到10万元；2011年初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运动，解救了不少走失儿童；在微博中屡屡曝光各类社会丑闻，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因为微博引发的不良事件受处分、调任、停职甚至下台，等等。在美国，关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再造功能，被阐述得更为全面与丰富。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前，由多名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起草的题为《美利坚合众“推特”国》的倡议书在互联网流传，文章倡议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美国社交网络”，目的是让美国“获得全球慰问，哀恸和祈祷；标志着我们重新振作的能力；寻求问责、正义、威慑和安全；向英雄表达敬意；传达我们的愤慨；展示创造意义；通过慈善等行为对受害者进行补偿……”[11]总之，人们运用社会媒体，重新构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价值、营销路径、组织框架。社会与政治环境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僵化与老旧，而是“出现了有生命力、粘性的、湿乎乎的工具存在”。[12]中国《新周刊》2010年第2期还把这种由微博等社交媒体产生的“微动力”称为“微革命”，认为那是“人类的大势所趋”。
社交媒体正在重塑国家政治议程。在前Web2.0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都以代议政制为主轴，无论是否经过程序正义的选举，民意总是被某些特定的人群所代表，参与制度与政策规划的议程是由少数人完成的。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年青一代及社会活跃分子获得了直接表达观点与政治参与的新技术，传统主流的政治生态随之发生悄然变迁。最早通过社交媒体的交互特征重塑政治议程的世界大事发生在2001年1月17日。当日菲律宾人用手机短信号召民众抗议，一条短短16个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短信被疯狂转发，吸引了100多万民众聚集，集会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人们把总统下台归因于“短信一代”。[13]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团队成功利用了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激发了青年人的小额捐款与投票，成为社交媒体的最大受益者，奥巴马也被称为第一位“互联网总统”或“Web 2.0总统”。[14]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未遂“颜色革命”，因有“推特”参与，这次事件第一次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落选方利用黑霉手机短信和Facebook、Twitter传播不满情绪并煽动反抗，导致了长达两周的动乱，《华盛顿邮报》刊发社论称之为“伊朗的推特革命”。[15]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高达22%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参与并影响中期选举。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中东北非国家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骚乱甚至战争冲突，执政23年的突尼斯阿里政权、执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均被推翻，其他多国社会仍然处在政治动荡中。骚乱参与者多数都是社交媒体的用户，他们用互联网新技术相互鼓动、号召、联络、沟通，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2011年夏季，伦敦、巴黎、柏林、费城、旧金山等不少欧美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大范围的民众游行、集会及打砸抢烧事件。秋季，“占领华尔街”民众运动在美国纽约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度蔓延到西方多个城市。几乎所有骚乱的参与者也都是Facebook、Twitter或黑霉手机等社交媒体的忠实用户。这使得美、英等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须通过关网、切断手机信号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信息创造与消费，合成了空前强大的“微力量”，摆脱了当前交易代价相对高昂的公共参与，而可以快捷方便地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各国的政治议程正在一点点被Web2.0力量改写。[16]
社交媒体正在拓展国家外交路径。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的外交工作，“E外交”、“数字外交”、“2.0外交”概念开始在各国外交界流行。[17]以美国外交为例，2003年，美国国务院成立“E外交办公室”，目的就是通过互联网加强对世界说明美国政策的力度，以及传播美国理念与价值观。近几年来，每次转型国家的社会动荡，都会出现美国官员或前政要频繁在社交媒体中呼吁乃至煽动的声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马克·普菲勒(Mark Pfeifl)曾说：“没有推特，伊朗人民就不会有被赋权的感觉和有信心站出来去争取自由和民主。”[18]2009年5月1日，“白宫博客”宣布将在脸谱、推特等几大社交网站开设主页，正式进入“白宫2.0时代”。2010年，有不少人呼吁应当把Twitter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推出中文、俄文的推特账户。美国还将花费2500万美元，帮助互联网用户突破网络限制。[19]对此，《纽约时报》将社交媒体称为“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20]在美国对华外交上，社交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2009年11月，在奥巴马访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2010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宴请10名美国IT界高层时提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技术力量推动外交。[21]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可能退出中国市场，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2011年10月1日，“美国之音”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普通话广播裁员超过二分之一。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近年来，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围绕驻华大使的个人形象公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数据，都是旨在加深美国政治价值观与标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这就是我(如果)当上总统所要做的。”[22]从目前的趋势看，欧美强国等正在将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展开所谓的“双屏战略”，即两个屏幕同时开展外交工作，而社交媒体是互联网世界里的最好载体。[23]
