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是宇宙之子，宇宙是人的物质家园，宇宙真理是人的精神家园。宇宙真理控制人类运动，人类无以违背。人类须敬畏真理、信仰真理、追求真理、遵循真理、超越真理、皈依真理，实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和谐，实现天人合一。以文化建设为关键推动力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必须过三关：视野关、孔子关、唯物辩证法关。视野关主要就是要求我们获得洞悉宇宙真理的思维能力，从而对文化的本质、哲学的本质、思维方式、文化发展大势以及文化代表人物与实体文化在世界观上的同质关系等有清晰认识，从而为从整体上、性质上认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西方文化提供前提。孔子关主要就是要求我们认识到思维能力和水平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识定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人类世界观变革的划时代作用，识定孔子思想的性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论定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在性质上是相通的，从而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同质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品质的高低，这样就为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文化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开辟了理论通道。唯物辩证法关就是要求我们阐述宇宙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到完整、彻底的思想境界，这样中华民族复兴就获得了思想武器；进而对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包括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异同，以德制国，法礼兼治，党的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世界观基础、理论根源及核心模型，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等，进行科学理论阐述；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复兴就是真理精神的复兴，就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面发展繁荣的复兴，中华民族引领人类实现公正、和谐、永生，是历史的必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然。

【关键词】：宇宙真理，中华民族复兴，构建和谐文化，唯物辩证法，孔子

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确立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要方针，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会议精神迅速吹遍了神州大地，在全国人民中激起强烈反响，文化建设的春潮正滚滚而来。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化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思想理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完整、彻底的解决，思想理论问题业已成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瓶颈。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指出的“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全党全国应当深刻认识到，大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探求思想理论上的划时代伟大突破就是当前最根本、最艰难、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正是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对此，我认为，概括地说，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就是要过三关，即视野关、孔子关、唯物辩证法关。三关既过，党和国家就获得了思想武器，中华民族复兴的浩荡洪流就突破了天堑雄关，必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地奔向人类科学发展的光明未来。

视野关

视野是人和人类的第一智慧，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只有先看得到、想得到，然后才可能做得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并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在国际上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文明不能给世界带来普遍富足和安宁，世界至今尚未建立稳定秩序的情况下，而开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正确运用规律推进文化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这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宏阔（总揽世界）、深邃（洞悉本质）的视野。

一、视野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洞悉宇宙真理的思维能力。

（一）视野作为一种智慧，首先要洞悉文化的本质和哲学的本质是什么。

1、说起文化，很多人都能说个子丑寅卯，但论其本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观各种实体文化不难看出文化是民族的特质。一般地说，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就形成民族。一个民族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其所生活的地域范围，一般地说，这种认知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正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知，决定了各民族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从而形成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等，这就是文化。归根结底，文化的本质就是民族的世界观。在文化的诸多内容或者方面中，哪一项是根本的，决定其他内容或者方面的呢？只能是思维方式。思维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力量，思维方式是当然的决定民族文化本质的因素。

2、思维是如何形成的呢？恩格斯指出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既包含身体的进化，也包含思维的进化。身体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思维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思维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和身体一起，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既受内因的影响，也受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外因的影响。地理和气候环境提供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给予了思维进化的视野和线索，在劳动的基础上，和人脑自身一起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大自然和劳动创造了人的身体和思维，大自然和劳动的差异也创造了民族的身体体格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3、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很多人也都能就此说个子丑寅卯，但论其本质，同样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地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客观世界事物的本身及其运动规律，二是客观世界事物的存在性及其运动规律性。前者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在哲学研究中，存在性是研究事物“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具体的具体，属本体论范畴；规律性是研究事物运动规律的规律，也就是抽象的抽象，属方法论范畴。由于人是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因而存在“科学地思维”问题，也就是认识论。哲学是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体，是研究世界存在性及其运动规律性的思维科学。从哲学史来看，本体论更多地受人类整体认知水平的影响，方法论、认识论更多地受思想家个人思维能力的影响，当代的普通人都比古代哲人要更多的了解世界，但当代的哲人并不见得比古代哲人更具智慧。

4、认识了文化的本质，也就从整体上把握了文化这一纷繁复杂、抽象动态的事物，把握了文化与客观世界、文化与人的关系。认识了哲学的本质，就为人类准确地解释世界、正确地改造世界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在本质的层次，我们理解了文化与哲学内在统一的关系，从而为正确研究文化、正确构建和谐文化提供了前提、思路、框架等等，中华民族复兴也因而获得了思想武器。

（二）视野作为一种智慧，其次要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要洞察文化发展的大势。恩格斯指出：“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2]人的思维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运动，人类进步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在世界观上的进步。在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人类的活动范围是狭小的、分散的、隔离的，世界以不同的面孔呈现在人类面前，人类也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当然，由于都是人，所以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差异只是大同小异。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使人类面对统一的客观世界，然而，由于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惯性，主观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跟上客观世界的变化，人类由此存在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意识里原来浩瀚无垠的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类共同改造世界的活动业已促使这一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当然，这种矛盾是完全可以化解的，人类也一直在解决。考察近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各种文化的发展浩浩荡荡，文化间的交流浩浩荡荡，文化间的相互学习也浩浩荡荡。跟三四百年前相比，纵向上，当今世界各文化内部发展翻天覆地；横向上，各文化之间的差异缩得很小。这表明，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差异和世界观差异，在壮阔剧烈的交汇、碰撞、反思、谅解、转变、整合、提升过程中，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趋同，趋同的牵引力正是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趋同的驱动力正是主观世界的求真性，趋同的坚实基础正是各文化在整体上的大同小异和思维方式的互补性。文化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洞察了文化发展大势，就为文化建设找准了历史方位，确定了发展方向。

（三）视野作为一种智慧，还要识定文化代表人物与实体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认识具体的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去认识抽象的实体文化的性质。文化虽然是民族的整体世界观，但是不是所有人的世界观相加的总和呢？显然不是。世界观的形成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个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见仁见智”；然而，总有一些思维能力较强的人，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一般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深刻一些，更准确一些，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个别思维能力极强的人，他的思维水平甚至可以达到极限，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基本正确甚至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人，由于代表了民族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最高成就，所以往往被推崇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说，民族文化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代表人物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直接认识某个具体的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但是无法直接去认识繁杂的、抽象的实体文化的性质，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族代表人物的世界观与民族的整体世界观是同质的，这是完全没有疑义的。识定了这样的逻辑关系，通过研究某种实体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就可以推断该文化的性质了。譬如，中国现代文化是指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毛泽东是现代文化的代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因而现代文化的性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如果完全正确认识了孔子思想，我们就可以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如果能够认识实体文化的性质，那么对它的逻辑基础、整体架构、价值取向、运行机制、优势与缺陷等等深层次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我们对实体文化的认识就不再是点线面式的，而是全局的、全时的、动态的了；不再是仅仅关注实体文化的内容、形式、现象等等，而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深刻认识其性质、体制机制、价值观、发展动力和方向等等根本问题了。温故而知新，把握了实体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整体和性质，党和国家就一定会练就正确构建和谐文化的本领。

