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生长于广州，原籍是广东开平。父名司徒俊勋，在广州经营商业。
八岁时即进市立初级小学读书。一直至十九岁高中毕业这一阶段，家庭的经济状况是不坏的。虽然弟妹年渐增多，父亲的负担日重，但生活上极力节省，七岁以上的弟妹，还是都能进学校念书的。
在学生时代，因为是处在广州，故“五四”、“五卅”、“大革命”虽因当时自己年幼识浅，但多少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这时期，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教育和奋斗创造的精神使我易于接受。
十九岁时，因父亲商业破产，而家中弟妹成群，生活难以支持下去，迫使我将升学的志愿抛弃，而迅速地找寻职业。所以旋即投考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毕业后，即在汕头电台工作，将月薪支援家庭生活。
职业是解决了，而这只是我生活之手段，我是爱学习，爱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但这时期我所学习的，都只是新文学。当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作品，对于我的革命思想的启发，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当时我想做一个革命的文学青年。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又爱看新的杂志，如《大众生活》、《现世界》等，并间或看一些社会科学的入门的小丛书了。但毕竟文学艺术给予我的影响较大些。我又爱上电影和木刻了。将来做一个革命的木刻工作者呢？电影的编导呢？还是文学青年呢？我徘徊在三叉路口了。不久之后来，我在外国画报上看到了几张好的新闻照片，使我十分感动。但当时国内出版的画报却是无聊帮闲的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摄影比木刻来得真实，而电影虽好，但必须有大的资本和后台老板。从事文学的人是很不少的，而摄影是非常重要但却没看到过有一两个进步的摄影家。社会上一切的人们都把这一工作看成是消闲娱乐的玩意。我不满于当时的摄影和画报工作，更不满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一己，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但当时只想到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开始学习摄影了，但机子和材料不能不支出一笔钱，因而就不能不影响到微薄的家庭费用，以致引起父母弟妹和亲友的不满，他们也认为这是娱乐是浪费。而我的妻子（一个比较进步些的知识分子，曾经同情并鼓励过我做一个文学青年的女友）和较相熟的前进的青年朋友也都反对我学习摄影。他们的理由是只有文学或木刻是前进而可以学习的。摄影是坏东西，没有前途，只是浪费。特别是我的妻子反对得最激烈，经常因此而吵闹，甚至以离婚来威胁，但她想不到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了最大决心，以此为自己终身的革命事业和斗争武器，再不能随便改变志愿的了。
我忍受了一切痛苦和非难，埋头苦干了两年多，从黑暗中摸索出一些门径了，在新闻摄影的学术和技术上打下了一点基础。
1936年秋看到了沈章邹陶四君子与中共领袖商谈联合阵线的信（从前进的刊物上），看到了抗战形势的将临，这时又适值二弟、三弟都从专门学校毕业，二弟可以当中医生，接替我的位置去维持家庭生活。于是就下了决心立即奔往上海去。
到上海，因一时未能找到摄影记者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又因感到需要有美术绘画渗透于摄影木刻中乃能更生动有力，故即进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求学，一面投寄一些照片和通讯给前进的刊物，以稿费来换取摄影材料之所需。因为从事摄影和木刻工作，遂与鲁迅、鹿地亘等中日作家相识，向他们学习，请他们帮助。
鲁迅先生逝世后，我因发表鲁迅遗像，即为反动的学校当局所不容（当时我还没参加任何组织）而被迫退学。
这时适值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陈依范先生，因看到我的摄影有进步的内容，遂选了一部分介绍到苏联去发表，并鼓励我继续努力，要我有更多作品参加1938年元旦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展。并希望我回华南去收集一些艺术作品准备送往苏联展览。因此之故，我即折回广州，举行个人摄影展览（内容是鲁迅先生生前死后的二十余张，国防前线南澳岛的形势及人民生活共二十张，大众生活照片五十张）与广州艺术工作者发生联系。而这影展的一切材料费则是由美专较前进之同学及名木刻家李桦先生等所借助。这次的影展，确实是改变了中国旧影展的面貌的，因而获得了许多好评（因为展览会起了很大的作用：A、扩大了鲁迅先生的政治影响，B、南澳岛形势的照片使同胞提高了民族警觉性，C、大众生活照片使观众提高了正义感和对现社会之不满）。但这次展览会却使我在经济上负了一笔也许是永远还不清的债。因为当时我二弟虽然当了医生，但是新招牌，以至入不敷出无力相助。妻子虽也有职业，但她非但不援助，并更轻视我，她认为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便提出了书面离婚来，而这时候，一个投机商人却把我作为对象，找我商谈在广州用沙飞两字的名义开一间美术照相馆，他出三万元资本来办，每月给我五百元的月薪。他说用这名义可以号召全市青年学生来照相……