总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交媒体的“趋政治化”之势日益明显。社交媒体鼓励人们政治参与，通过互联网问政、网络舆论监督的形式推动政治透明与社会进步。有研究者曾对近年来210起中国重大舆论事件进行研究，网络舆论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24]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政治作用又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博弈相连，使世界政治的变化显得更不确定。后者所产生的挑战是值得许多国家所警惕与研究的。
（二）世界政治进入2.0时代
过去10年，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不断普及的Web 2.0技术，借助传播加速的信息扩散效应，以及个人信息创造与交互功能，正在重新组织与排列当前世界的社会行动、政治议程与外交博弈方式。对于世界政治而言，这种“自媒体(self-media)”式的冲击不亚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的影响，具有范式(paradigm)改变的意义。因为Web 2.0技术，世界政治也进入2.0时代。笔者认为，世界政治2.0时代大体有以下三点特征：
第一，以信息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将逐渐扩充进了过去以资源、地位、金钱等物化特征为核心的传统权力结构。有时这种扩充具有颠覆作用，因为旧有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秩序，在Web 2.0技术的冲击下将渐渐瓦解，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再失衡将慢慢显现，自下而上的呼吁、批判、抗争甚至冲击的频率在信息开放国度将大大增加，世界政治也因各国的社会失衡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5]作为权力的定义，即时通讯、维基百科、微博等社交媒体，无疑成了重新建构、积聚与整合个人影响他人的权力的有效工具。在Web 2.0时代，富人、精英、权贵影响与参与政治的权力，与平民影响与参与政治的权力正在呈现扁平化的趋势。这种扁平化推动了社会选择权与粘性，加强了民主表达与监督，加速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也潜藏着各类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舆论审判、群体非理性、网络对抗及政治动员。
2011年11月30日，约200万英国人走上街头举行“世纪大罢工”；同一天，保加利亚两大工会组织发起万人大游行。在此之前数月中，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都有过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这些大游行与欧洲债务危机密切相关，但社交媒体在其特有的权力空间内，对民众上街中起到的情绪串联、群体协商、网络鼓动、政治发起等助推甚至源起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旧有权力结构从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的转变，个人表达与政治参与力的加强使旧有技术官僚的缺陷不断暴露，社会抱怨与不满在互联网世界的聚合、统筹与释放，再转化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最终形成冲击旧有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26]
2.0时代的互联网成为威胁社会正常运作的“互联网恐怖主义”、“微恐怖主义”、“数字恐怖主义”力量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2010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称，“过去9个月，企图针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数量与步伐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年的全年总和”。2010年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恐怖袭击增加了一倍。[27]对于传统权力结构而言，在Web 2.0的信息加速交互中，非国家行为体所能制造的力量将富有潜伏性、威胁性、瞬间性、多样性，国家内部的等级化、秩序化、中心化特征受到根本的动摇，民族国家的政府权威受到非政府力量的实质性怀疑与指责，旧有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权力受到了削弱、再配置甚至异化。一方面，这是以互联网为重心的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制衡与再挑战，[28]而另一方面看，互联网所起到的消极甚至破坏性也因为Web 2.0技术的普及而被空前放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动荡，政权变更的发生率、世界格局的变化率都比传统时代、Web 1.0时代变得更加难以着摸。
第二，在Web 2.0时代，国际博弈的时空概念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地缘与物理意义上的框架，国与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频度会加速，竞争范畴正在从现实立体的三维世界泛化至第四维的互联网世界，[29]现实世界中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资源竞争，逐渐数字化为以信息为中心的实力竞争。互联网战场化的特征将愈发明显，各国互联网战略将升级为囊括现实世界所有安全元素的顶层设计战略。
由于Web 2.0时代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的脆弱度比前互联网时代、Web 1.0时代更大，不仅完全超越了传统地理边界的限制，一个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上弱势所造成的被威慑感、恐慌感、屈辱感也将大大强于过去，防范互联网世界中难以确定的“侵略者”——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一两个，也可能是无穷多——将成为各国安全的重大任务。在这种安全战略范式的转化过程中，网络战争从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现实，无形场域(field)内隐形的、不流血的、非对称的、匿名式的防范、威慑、战争与冲突，远比有形世界更为频繁。