总而言之，认识了文化的本质，就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了文化，清楚了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关键点；洞察了文化发展大势，就使我们确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向；把握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实体文化的性质，就为我们构建和谐文化准备了经验、思路、方法和信心。而洞悉了“什么是哲学”这个一切基本哲学问题中最大最难、最靠前也最殿后的问题，就为我们准确地认识文化、正确地构建和谐文化提供了准则和工具。统统这些，必须是在视野上实现伟大突破后才能获得。

二、视野是一种敬畏、一种信仰、一种追求，是人类对精神家园——宇宙真理的觉解和皈依。

人类对宇宙真理的探索，是天然的本能。人类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既是一个有限固定的过程，也是一个无限前进的过程。说它有限固定的原因，一是宇宙真理就是贯通万物万法的一以贯之的逻辑，绝对不存在其他逻辑的可能性；二是人具有洞悉宇宙真理的思维潜能，在一定的世界观条件下，彻悟了宇宙真理的人可以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三是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是确定不二的。说它无限前进的原因，一是宇宙真理一以贯之的逻辑可以呈现无穷无尽的变化，宇宙万物万法因此而存在；二是任何个人的认知能力都受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都受自身精力的限制，即便是彻悟了宇宙真理的人，他也并不能天然地知晓万物万法，宇宙对他仍然是不可穷尽的无限，人类不存在“万能”之人；三是就人类整体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来说，一直就是而且可能永远都只是无限接近、无法穷尽宇宙真理的过程。宇宙真理控制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运动，人类无以违背。当代人类要追求自身的和谐与永生，实现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唯一可以依凭的就是宇宙真理。因此，人类必须抛弃利益争夺的枷锁，实现视野的伟大突破，自觉秉持对宇宙真理的敬畏和对自身未来的浩荡关怀之心，信仰真理，追求真理，遵循真理，超越真理，皈依真理，实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凤凰涅槃，实现天人合一。

三、视野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一种气派，是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和准确把握，是对宇宙真理的超越。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欲做好一县之事，须把握一省之局势；欲做好一省之事，须把握全国之局势；欲做好中国之事，须把握世界之局势。同样的，个人欲处置好自己的利益，须考虑他人的、集体的利益，自私自利而飞黄腾达者有，但善终者稀，因而要谨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世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尤其是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国交融为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谁也离不开谁，合则共赢，分则共输。我们要在合作共赢中开放式的发展国家利益，而不是与人为壑的封闭式的抱守国家利益。因此，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居住在地球村，视野上要成为地球人。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的和谐世界和包容性发展理念，就具备人类视野，顺应了人类发展的要求。宏阔、深邃的视野才能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才能驾驭复杂局面，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宏阔、深邃的视野才能洞悉宇宙真理，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才能超越真理，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人类才能在危急存亡的当代，对自身的前途命运做出正确抉择和准确把握，实现社会发展的公正、和谐、永生。中国人历来勇于奉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真理和价值追求，历来敢于担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和使命，在世界大转型的当代，我们更应该继承传统民族精神的精华，锤炼宽广的胸怀、崇高的境界、浩荡的气派，以对人类的浩荡关怀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人类的科学发展。

四、视野是一种信念，一种正气，一种从容，是人类对宇宙真理的遵循、弘扬和捍卫。

弘扬真理是人类走上和谐永生的唯一正确的康庄大道，也是一条曲折坎坷、遍布荆棘的天堑险途。思想上认识真理就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即便是具备洞悉真理潜能的人，领悟真理也是历尽艰辛、备受煎熬、浴火重生的过程。认识真理有三难：志道难，知行难，通变难。践行真理也有三难：克己难，知人难，弘道难。忠诚不一定被善待，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奉献不一定被认同，宽容不一定被理解，仁爱不一定被领情，崇高不一定有观众。孤独也许是常客，拗拧也许是常事，伤害也许是常情。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切炎黄子孙都要做好经历身心磨难、灵魂再造的准备，因为民族复兴的大道，就是去伪存真、扬善弃恶、褒美贬丑的艰难进程，真理之路就是多难之路，我们必怀着浩荡的欣喜，也必怀着浩荡的悲悯。争夺弥合不了分歧，报复消解不了仇恨，战争赢不到和平，以暴治暴无以平暴，统一思想才是人类实现和平安宁的关键。我们要坚定地秉持这份信念，要蓄养弘扬真理的浩然正气，一往无前地勇敢前进。对待有违真理的，既要有“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宗教式恕道，也要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大勇大刚。真理是不可逾越的规矩，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讲灵活不是抛弃原则，讲忍让不是放弃底线，我们应该在真理的指引下掌握辨析并扬弃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尺度，练就从容不迫、刚柔并济、挥洒自如进行处置调洽的气度。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需要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共同奋斗的事业，为了实现宇宙真理所赋予的公正、和谐与永生，我们必须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百折不挠，愈战愈勇，必须坚韧无惧地走向人类光明的未来。

孔子关

一、只有完全正确地认识孔子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才能深刻理解文化的本质和文化发展规律，从而才能顺应规律正确地构建和谐文化。

（一）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族的世界观，这种整体上的世界观是抽象的，需要通过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才能得以显现。就中国文化历史而言，第一个重大转型时期是春秋战国，各种思想大放异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孔子思想只是其中之一。孔子思想被确定为统治思想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已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事了。在四百年的时间里，法家、道家等许多思想都曾被作为统治思想，但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历史抛弃。唯有孔子思想一旦走上统治地位，就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巍峨矗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表明：哲学家的世界观，如果不与民族的世界观合拍，那么，他顶多是一家之言，一时之盛，难以上升为文化的代表思想，上升了也无法长久。孔子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内居于不可替代地位的唯一原因，就是孔子的世界观代表了古代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因此，完全正确地认识孔子思想，就能从整体上、性质上认识传统文化。

（二）从性质上认识传统文化之后，进而认识、把握传统文化的组成机理包括逻辑基础、整体架构、价值取向、运行机制等等根本问题就迎刃而解，一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传统文化就如一座盆景呈现在中华民族眼前。洞察了传统文化这座最久远、最伟大的圣殿，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改善思维方式、提升认知能力，就一定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如此，有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乃至一百多万年完整的进化史，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经验、足够的自信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实体文化的性质、品质及其体制机制有正确的认识。如此，有文化规律作为依凭，有古今中外的实体文化作为参照物，构建和谐文化就决不会是“摸着石头过河”了，把握了昨天、今天，就能够创造辉煌的明天，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顺应规律，正确构建和谐文化，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新时代。实际上，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文化，并不是要改变中华文化的性质，而是要提升中华文华的品质。中华文化的性质由中国人一百多万年进化史形成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不可改变。

二、系统地、正确地阐述孔子思想，论定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内在统一的关系，是构建和谐文化的切入点。重树孔子为中华民族精神导师的地位，才能凝聚人民的思想共识，激发人民自觉、自信、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建设，才能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一）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历史都表明，要弘扬文化，没有一个文化的绝对权威是不可想象的，这里的绝对，没有独裁之意，意即他的思想无可超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子之所以成为文化的绝对权威，正是由于他的思想无可超越。只有树立文化的绝对权威，也就是树立民族的精神导师，民族思想才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也符合社会运动逻辑和大众的认知习惯。