我的家庭和一切亲友都劝我接受。即使不愿意也可做一年，把债还清了还可有本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业。
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己的矢志不移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矛盾。这矛盾曾经使我动摇过，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是因为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言“能生，能爱，才能文”和托尔斯泰的“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于是我才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这么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天亮后立即就赶乘早车到香港去，请求友人郑未明君（即名木刻家野夫同志，当时他是天一影片公司港厂的布景师）给我以援助。结果就将我的摄影机让给他而换回了八十元的港币。再折回广州，以十块钱的代价到旧货摊上买了一架破旧但还可勉强使用的F4．51/250的摄影机。而这时候适值那商人又来劝诱。但当时我因缺乏修养只凭高度之憎恨，遂当面给了那商人一个无情的耳光。这商人挨打后，就立即反转脸皮，骂我展览鲁迅照片是反动分子，要到公安局去报告。他走后我想事情不妙了，且将会连累家人（当时我住在家中）迫得出走，但是回沪呢，人家知我来沪滨，码头车站恐有警探，匆忙间乃决计入桂一行，即令母亲和妹妹代焚前进书籍，自己收拾行装，时家人惶惧悲涕，父亲告以今后勿再回家，二弟则摇着无语而别。
到桂林后，幸得进步青年及西大教授如千家驹、尚仲衣等同情与援助（过去不认识的新朋友），同时展览照片全都是现成的，无须耗费金钱，故影展遂得顺利地举行。
不久“七·七”事变，我决心立即北上至华北战场，收集材料，千家驹、尚仲衣、邓初民诸先生闻之十分喜欢并热诚地慨然捐助我以不少的路费和材料费。且还写了许多介绍信给太原、保定、延安、西安的友人，要给我以援助。
我在八月底到了太原，住友人温健公家，他劝我放弃摄影，仍做无线电台工作，我则要求干摄影记者工作，并要到八路军中请其为我作介绍，但他坚持目前电台工作较重要，叫我仍住在他家里，等他的电报，他即往保定去了。
我讨厌住在他家里，乃商得宋维静（健公之妻）同意，到牺盟的少年先锋队中住几天，一则探尝军事生活，并看看红小鬼（东征时被晋军所俘虏者），因为从丁玲的那篇《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里，知道红小鬼是非常活泼顽强十分可爱。另一方面又可以拍些新闻照片。
三四天后，健公即来电，我即随宋维静一起赶往保定去。但到时适值日军已迫近保定，国军后撤正定石家庄，而八路军却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消息传来使我非常兴奋，冲动，但又十分苦恼。在保定两天，又与宋维静折回太原，而全民通讯社周巍峙同志已听说我对摄影有些经验，即来找我要我去当摄影记者到八路军中去。商得宋维静之同意，我即辞去健公方面所将要给予我的职务。
到全民通讯社的第二天，经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之介绍，以记者资格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再转往115师去收集平型关胜利品等新闻照片和通讯材料，两星期完毕即回太原发稿。
不久太原危急，国军主力南撤了，但闻八路军将留下少数游击部队，在五台山打游击，并创造抗日根据地。我遂又回到五台山来，找到了聂司令员介绍到杨成武支队去收集材料。
军区成立后，聂司令员去电一分区，叫我回到阜平帮助编辑抗敌报，因此我立即赶回军区来，参加政治部工作，任编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编报至1938年5月，因病休养两个月，7月出院即到四分区抓拍新闻照片。回到军区在司令部洗照片向外寄发。不久十月即反围攻，乃随王部长到一三分区收集战斗材料。12月底回来洗照片发延安。
1939年2月军区成立新闻摄影科，我即调任摄影科长之职，至今未有调动。
注：沙飞于1942年3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向党组织递交的自传
沙飞简介
沙 飞 1912.5.5—1950.3.4
原名司徒传，生于广州，祖籍广东开平。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当报务员，1932年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1936年9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华北前线。1937年9月在山西太原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1937年12月在河北阜平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抗敌报》社副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
1950年3月4日 ，因枪杀一日本籍医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