自1999年科索沃战场上的“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以来，[30]网络战频度越来越大。2008年8月俄格冲突、2009年“肉鸡电脑”对美韩政府的攻击都是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Web 2.0时代，个人直接加入国际冲突的概率大大提升，以致于网络战争已成了国家间防御与演练的重要方式。为此，2009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6国将网络战上升为议事日程；2010年英国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互联网安全视为与恐怖主义、战争、自然灾难并列的“头等威胁”。《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则明确表明国家安全的力量和资源将集中“用于科学教育、国际、精神、信息、军事、生态领域和社会安全”。2010年11月4日，欧盟27国与冰岛、挪威、瑞士首次举行全欧范围内的网络战演练。[31]2010年奥巴马政府筹建了美国网络战司令部，任命被称为“网络沙皇”的网络安全协调员。2011年2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并明确表明要有“攻击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阐释美国在互联网空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安全战略调适。在此报告中，美国力推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互联网自由”，使“网络主权”和“信息边疆”的概念成为各国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
在Web 2.0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除了博弈时空概念的延伸之外，博弈主体也扩大至社会及其组成个体，国家不再是唯一具有强大跨境攻击能力的国际行为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个人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抗衡的力量，像维基解密那样冲击世界政治的“一个人的战争”在未来不再是罕见事件。国家地理屏障在Web 2.0时代完全消失，安全概念发生了各种变形与异化。另一方面，融合国家特殊观念、意志、情感的对外行为，正在四维世界内重新演绎为共享、协商、妥协或对抗形态。信息技术强国有能力通过巨大的“信息流”、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极具渗透力的形象秀、更隐匿的图文浸透等行为，巧妙地传播本国的政策主张、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分裂与瓦解竞争对象国的社会凝聚力，进而达到传统时代难度更大、成功率更低的战略目标。
第三，Web 2.0时代的媒介重构将重组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忠诚度市场，外来信息的加速浸入与被征服的边界内国民将产生情感共振与信息循环，造成国家治理危机并威胁原有政权的统治。“信息帝国主义”、“数字封建主义”将成为冲击与桎梏新型国民忠诚的非人格化力量，文化疏离与分裂行为将以交互性的方式，浸透进更广大的重寻身份认同的人群之中，国际政治的边界愈发变得模糊。
社交媒体的用户通常会以情绪共享、批判转述、抱怨积蓄等各种形式，质疑政府的治理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联合国委托的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2/3被调查人认为本国政府并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在管理国家。[32]这种质疑情结在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中会产生传染效应，进而有可能转化为一些人国家忠诚度的动摇，并以对外移民、跨国工作、批判本国政府、美化他国制度甚至社会报复、恐怖主义等行为表露出来。
在《退出、呼声与忠诚》一书，经济学家赫希曼反复论证，影响集体发展惯性、鼓励逃离与反抗的“退出呼声”不断加强，势必瓦解群体的稳定。[33]这种“呼声”可以通过歌曲、布道、走私录像带等有效发出，也能够通过报刊广播等传播渠道影响受众的判断力。在Web 2.0技术的支持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发布信息、表达观点、批判时局的能力与条件，政权颠覆式的信息与建设性的批判、社会情绪化的抱怨混杂在一起，加之现实中出现的移民、地区逃离、社会报复等信息的间歇性放大，“退出呼声”在一些转型国家将出现空前的刺激效应。这种刺激效应在国家内部被“带路党”[34]煽动化、群体化，在外部被相关势力意识形态化、武装化之后，国家稳定就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分裂危机与政权衰退。
2011年初中东北非不少地区的社会动荡，就与内部争议技术化、扩大化有关；而欧美国家个别城市的混乱中，也出现了不少向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这些都是忠诚度市场微妙变化的表现。尤其对于广大转型国家与互联网技术弱国来说，Web 2.0时代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社交媒体的开放特征，将助长这些国家政治素质相对较低公民的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拥有互联网霸权优势的“信息帝国主义”很有可能会发动“人海战术”与“隐形入侵”，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度、信仰与价值观，最终加剧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35]更为危险的是，互联网经过激烈竞争后，很容易产生新型资本私有化与垄断化，像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都是私有化公司。它们与美国政府的权力相互协调、配合与联姻，构筑着新场域的霸权，也延续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如新美国基金会2011年报告说的，“美国正在步入一个数字封建主义世界，这是一个由少数巨型公司统治的私有帝国”，资本、政治、强权、垄断在一起的“邪恶联姻”所产生对世界各国的冲击效应，目前还只看到了苗头。[36]
（三）Web 2.0时代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目前，互联网已深深根植于中国民众内心与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往往超过政策规划的预设范畴。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进入2.0时代后，其所涵盖的冲击效应与现实意义是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与学术研究所难以预防与预料的。尤其是由于特殊的国情所限，互联网在中国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性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包括信息传播、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社会批判、利益表达、民主监督、法律审判、政府治理、国际博弈等各种功能，很有可能在Web 2.0时代的中国形成超负荷承载与新制度依赖，看似虚拟的空间却助推突发性的社会分裂、政治对抗、对外冲突的局面，进而成为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轻”。