（二）任何个人的思想来源包涵两个因素：个人素质和时代特征。孔子思想的内核是天命和仁，他自言“吾道一以贯之”，在个人素质上，后世可有与之并驾齐驱者，但不可能有超越者，因为一以贯之的逻辑正是宇宙的逻辑，孔子是洞悉天机的思想家，他的思维能力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终极境界，这是孔子之所以以前是权威、现在要重树孔子权威的根本原因。后世能够超越也必须超越孔子的地方，就是时代特征部分，也就是人类整体世界观的变化。古人看世界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无限世界，今人都知道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这就是人类的世界观革命，这必然引起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

（三）重树孔子权威，并不是要重兴儒学，并不是要开历史倒车。孔子被推崇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没有看到有哪个儒学家从整体上理解了孔子思想。后世大儒们的学说与孔子思想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朱熹的思想，器宇不阔，思辨不精，逻辑不达，与孔子差得很远。儒家思想实际上只是儒家们个人思想的集合体，并不代表对孔子思想的完全遵循，更谈不上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儒学大家是属于时代的，孔子是超时代的。应当看到，儒家们的思想尽管有其思维的局限性，但仍然无愧为时代的精华，他们从孔子浩瀚的思想中撷取根源，协时为用，切实而行，忠心耿耿，劳苦功高，为时代进步做出了贡献。他们所展现的对天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民福祉的关心，对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信仰、信念和奋斗的精神，与孔子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体现。他们为孔子思想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推崇孔子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合适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唯一的原因就是适应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社会管理需要。所以说在近代史以前，儒家思想代表了正确的历史方向，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然而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业已推倒了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基础，中国近现代史业已确定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归宿，儒家思想业已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是，正确阐释儒学大家们的思想并客观地加以定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正确部分焕发生命力。

（四）重树孔子权威，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使中国共产党变质。孔子不可否定，马克思主义也不可否定。其实，有两个根本性的实践问题一直没能进行理论解答：一是孔子思想何以具有超越古今中外的时空穿透力和永恒的生命力？二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遥远的东方大国，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底蕴的中国生根、发芽、壮大，经受住了各种波澜壮阔、危急险重的考验，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惊殊的伟大成就，至今仍然呈现昂扬向上的态势？两个问题直接拷问文化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乃至宇宙真理，迫使我们不得不猜想这两个过去和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有没有内在统一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否定这个猜想。如果说存在这种可能性，反倒是有几种依据或者说是基础：其一，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同一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伟大成果，这是客观基础；其二，据研究人脑若干万年前就进化到现在这个样子，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没有思维能力的客观差异，这是思维基础；其三，都经受住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的考验，这是实践基础；其四，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弃，孔子思想要重奉起来，这是当今大势，是现实基础。因此，探索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统一的可能性，是构建和谐文化最为关键、最为艰深、十分紧迫的理论问题。具体说来，由于毛泽东思想在所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所起的基础框架、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我们就是要探索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内在统一的可能性。宇宙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一生都没有从哲学上否定孔子，孔子和毛泽东的思想相通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疑义的。更具体地说，一本《论语》，两千多年了，又有谁解透了？直接映射毛泽东思想内核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有谁读通了？中华民族一古一今两位思想巨人的最重要篇章，其思想实质有没有统一性？实际上，构建和谐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最难、牵引全局、堪为切入点的问题，正是《论语》和两论的文本解读从而通融提质也即阐述宇宙真理的问题。人人都在寻找真理，真理其实就在眼前。应当认识到，正是在实现视野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突破的同时，实现了对孔子思想的完全正确的认识，识定了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内在统一的关系。重树孔子权威，是在原创性地、跨越式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本着完全准确地解释世界、完全正确地改造世界的宏远目标而必然采取的举措；重树孔子权威，必定使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更鲜艳，基础更坚固，灵魂更高尚，信念更坚定，能力更强大，影响更巨大，事业更顺畅。

（五）重树孔子权威，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等其他优秀思想，并不是要建立封闭自大的思想体系。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都是对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结果，只不过孔子的探索更深刻因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孔子思想是全人类最正确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思想不存在缺陷，并不否认西方思想在某些方面具备优势。任何人是属于时代的，时代给了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时代给了他对主观世界的认知，任何人都不能从一片空白开始创建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首先是时代的思想；任何人也是属于环境的，环境给了他的活动范围，环境给了他的文化范围，任何人都不能从环境外创建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首先也是环境的思想。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国哲学思想来源于典型的大陆文明，注重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西方哲学思想来源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两千五百年前，相距遥远、互相隔绝的东西方，就各自掀起了具有同发性、对称性、互补性的史称“轴心时代”的文化繁荣时期。东西方哲学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对真正的哲学家而言语言文字只是思想交流的桥梁，透过桥梁看思想实质才是正确的方法。即便是按照西方哲学话语系统，孔子思想中仍然蕴含着与之对应的结构，如天命论对应本体论，“仁”对应方法论，“礼”折射了认识论。孔子思想是开放的系统，明晓了孔子的心曲，就可以感受到他穿透千万年的眼力，他自言“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非常清楚由于“天在上、地在下”的时代局限而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存在缺陷，并且依据一以贯之的逻辑预见到了人类的世界观必将发生天地上下关系可以转换的革命性变化。两千多年后，西方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印证了孔子内心的预见，实现了人类的划时代的世界观革命。这样看来，对孔子思想首先进行根本性创新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当代中国人所要做的，是集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近代西方等思想之大成，为全人类构建基于统一的客观世界之上的统一的哲学体系，这是宇宙真理赋予中华民族的责任和使命。

（六）文化的本质是民族的世界观，主要内容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活动主要是解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和基本精神需要，因而人民群众是当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主体。要重树孔子权威，关键原因就在于他是中华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圣人，是民族的精神导师，只有他才能在精神世界上号集民众，只有他才能激发人民自觉、自信、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建设。他的思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血脉不张，民族不振。要深刻认识到，重树孔子权威，并不是要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非理性思维，今天要重树孔子权威，是对宇宙真理有了正确认识，对文化的本质，中华文化的性质，以及要构建的和谐文化的品质有了正确认识以后，对思维科学有了正确认识之后，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的、起支撑作用的举措而提出来的，体现了真理精神，符合辩证逻辑和世界观运动逻辑，是理性思维。对孔子思想我们要批判地看待，既要看到他超时代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受时代局限的一面。受时代局限亦即世界观局限的一面，人类早已突破了，他超时代的一面亦即他洞察宇宙终极规则的思维能力，要让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敬畏、明晓、求索、遵循和捍卫。

（七）两千多年来，孔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为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发展，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和永续，为民族品格的砥砺、铸造和提升，做出了至高无上的贡献。今天，当我们面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极为重要、极为紧迫的任务时，在对孔子思想进行完全正确的阐释并被人民广泛理解、广泛接受之后，重树原已矗立两千多年的孔子的文化权威地位，必将在中华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无与伦比的震撼，真理的力量必将激荡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身心，真理的光芒必将照耀每一位民族成员的灵魂。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震撼，作为真理彻悟者的孔子为这必然产生的震撼已在“天堂”等候了两千五百年；伟大的震撼激发伟大的跨越，伴随真理精神的觉醒，中华民族必然实现民族精神的伟大跨越。

三、过了孔子关，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正确地古为今用。有两千五百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实践，构建和谐文化就有最坚固的基础、最实用的构件和最可靠的参照物，厚积而薄发，律定而速成，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赢得宝贵的战略时间。

（一）构建和谐文化在时间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社会大转型时期，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一系列两难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秩序失范，在仍然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应注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等不得、轻不得；另一方面，考察文化形成规律，一种新文化成熟定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另起炉灶的方式不能满足时代急需，必须是在经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更新再造，文化建设慢不得、错不得。如何妥善解决两方面的压力？唯有把和谐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从整体上、性质上把握传统文化，依据宇宙真理，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应现代世界观的更新再造，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快速性，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赢得极为宝贵、极为必要的战略时间。

（二）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虽然使人类的世界观产生划时代的革命，但这种革命仍然是对古代世界观的继承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和谐文化必定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能够在原理上、方法上、具体内容上等等为构建和谐文化提供来源或者参照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原则，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没有错的。问题是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其标准何在？完全正确地认识了孔子思想，从而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品质，标准问题就解决了，对传统文化的优缺点就能够区分清楚了。在继承的内容上，如前所述，既可以是组成机理等宏观问题，也可以是一些微观问题，比如宏观层面的礼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仍然可以与法治一道作为社会管理制度，微观层面的忠孝廉节耻、温良恭俭让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一句话，我们要构建和谐文化，既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在把握宇宙真理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的辨析和扬弃，继承和发展，古为今用，推陈去新，这样就大大开阔了文化建设的视野，提升了智慧，丰富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加快了速度，把握了时机，赢得了主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应当礼敬自豪地对待。刘云山同志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文中深刻阐述了文化强国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深刻影响着我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如果抛弃历史文化传统，割断民族文化血脉，文化发展就会像无根浮萍、断线风筝，就会迷失方向和目标。我们党始终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坚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适应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时代的青春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就是植根民族历史文化土壤而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能把中华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发扬光大。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中华文化蓬勃生机、迎来全面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作为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执政党，必须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好地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唯物辩证法关

一、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解答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重建信仰，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

（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又要被实践所检验，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容易出现被动、盲动、动荡乃至崩溃的局面。中国共产党90年间之所以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革命三件大事，关键原因就是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现在，历史的车轮已经迈入第四个三十年，我们所要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祖宗不足法，海外不足取，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此，科学的理论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十分紧迫。

（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理论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唯物辩证法作了重要阐述，对唯物辩证法理解最精深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我党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代表了迄今为止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即便是《矛盾论》也没能把唯物辩证法完整、彻底地阐释清楚：《矛盾论》正确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哲学问题，但是没有系统地论述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一最核心、最抽象、最复杂的问题，由此造成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没有论及，对个别问题的论点和论证也有商榷之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就，需要在哲学层面上，也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层面上进行归纳和总结，需要清晰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理论逻辑。此外，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理论要进行哲学上的探究以便正确推进。实际上，就主要理论贡献而言，邓小平理论对事物发展的动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真理原则、价值原则和理论假设，科学发展观对矛盾运动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问题，和谐社会理论对主要矛盾运动状态问题，都在实践的层面上或者说是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推上了新境界，触及了最核心，中国共产党90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为完整、彻底地阐述唯物辩证法开拓了极为广阔的视野，提供了极为丰富有力的论据，迎来了适宜解答的时机。

（三）毛泽东同志对人类的认识规律有过深刻的论述：“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5]只有我们从九十年党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乃至中国人整个一百多万年的进化史的历史事实中清晰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就必然能够把握未来的历史逻辑，必然就能够洞察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从而就能够以宏阔深邃的时空视野审察我们现行的体制机制、发展思路和具体举措，从而可以依凭科学规律和科学方法作出正确调整、修改、完善和创新，实现“终极设计”。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握了未来，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极为重要的信仰问题就迎刃而解。所谓信仰问题，其实就是个理论问题。有了科学的信仰，才有实现信仰的坚定信念和充分信心，才有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相互信任。而这些，包括我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统统可以归结到唯物辩证法的平台内予以解决。

（四）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创立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年了，无论是基于过去、现实还是未来，现在是必须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完整、彻底阐释的时候了。毛泽东同志七十多年前就已经站在了唯物辩证法的高峰，改革开放三十年使我党从实践的层面上或者说是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推上了新高峰，我们从哲学上完整、彻底地阐述唯物辩证法，要素业已俱备，时机业已成熟。

二、宇宙是人类的物质家园，宇宙真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真理精神的复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面发展繁荣的复兴。构建和谐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运用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认识当代中国所处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性质的统一性，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改造对世界，实现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一）当代中国，主要受三种文化影响，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治地位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方向要把握，传统文化的血脉要继承，西方优秀文化要借鉴，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种贯通古今、超越中外的哲学体系，唯有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唯有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才能辨析、扬弃、通融三种文化进而超越、创建新的文化形态，即构建和谐文化。

（二）要构建和谐文化，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解决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

首先当然是要厘清和谐文化的概念内含。文化的本质是民族的世界观，那么什么是和谐？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和谐是指一定范围内，主要矛盾运动的稳定状态。这是在阐述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后，特别是在阐述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事物发展的动因、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运动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问题后，作为唯物辩证法本身的完美总结，由一以贯之的逻辑而推导的基本论点。人类的主观世界与宇宙所呈现给人类的客观世界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前提、基础、框架和根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各民族散居相互隔绝的世界各地，世界呈现在人类面前是有差异的，因而人类的思维方式也是有差异的；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世界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是无差异的，而人类却仍以有差异的眼光看世界，这正是全球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也正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内心纠结、思想迷惘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解决的时候了。构建和谐文化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运用客观世界规律性即宇宙真理自觉调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根本矛盾的运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其次，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清楚当代人类所处的社会阶段，深刻认识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历史方位。这需要阐述三个问题：第一，当代社会所处的人类历史阶段，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第二，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明确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共同的性质，这就唤醒、激发了蕴藏于中华民族内心的追求真理的力量。

（三）当代社会所处的人类历史阶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两大根本矛盾（或者说是自然与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两大矛盾的交织运动使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状态。两大根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就是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自始自终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种斗争在现代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彻底消灭阶级划分和阶级对抗，就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从考古资料和逻辑推导判断，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贫富分化，进而出现了阶级，所以，有必要将原始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社会是指从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前期，贫富开始出现，后期，奴隶主阶级开始出现，当奴隶主阶级取得控制地位时，便进入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后期，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出现，当地主阶级取得控制地位时，便进入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当资产阶级取得控制地位时，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期，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当无产阶级取得控制地位时，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完整的阶级社会形态序列。当然，由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矛盾交织运动的重心有所不同，再加之价值原则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遵循这一完整的过程，比如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就侧重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奉行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即生产力水平并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相对的，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奉行个人主义的文明就要经历比较长的资本主义阶段。从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后期到社会主义社会前期，阶级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内含的阶级矛盾组成一个完整的阶级矛盾系，以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为开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为结束。这个矛盾系的运动同样呈现不稳定——稳定——不稳定的阶段状态，稳定略占优势，所以说历史的基本面是稳定的。然而，这是矛盾的哪个方面的稳定呢？必须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后期，奴隶主阶级并未占主导地位，大多数氏族成员仍然控制部落的权益，因此这种稳定是大多数人的稳定，然而这个矛盾系才开始，所以这种稳定是不可持续的。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权代表的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广大人民的利益处于次要的、被剥削、被略夺的地位，少数统治阶级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榨取大部分由广大人民所创造的财富，这种稳定在性质上是属于少数统治阶级的，所以稳定性很差而且是不可持续的，正因如此，在这些阶级社会，社会动乱、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国际冲突是常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占主导地位，在开始的一段时期内，尽管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但这是最广大人民对从统治地位退下来的、原来的剥削阶级的矛盾，“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最广大人民在跨越几千年以后重新开始共建共享社会权益，所以这种稳定就代表人类的稳定。而且，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走向消亡，阶级矛盾系行将结束，就是说最广大人民所占的主导地位再也不会动摇，稳定性是可持续的，“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7]所以说，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