对此，中国学术界需要审慎剖析世界政治2.0时代的变化，从观念、政治和外交层面评估Web 2.0时代所呈现的现实含义，进而提供中国应对各类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在观念上，Web 2.0时代的互联网世界不能被视为是纯粹的虚拟世界。由于Web 2.0所引发的社会交互与权力转移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社交媒体创造的新互联网领域应当被看成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延伸。随着Web 2.0技术越来越多地赋予个人的信息传播权、政治诉求欲、行为动员力等权力，中国传统社会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将慢慢瓦解，“横向、平等”的权力新结构[37]在中国现代社会渐渐显现。这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社会公民化、权利回归化将成为难以阻挡的发展方向。对于世界政治2.0时代的这种趋势，中国既需要有远大胸怀顺应时代潮流，也需要有宏伟战略进行平稳有序的体制改革与过渡。这包括培育社会理性、创造政务透明、主动接受监督、疏导公众情绪、彰显体制宽容等等。在Web 2.0时代，转型国家（如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权力保守化带来的民众“革命”，以及发达国家（如欧美等国）的权力资本化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前车之鉴。Web 2.0技术是中国民众权力觉醒、政治意识与民主需求的传播工具，这与中国政府力图追求的国家转型与观念突破是相互吻合的。尽管目前中国网民在互联网空间的表现差强人意，甚至还有不少稚嫩、暴戾与茫然的表现，Web 2.0技术都应当视为是中国发展的技术机遇，至少是机遇大于挑战的时机。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参与到Web 2.0的新空间中去，完善新互联网空间的法制建设，抓住Web 2.0时代的沟通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抓住机会，利用Web 2.0技术特征了解各地民众对政策的即时反馈，提升中国政府的内部监督与民主功能，化解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抱怨情绪，鼓励民众了解国情，激励人们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积极鼓励各个方面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加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推动国家的顺利转型与崛起。[38]
在战略上，中国必须要提升与强化互联网主权意识。[39]当前，中国已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民群体与最多的宽带接入数，但中国互联网技术起步较晚，观念落后，尤其是操作系统与核心硬件技术都掌握在外国厂商手里，世界上共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10个在美国，这种先天劣势决定了中国必须积极立足于防御战略。[40]从硬件上看，小到个人隐私，再到企业及机构的内部资料、商业秘密、沟通信息，大到涉及国家安全机密，只要被数字化、电子化后，其泄露的几率就比原本纸质、固态时要高得多，出现类似“维基解密”式的“Web 2.0战略危机”的可能性也更高；从软件上看，中国社会观念已完全嵌入在思想全球化、互联网化的大潮中，而Web 2.0时代所倡导的“互联网自由”对意识形态浸透而言更具有迷惑性、说服力，其背后所充斥的美国意识形态色彩必须得到中国所有互联网使用者的重视。对此，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强化在Web 1.0时代所确立的互联网既定战略，更需要重视Web 2.0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矛盾突发、集聚快速、内部分裂等消极效应，尤其是要警惕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恶意中伤、造谣、挑拔等。处于社会转型敏感期的中国，在Web 2.0时代的平衡过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有更为主动、全面、严谨、长远的互联网国家安全战略，分层次、分级别地构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提高互联网世界中的风险辨析力、危机预警力、挑战控制力，并分等级地设立相关防线；[41]对于民众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意识，端正理性的价值观念，须知“网络无国界，网民有国家”的基本逻辑，不要受国外不良信息的蛊惑，更不必迷信充斥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发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在外交上，社交媒体理应成为中国“全民外交”的新工具。[42]随着Web 2.0时代的深化，中国对外交往也必须有“外交2.0”意识，即外交权力出现政府到民众的下降时，“民众对民众”的互联网公共外交也应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选项之一。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对华“公共外交2.0”时，中国相关外事部门更应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加紧学习与借鉴，与时俱进，巧用新媒体工具，鼓励更多社会力量投身于“公共外交2.0”事业中，邀请更多国际知名的中国精英利用社交媒体服务于国家，成为对外交往、提升本国的公共外交力量的新使者。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粉丝数已超过百万，深得大众喜爱。中国应当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向外推广。就像多国驻华大使馆、小布什前总统胞弟尼尔·布什、日本行政刷新大臣兼公务员改革大臣莲舫等西方政要与在华机构都在中国开微博，受到中国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相关外事部门也需要拓宽思路，在双边互访、外交谈判、国际盛会上，巧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MySpace等国际社交媒体，逐步深化外交对象国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更好地传播中国政策的主张。在未来，能否利用好社交媒体服务于外交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建设、巧实力应用的重要标志。中国人一向能“善假于物”，“刚柔相济”，社交媒体的出现是体现中国对外交往灵活性与创造力的重要时机。中国需要充分融合Web 2.0时代的媒介资源，在对外传播与交往领域主动出击，在国际博弈中更多地把握话语权，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相信这是一项值得尝试、研究与推广的有益实践。
（四）余论