上述分析主要考虑不同阶级的矛盾地位问题，没有考虑稳定的内含，只是平面的、静态的分析。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本质，还须对各阶段社会进行立体的、动态的分析。总体说来，源自于两大根本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类社会一直遵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顺序。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与社会的矛盾已经基本稳定；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以后，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已经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呈基本稳定状态。两大根本矛盾在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长河之后，正从基本稳定时期走上充分稳定时期，和谐世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必定会实现，这就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位。

（四）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论》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因此，正确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对构建和谐文化的目标有了清晰认识之后，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的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人类的认识总是遵循由浅及深、步步推进、逐渐接近宇宙本原的过程，人类也总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体制把这种越来越先进的认识转变为越来越先进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说，人类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实践上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体现。前文论及文化发展大势的时候已从思维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再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判断。任何矛盾的运动都有其范围和条件，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之前，人类面对的是无限的世界，由于生产及生活活动的扩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矛盾交织运动的范围和条件尽管狭小却是不断超越的。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使人类面对同一个客观世界，地球这个唯一的家园为人类活动框定了尽管浩大却是难以超越的范围和条件。在这个范围和条件内，人类活动跟以前的以横向扩张为主不同，只能是以纵向深化为主发展。三四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催化，人类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人类超级改造世界的能力已使人与自然强弱易势，以衣食住行为基本的物质需要问题已经在总体上获得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已呈基本稳定状态，现在是需要控制人的行为从而防止失去稳定的时候，这就要加快调整发展方式，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人与社会的矛盾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执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再也不会改变，因此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已基本解决。但是这两大根本矛盾的稳定还只能说是性质上、总体上的稳定，在这个范围和条件已经框定、只能是谋求纵深发展的大势下，人类要维护这种稳定并且要推向充分稳定的漫长未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完整、彻底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建立统一的世界观体系，破解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实现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完整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仍然只是自发的性质，当代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改造主观世界，实现社会运动的自觉发展。

我们可以再从一些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中加深理解当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问题。其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准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判断。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总体上，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小康社会已经实现，社会生产水平很高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表明1956年党的八大即开始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解决了；其二，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单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资源、能源、环境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信仰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荣辱观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问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已大大超过了经济问题所能牵制的范畴，都不是能凭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予以解决的。况且，就世界范围来看，即便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现有的理论、体制、模式、举措等能够长期妥善解决的。党和国家必须运用宏阔、深邃的视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和实质，抓住核心问题，部署关键步骤，进行全局的、全时的改革治理；其三，就执政能力而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由30年前的西方大国的小学生成长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老师，单纯管理经济已经是驾轻就熟。但是在社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却是能力不足，需要有视野上、方法上、体制上、举措上的革命性改进，需要锤炼适应时代发展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其四，再强调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也不符合社会观感，即便是巨大的经济建设、科技建设成就，诸如房地产、三峡工程、高铁、高速公路、天宫一号等等已经很难激起全民族的关注了，很难具有社会穿透力了，相反的，吸引舆论眼球的往往就有此类成就的负面东西。而对于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问题，人们的关注度、认同度、拥护度越来越高，这反复表明了民心所向和社会发展趋势，人民的物质需要在总体上已经满足了，当代主要是要解决精神需要的问题；其五，我党九十年历史所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革命的三件大事，几乎是每三十年一件。这反复印证了大致三十年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周期的观点，其实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还称三十年为一世。现在我党历史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不管认不认识，承不承认，愿不愿意，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业已是事实。有着三四百万年历史的人类一直在探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世界本原问题，直到现在，人类才走到了必须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直指宇宙真理，必须由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指导才能得以化解，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任务之所以如此重要、如此紧迫，根本源由就是来自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作用。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根本矛盾交织运动充分稳定的时期，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当人们普遍怀疑共产主义的时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其实已经走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前夜。

（五）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共同的性质。对宇宙而言，唯物辩证法是终极规则；对人而言，唯物辩证法是终极思维能力。基于此，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再来认识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性质。在孔子思想里，天命与仁是内核，是灵魂。对于仁的本义，孔子并没有直接阐述，限于当时的语言文字水平也无法阐述，两千五百年来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堪称中国文化最大的谜。透过文字看思想实质，其实仁就是辩证法，也唯其如此，才能贯通《论语》里所有孔子关于仁的章句。孔子的天命论坚持了宇宙的物质性、运动性、无限性和有限性方向，性质上就是唯物论。孔子思想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完全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就能够读通《论语》，也就能够洞悉孔子的精神世界。唯物辩证法所涵括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所有基本观点，《论语》里都有相关章句与之对应，如果把唯物辩证法比作一个无形的、厚重而灵动的鼎器，那么《论语》就是这个鼎器的所有碎片的有形集合。正因为孔子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孔子的世界观代表了古代中华民族的世界观，所以说传统文化的性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两千多年社会实践都可以证明孔子思想是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人类思想的最高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具有共同的性质，中华文化确实是血脉相承的，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着的。当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品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古代“天在上、地在下”天地无垠且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化则是建立在“宇宙无限、地球有限”的世界观、但对宇宙真理认识不完整不彻底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文化则是在对宇宙真理有了完整、彻底的认识之后，基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的文化，是自觉遵循唯物辩证法，因而是具有很高品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中华文化既有着一以贯之的普世永恒的性质，又有着与时俱进的不断革新完善的品质。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天然地要对世界本原和人的起源感兴趣，天然地要对此进行探索和解答，概括地说，这些兴趣、探索和解答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切民族、一切文化必然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并以此作为世界观的根本，这也是民族和文化最具标志意义的地方。宗教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并把天堂或者地狱当作人的归属，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的合法性地位，迫使宗教走下政治舞台，走向暮路。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以前，人类都以为大地是无限的，在此以后，人类方看到地球是有限的；在此以前，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主流是猜测，在此以后，对世界的认识开始走向科学；在此以前，最正确的哲学也无奈地包含着逻辑矛盾，在此以后，为完全不具有逻辑矛盾的哲学提供了可能。一句话，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这种改变直至现在都没有完成，现在已进入必须完成的时代。

中国文化和哲学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天”，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本质认识以对“天”的通透认识为标志。西方人心中的天就是天空，只具有物理学意义，中国的“天”则大为不同，是世界观的根本。中国古人虽然也信鬼神，但最基本、最主流的信仰是“天”，而恰恰是“天”，具有唯物的性质，这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很确定的、根本的，他的天命论就是唯物论。中国古人认为“天”生万物，“天”主万物，由此建立了“皇权天授”这种“天然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华文明成为唯一连续文明体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是古代唯物主义的实际体现。古代中国皇朝可以更替，世界主宰的“天”一直是“世袭罔替”；皇权可以发展，以上驭下的“道”一直是“衣钵相传”。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近代中国的致命打击是，地球原来只是宇宙中一粒尘埃，至高无上的“天”猛然间坍塌了，自上而下的“道”猛然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皇权天授”猛然间成了断了根的朽木，中华民族猛然间失去了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猛然间失去了作为精神家园的根基。近代中国的落后最核心的部分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天”认知的落后，晚清以来的持续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就是探求对“天”和“道”的认知。与唯心的宗教不同，古代中国对“天”的认知具有唯物的性质，这种性质最底层的根源就是共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性质足以使中华文化从致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获得新生，成就了与宗教文化迥然不同的命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业已过去三四百年了，“天”早就变了，但在全球范围内，适应这一变化的“道”并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人类由此思想迷惘、行为紊乱、秩序失范。好在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性质的中华文化凭据自身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自发地触及到了构建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社会秩序的根本任务，从而为人类的和谐与永生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政权存在、繁荣和永续的法理基础，用哲学上的话说就是要建立科学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天”即宇宙，“道”即宇宙真理即唯物辩证法，天命即唯物论，仁即辩证法。要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在现代的世界观条件下，思想理论基础就是要重构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世界、价值和人生认同，复兴对“天”的信奉，对“道”的敬畏、信仰、追求、遵循、弘扬、捍卫、超越和皈依；社会管理体制就是要重构包括政治架构、文化架构、经济架构等在内的“天人合一”的稳定秩序，实现公正、和谐、永生。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并不是使人类对古代世界观进行否定和抛弃，而是对其继承和发展，因而，复兴对“天”的信奉和对“道”的遵循是完全必要、完全可能、完全必然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最科学的精神是追求真理，最厚重的品格是遵循真理，最博大的胸怀是弘扬真理，最坚定的意志是捍卫真理，最充盈的性情是皈依真理。真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和底色，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真理精神的复兴。

（六）十七大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荣辱观 。”要完成这个兴党兴国复兴民族的战略任务，就是首先要认识准世界，然后解释清世界，再改造对世界，这个顺序不能巅倒。首先要攻克的堡垒就是唯物辩证法，可以依凭的工具也是唯物辩证法，达到的目标还是归属于唯物辩证法。

（七）认识准世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关键就是要完整、彻底地阐述唯物辩证法，就是要准确地认识宇宙真理。当然，认识宇宙真理是极个别人才能达到的思维境界，但正如孔子所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当用系统的、缜密的、大众的语言文字阐述宇宙运动规则之后，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宇宙真理就是贯通万物万法的一以贯之的逻辑，人们都具有辨析逻辑的思维能力，——《实践论》和《矛盾论》并无文字上的难理解之处，难的是对其思想实质的理解。当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被人们所普遍理解、普遍接受，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大众哲学之后，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才能成为现实。

（八）解释清世界。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宇宙是物质的、运动的，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世界本原是物质的一元。宇宙的无限性体现在物质具有无穷大无穷小的属性。宇宙本身由物质和时空双因素而存在，双因素包括内因和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因，规定一切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两方面组成并运动着，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运动的根本法则。无限性在矛盾法则上体现为绝对性，有限性体现为相对性。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规定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也就是世界本原问题。从绝对性讲，一切事物的联系是绝对的，没有本质区别；从相对性讲，事物是有本质区别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定事物的联系和区别，普遍性是基于绝对性而言，特殊性是基于相对性而言，特殊性规定事物本质。矛盾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规定事物的运动趋势和发生几率。绝对性和相对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矛盾本身的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运动的属性。同一性中的互相依赖性规定矛盾的双方，是矛盾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体现了特殊性；互相转化性规定矛盾运动的方向，协同性规定矛盾运动的普遍联系，体现矛盾的普遍性。斗争性规定矛盾的运动性，体现矛盾的绝对性。均衡性和非均衡性体现矛盾的运动状态。均衡有绝对均衡和相对均衡，宇宙物质量、运动量是绝对均衡的，在相对均衡中，矛盾一方的均衡就是另一方的非均衡。均衡又分稳定均衡和非稳定均衡，稳定均衡代表事物的良好状态，也就是和谐状态。和谐的本质是在一定范围内，主要矛盾运动的稳定状态。对于复杂事物需要如何处理才能尽快进入和谐状态呢？这需要对矛盾绝对性和相对性有透彻理解，在此基础上，再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宇宙运动的方向是什么？是前进，而且是适度的前进，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假设。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科学反映，是真理，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唯一的科学哲学。

唯物辩证法是宇宙终极运动规则，运用它能够清晰解释宇宙一切事物的存在性及其运动规律性的问题，当然也就包括了人类社会运动。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根本矛盾的交织运动是根本动因，其运动的不同阶段就是人类发展历史的不同社会形态。当代两大根本矛盾运动的范围和条件已经框定，已呈基本稳定状态，当代人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使根本矛盾运动走上充分稳定状态，并尽量维持这种局面，以使人类获得永生。唯物辩证法能够解释清楚全部人类历史，其内在一以贯之的逻辑既体现于过去的历史、当代的现实，也必将同样作用于人类的未来，人类看清了过去和现在，自然地也就看清了未来，也就明晓实现共产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这样，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必然能够统一思想，协调行动，锐意进取，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运用唯物辩证法解释清世界，重树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才能成为现实。

（九）改造对世界。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分为两类，即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经济活动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文化活动主要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政治活动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管理问题，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控制力量，对人类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因而我们讲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而讲和谐文化建设，再上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根本问题还是政治建设。纲举目张，解决了政治建设问题，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政治建设包括三个根本问题：价值导向、政治架构、执政者。

1、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以德制国的首要作用讲得十分清楚。什么是德？德的本质就是人（团体）在处置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时，将外部世界适度高置于自己的品格。一般的价值导向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必须坚持这种导向呢？第一，这是一个循环的链式反应，符合天地上下关系可以循环的世界观和矛盾运动对立统一规律；第二，唯其如此，社会运动才会形成合力和统一的方向，并维持恰当的质量和效率，否则，社会运动必散必乱。价值导向问题对任何国家都具有灵魂和统摄作用，考察古今中外国家兴盛衰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导向问题。中华民族之所以连绵不绝，根本原因就是奉行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观。古代中国又之所以朝代频繁更替，就是核心价值观循环链条并未成型，国家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这一环既没有世界观基础，也没有阶级基础和制度保障，“民为邦本”只是价值倡导和统治阶级的灵光闪现。在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从国体、政体上为以德制国提供了阶级保证和制度保证，世界观也只是个理论完善的问题，因而国家运动必定具有稳定性和永恒性。价值观源自于思维方式，中华文明侧重共性，西方文明侧重个性，因而中华文明体现出凝聚性、包容性，西方文明体现出扩散性、排斥性，中华文明的发展是通过革新完善来实现的，西方文明的发展是通过另起炉灶来实现的。当然，以德制国倡导集体利益但并不否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就象社会管理倡导共性思维但并不否定个性思维的重要性一样，集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充分尊重个体和个性，讲究集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的平衡协调，总体上适度地侧重集体的、共性的，这就是德制的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把握住了以德制国的核心，就驾驭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方向和根本，不仅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而且能够科学发展，必将实现社会和谐，“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已被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光辉铁律。