在9·11事件十周年前夕，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将“社交媒体的发明”与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崛起等，一并评为“9·11事件以来的十大事件”，还认为社交媒体的意义超过9·11事件本身。[43] 这足以说明Web 2.0技术对世界政治的重大意义与现实影响，因为正如近年来的现实所显示的，“社会媒体以无所不在的方便和可扩展性的通信技术，本质性地改变了组织、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沟通方式”。[44]这种巨大的改变对世界政治的冲击与影响会呈现怎样的变化，目前看，不确定性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巨变还很难把握。
由于Web 2.0时代仅仅开始几年，社交媒体所引起的世界变局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细节，比如，社交媒体与各国乱局的关系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45]社交媒体只是作为世界政治的工具，还是自变量？社交媒体引起的群体行为与查尔斯·蒂利讲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暴力的政治”[46]有什么区别？社交媒体影响世界变迁的政治动员与传播进程有多少细节方面的案例分析？社交媒体拓展的国际博弈空间，先前的政治逻辑是否仍然适用？社交媒体所引起权力下沉的路径是怎样的？社交媒体在民主国家是否同样有着监督作用？社交媒体如何冲击与影响民主政体？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会有怎样的作用，等等，[47]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空白点与不同的看法，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或定量分析，但是，世界政治2.0的特性已经出现，网络传播革命形成的全新社会场域与空间已相当明显。对于这个新领域，中国决策层与学术界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在全球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去中心化”趋势与Web 2.0技术的崛起几乎同步，世界政治的范式会不会出现像量子力学的发现之于物理学那样的变化，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从个人层面看，在Web 2.0技术塑造下，普通个人升级成国际行为体的概率大大增加，世界政治领袖的“秀场”拥有了新平台；从社会层面看，民众与机器、群体与国家、信息与权力、数字流与世界政治等诸多关系之间的对抗或共谋，出现了新的博弈空间，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商业、军事信息的交汇与转移，形成更广维度中的新权力结构。竞争、斗争、对抗、冲突、磨擦，或者合作、协调、沟通、对话和融合，在新空间中的逻辑顺序与演化路径会更微妙与不确定性，就像热兵器之于农业时代，新大陆之于资本主义，核武器之于大国竞争一样，Web 2.0技术对世界的影响目前只是在初始状态；从国家层面看，发达国家捷足先登，凭借自身的信息与创新优势再次获得对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地位，信息继政治、经济、军事及话语霸权之后，再次成为强国与弱国之间实力差距的附加杠杆。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社会的数字鸿沟，会成为世界政治博弈的前沿课题。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互联网与世界政治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没有意识到空间延伸对国际博弈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把握时代脉搏，拓展研究边界，塑造前沿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嵌入世界变局时，加强互联网尤其是Web 2.0技术的政治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将会出现新的增长点，对中国崛起困境的突围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将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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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阿拉伯之春”的学术研究代表作可参：Rashid Khalidi, “The Arab Spring”,The Nation, March 3,2011; Kenneth M. Pollack,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 10, 2011; The New Arab Revolt: What Happene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mes Nex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Apr. 2011; Robin Wright, Rock the Casbah: Rage and Rebellion Across the Islamic World, Simon & Schuster, July 19, 2011; Bruce Feiler, Generation Freedom: The Middle East Uprising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William Morrow, June 28, 2011. Sarah van Gelder & the staff of YES! Magazine, eds, This Changes Every Thing: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11.国内学者的研究可参见：安惠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及影响”，载《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7/8期合编本；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载《回族研究》，2011年03期。关于2011年西方骚乱的研究，主要可参见：杨雪冬：“西方骚乱中的青年救赎”，载《人民论坛》，2011年9月上；伍芳：“解读‘占领华尔街’”，载《时代金融》，2011年第31期；樊鹏：“英国骚乱与国家暴力：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②] 关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力研究，可参见：Jennifer Aaker & Andy Smith,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0; Malcolm Gladwel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Small Change, The New Yorker, Oct. 4, 2010; Alexander Howard, “I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Engagement and Influence Trumps Follower Count”, The Huffington Post, Mar. 11, 2011;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1.