以唯物辩证法一以贯之的逻辑看来，实现以德制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一党执政提供了前提，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无法实现以德制国：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不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多党制内的每一政党只能代表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三权分立制度以平面的、分立的、静态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立体的、整合的、动态的国家事务，不符合辩证法则，驾驭不了复杂局面，不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框架基本符合唯物辩证法，这是建国六十多年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革命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当然，“中国模式”尚不成熟，需要通过文化建设的推动进而改进整个社会管理模式才能定型。

2、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下，更高品质地实现以德制国，需要着重研究政治制度改革问题。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已成为共识和现实。但依法治国还不足以成为以德制国的制度保障，还得加上依礼治国，实行礼法兼治。原由是：其一，就人的行为而言，法治只能规定人不应该做什么，划定不能突破的红线；礼治则能规定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可为人的行为定规矩、立标准，由此才能开展伦理道德建设。其二，就人的全面发展而言，法治只管人的行为，礼治才能管思想。如果单纯依靠法治，要么造成民众精神空虚，要么促使民众追随宗教。源自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基于分立的思维方式，把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为地分割开来，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植于传统的现代礼治思想基于整合的思维方式，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其三，就思想实质来说，法治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规定事物及其运动的方式方法，属于科学层次，追求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实现；礼治是统治阶级基于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并以宇宙真理为内在依据，规定事物及其运动的方式方法，属于哲学层次，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真理和价值实现。以西方国家为例，政治上实行法治，精神上寄托于宗教，社会管理是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而且由于宗教否定世界的物质性和无限性，性质上是唯心论，逻辑上是悖论，若不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造，是难以长久维持国家稳定、统一的局面的。其四，就社会管理而言，社会建设包含物质建设即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即文化建设，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法治管物质建设和人的自然属性，礼治管精神建设和人的社会属性，礼法兼治各主其职这样才完备，才能共同促进两大根本矛盾实现和谐运动。与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不同，在这里法治同样要依据于唯物辩证法，与礼治同根同源。其五，就矛盾运动而言，法治界定人的运动的范围，礼治规定人的运动的准则，礼法兼治，既能保障思想的真理性、统一性，又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单纯的法治或者礼治都不恰当，社会运动都无以实现和谐有序：法治过多则成为行为枷锁，过少则成为无政府主义；礼治过多则成为精神枷锁，过少则成为精神虚无。泱泱中华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依礼治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礼治打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其精神实质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固然要高度重视思想认识、舆论倡导、文化活动和文艺作品等等，但更重要的、起基础和骨架作用的还是和谐的社会秩序，“软实力”一定需要“硬支撑”，党和国家一定要深化对礼治思想的认识，加紧开展现代礼治建设，实现礼法兼治，这其实就是文化强国最根本、最实际、最广泛、最久远、最具震撼力的举措，也正是十七大报告中“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体现。传统礼治的思想内核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就为文化强国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治国经验。当把握了传统礼治的内在机理，依据现代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对其进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后，获得新生的礼治一定能够为以德制国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一定能够成为擎天砥柱，为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复兴开拓进取、保驾护航。

3、“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9]如何确保执政党足以成为以德制国的忠实传承者、正确执行者和积极创新者呢？这就是党的建设问题，核心是党的干部问题，推而广之是人才的甄别、选拔、培养、使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承认有伯乐存在，智者有识人之明，又要看到伯乐式的选才方式不能成为常态，要防止独裁，防止权与利交易，防止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既要看到民众票选的公开性、直接性、实在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又要认识到大众思维的实惠性、浅近性、易变性，要防止功利化、肤浅化、巧佞化。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无论是中国的任免制还是西方国家的票选制，都不完全符合辩证法则，都没有建立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都没有深刻认识思维能力和水平的根本性作用，都难以维持以德制国的稳定性、持久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宇宙真理，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推行的是公平正义的世界观，要确保我们的事业万古长青、生生不息，选人用人的标准必须讲究、必须服从科学性，长久看来，这最可以依靠、最可以信赖、最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就是思维科学。既要依凭思维科学分析评价个人思维能力的水平和特点，选对人才，调配好人才，又要运用思维科学培养、历练、使用好人才。因而，大力发展思维科学，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科学，让思维科学研究机构成为政治框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党的建设的关键举措。思维科学是联接人与宇宙真理的桥梁，唯有在思维科学的指导下，人才能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各享其乐，各安其心，心安然后人安，人安然后天下安。

4、当代中国对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之所以如此焦虑，直接原因是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和荣辱观缺失等；深层原因是局面复杂，本质难以看透，政治制度不成熟，政府难以驾驭；根本原因是两大根本矛盾向纵深发展，人类智慧不足，未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因此，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需要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从源头开始解决起，道（宇宙真理）定然后制（政治制度）定，制定然后天下定。就是要完整、彻底地认识唯物辩证法，并据此进行礼治建设，这是文化强国的核心内容。需要理顺礼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一，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世界观基础是什么？人类是宇宙之子，一直受宇宙真理控制，面对生存危机，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凭宇宙真理实现和谐、走上永生。礼治就是基于对宇宙真理的理解而构筑的社会秩序，可以实现天人合一，也就是人类活动能够自觉地遵循唯物辩证法。传统礼治思想的世界观基础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化，这就决定了传统礼治架构无法构成一个可以循环的系统，从而事实形成了纵向关系压得很重、横向关系很轻的社会秩序。现代礼治则要基于天地上下关系对立转换的客观世界，构筑纵横均衡、可以循环的社会秩序体系，以使其完全符合宇宙运动规则。

与“皇权天授”、“民为邦本”的古代中国社会核心管理思想不同，现代中国社会的核心管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才天生”、“政权民授”、“治权在党”。人类是宇宙之子，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逐渐接近宇宙本原的历史，世界观主要就是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前提、最大动力和最大成果，因此，社会核心管理思想必须、必定、必然立足于、着力于、归属于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统一于宇宙真理。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是天生的，后天的培养、历练和教育只是把天生的潜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人才天生”的主旨就是任何个人都有独特的思维能力和水平，觉醒了的任何个人都有用于社会，社会管理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就是运用思维科学评价、选拔、培养、调配、使用人才，使得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各享其乐，各安其心，实现每个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政权民授”的主旨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需要即一切人的物质和精神自由和谐的需要亦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矛盾交织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人民不能直接当家作主，必须授权予政府，主因有二：在组织体制方面全体人民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直接当家作主；在世界观方面人民的整体思维能力和水平不足以保障自身的权利、驾驭自身的命运，必须由具有先进思维能力和水平的政党执掌政权才可能使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实现、保障和发展。政府必须始终信守的是：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治权在党”的主旨就是用科学先进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执政党，依凭宇宙真理建立政治组织架构，制订社会管理制度，实施法礼兼治，确保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实现、保障和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有序运动，实现每个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和谐，实现人类的公正、和谐、永生。如果把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比作“历史车行”，那么，“人才天生”就划定了“车行”的原点、道路、方向和目标，“政权民授”就造就了“历史之车”，“治权在党”就选准了驾驶员，化解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内心纠结、思想迷惘的方法就在于“找对路、造好车、选准人”，这个方法就是也仅仅是唯物辩证法，就是也仅仅是宇宙真理。