[③] 殷乐：《2010年美国社交媒体发展报告》，载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
[④] 关于Web 2.0技术的发展史，百度百科中有比较全面的解释：http://baike.baidu.com/view/8240.htm
[⑤] 殷乐：《2010年美国社交媒体发展报告》，第333－334页。
[⑥] 尹韵公、刘瑞生：《中国新媒体的本土化与社会化》，载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
[⑦] 李来房，《社交媒体在埃及扮演重要政治角色》，新华网，2011年8月16日。http://finance.qq.com/a/20110816/004507.htm
[⑧] “DCCI：中国互联网2.0正式超越1.0”，载《凤凰网科技》，2010年7月22日。
[⑨] 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⑩] Jennifer Aaker & Andy Smith,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0, preface.
[11] David N. Lawrence, Steven M. Witzel, Stephen Labaton, Arthur Grubert, John A. Squires, Gil Childers, Matthew H. Lawrence, The United Tweets of America: Building a Social Network for ‘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 载于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fm?articleid=2844
[12] 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13]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1.
[14] 李忠斌：《新媒体与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载《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15] Editorial, “Iran’s Twitter Revolu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09.
[16] 王文：《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有所作为》，载《求是·红旗文稿》，2011年12期。
[17] Jesse Lichtenstein, “Digital Diplomac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10.
[18] Malcolm Gladwel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Small Change, The New Yorker, Oct. 4, 2010.
[19] 殷乐：《2010年美国社交媒体发展报告》，第338页。
[20] Mark Landler and Brian Stelter, “Washington Taps Into a Potent New Force in Diplomac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09
[21] 闵大洪：《美国政府的对华网络外交》，载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39页。
[22] 社评：《“扳倒中国”，来自美国的危险鼓吹》，载《环球时报》，2011年11月19日
[23] 方世彤：《社交媒体与政治》，载《商业价值》，2011年5月11日。
[24] 王文：《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有所作为》，载《求是·红旗文稿》，2011年12期。
[25] 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6] 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6－247页、第330－331页。
[27] 法里德·扎卡里亚: 《微恐怖主义的一年》，载《时代》周刊，2010年12月27日。
[28] 郭道辉：《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年。
[29] 王文：《国际网系理论：互联网冲击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1日。
[30] 耿海军：《二十世纪的第一次网络大战》，载《国际展望》，1999年第16期，第25页。
[31] Tom Gjelten, “Shadow Wars: Debating Cyber ‘Disarmament’”, World Affairs, Nov/Dec, 2010.
[32]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83页。
[33] 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呼声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34] “带路党”是中国互联网中对那些敌人入侵时给敌人“带路者”的调侃与讥讽。
[35] 田作高：《信息革命与世界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1－263页。
[36] John Bellarmy Foster & Robert W. McChesney, “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March 2011, Volume 62, Issue 10.
[37]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1－202页。
[38] 王晨：《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8日第6版。
[39] 陈剑：“要强化国民的网络主权意识”，载《环球时报》，2011年6月10日第14版。
[40] 东鸟：《中国输不起的网络战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9－252页。
[41] 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第247－249页。
[42] Helle C. Dale, “Public Diplomacy 2.0: Where the U.S Government Meets ‘New Media’” , Backgrounder, No. 2346, December 8, 2009, pp. 1-11.
[43] David J. Rothkopf, “The Black Hole of 9/11”, Foreign Policy, August 29, 2011.
[44] Jan H. Kietzmann, Kris Hermkens, Ian P. McCarthy & Bruno S. Silvestre, “Social media? Get serious!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 2011, 54 (3), pp. 241–251.
[45] Evgeny Morozov, “Think Again: The Internet”,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10.
[46] 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7] 这些问题大多来自于笔者以“社交媒体网络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在2011年12月10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研讨会发言后的参会者提问。在此对阎学通、谢文、达巍、陈琪、宋念申、孙学峰、周方银、高程、李巍、曲博等师友的帮助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