第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论根源是什么？这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运动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规律予以解答。唯物辩证法从极为复杂极为抽象的均衡问题中归纳出两条原则指导人类社会运动：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人自身），追求和服从真理。价值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真理原则认为，宇宙存在相对平衡规律和绝对平衡规律，事物运动平衡是相对平衡，事物运动过程平衡是绝对平衡，人只能感受到相对平衡，平衡是在运动中实现的，比如要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协调，同时强调两者的均衡实际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只能以一个时代注重个人利益，另一个时代注重集体利益来实现，由于矛盾运动的绝对性，即非此即彼的确定性，那么必然存在以个人利益为主还是以集体利益为主的问题。无论以哪个为主都不违反真理原则，因为人类存不存在对宇宙并无影响。而价值原则认为，必须以集体利益为主，唯其如此社会运动才能形成合力和统一的方向，如果以个人利益为主，社会运动必散必乱必亡。然而这种合力在浩大的基础上应该充满生机，这个方向在稳重的基础上应该蕴含灵动，这就必须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度，这样社会运动才具有质量和效率。那么社会运动的方向往哪里？向前或者向后也都不违反真理原则，但向后则导致社会退化，人类困死于地球，因此只能向前，唯有前进人类才有生机，当然是适度的前进，——宇宙运动向前是唯物辩证法唯一的理论假设。这样可以看到，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实质是公与私之间选择公，在社会运动方向向前与向后之间选择向前，就是价值原则的两个基本内含，体现了人类对宇宙真理的遵循与超越，正是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和准确把握。习惯上，人们把真理原则称为世界观，把价值原则的第一个内含称为价值观，把第二个内含称为人生观，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世界观是决定性因素。世界观体现的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价值观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人生观体现的是积极进取态度，这，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根源。“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文天祥的《正气歌》高度概括了正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在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的极端时刻，从陈胜、吴广起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纵跨两千多年的历次农民起义运动的口号，总是凸显了公平正义就是民族精神的底色；孔子的“政者正也”，以洞悉寰宇的智慧和气势教导执政者应当奉行的真理原则。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树立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倡导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观。孔子所言“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和历史态度。中华文明之所以江山一统、连绵不绝，自发地秉持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就是决定性原因。中华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乃至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形成的，是由特殊的、注重共性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文化，就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上、具有更高品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因而，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必须、必定、必然是对传统文化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说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公平正义的世界观、天下为公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人生观。《决定》指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党中央对时代条件下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概括。当然，我们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主张狭隘的爱国主义，现阶段中华民族需要奋力提升自身素质，自觉锤炼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练好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内功。当民族精神打造好以后，就要超越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视野局限，坚韧、勇敢地担当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的重担，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第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关键地，也就是社会伦理秩序如何构建？这是很具体的问题。社会运动是个极为庞杂的系统，个人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如何实现有序运动着实不易。然而，当我们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抽象，把握其内在机理后，也就很简单。这里仍然可以从孔子思想中吸取智慧。他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德之根本在忠信。忠信，是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最基本的人格，其他人格大都是由此衍化而来。忠于何？在道忠于道，在国忠于国，在乡忠于乡，在家忠于家，在学忠于学，在业忠于业，就是说，忠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根本态度，反应了基本的价值取向。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无非两种——高于或低于：把自己置于外部世界之下的态度，就是忠；把自己置于外部世界之上的态度，就是非忠。信是对行为与态度关系的一种表征，体现了两者的一致性。社会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的集合体，社会的运动是人的运动和人与人相互运动的集合，这种庞杂的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秩序井然呢？只有靠忠信才有可能。只有人人把外部世界高置于自己，社会运动才会形成统一的方向。把外部世界低置于自己，那么有多少人，有多少团体，就会有多少种运动方向，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合力，社会运动最终必定是紊乱无序、分崩离析的。忠信虽然确定了人把外部世界高置于自己的地位，但是高多少？这是没有规定的。义就规定了这个高出的度，这个度应当是恰当的，是内外平衡基础上的适度尊外，如此就提高了社会运动的质量和效率。忠、信、义的有机组合就可以成为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内容的核心模型，再根据各项具体内容的内外环境和基本要求制定各自的行为规范，依此可以正确处置家庭、集体、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的基本关系，确保依礼治国、以德制国的实现。比如就家庭伦理而言，既要讲究子女对长辈的孝，也要讲究长辈对子女的慈，孝慈均衡，以孝为主，为什么？“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以孝为主才能不忘本来、接续将来，以大一统的眼光看待历史和创造历史。显然，从社会运动的角度与从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交融作用的历史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必须看到核心模型应用的复杂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讲究的就是恰当、适度，它指的是深入考察事物动态的、全局的、全时的内外环境，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在统筹兼顾中适当安排处置。“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10]要确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和谐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模型的复杂性、相对性、抽象性、动态性，不能轻视义之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和艰深性，对宇宙真理始终要怀着敬畏之心。

第四，如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当党和国家升华了以德制国的价值导向，巩固和完善了确保价值导向实现的政治基础、组织架构和政治制度，建立了符合价值导向的社会伦理秩序，健全了正确理解和准确施行价值导向的干部队伍体制，掌握了确保社会和谐运动的根本方法，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建立包含公平正义的世界观、天下为公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人生观在内的核心价值体系，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够成为现实，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借用孔子所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的内在精神，当核心价值体系建成之时，民众的羞耻感自发，荣辱观自生，爱憎情自立，人与社会自然和谐。

人们十分关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问题，明白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公平正义的世界观、天下为公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人生观后，运用整体思维对此通融提炼，即可概括为公正、和谐、永生。

5、考察人类文明繁荣的历史，伟大的科技成就都是人类对宇宙真理倾心探索的时代成果，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倾心关怀的时代精神，因此，当中华民族开启了对宇宙真理进行倾心探索、对人类命运进行倾心关怀的伟大征程时，不仅我们呼唤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然来到，而且科技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也必将同期而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面发展繁荣的复兴。

6、当我们强调文化强国时，仍然要重视经济建设。经济与文化不可分割，正如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不可分割一样。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同样面临深层次矛盾，同样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予以解决。要切实转变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充分认识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以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以适应人类永生为控制线和落脚点，以劳动为基本评价和计量标准，敬重和依凭矛盾运动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规律，重新创立符合辩证法则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秩序，确保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高级农业社会。当着我们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诸方面按照唯物辩证法运行以后，就可以说自觉地开展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自强才能成为现实，“中国模式”由此才能定型。

（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人类一直都在探索的世界本原问题。宇宙真理创造了万物，最完美的作品就是人。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宇宙真理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在幽蓝的星空，就在这个星球，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就在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我们也许看不到他的全貌，但我们总能觉察到他的鳞角。我们也许感受不到他的力量，但我们总能触摸到他的深邃无穷。他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来到，在我们离开之后仍不会离开。他养育着我们，不需要回报。他凛然的正义，穿透我们的灵魂。他统治着整个宇宙，我们无以违背。他是万物之父，独给人留下了通道，让我们可能目睹他的真容。他独给人机会，让我们象他一样和谐、安宁，并可能永生。如果说宇宙是人的物质家园，宇宙真理就是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只需要去感知、信仰和追随，并不需要也无法人为地构建。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我们树立起世界大同、人类永生的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奋勇当先的信念，秉持宽厚仁慈、当仁不让的信任，在去伪存真中升华智慧，在除恶扬善中砥砺品质，在共同奋斗中涅槃精神，当我们一直追随宇宙真理向前进，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就一定能够在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中沐浴公正、和谐、永生之光。

三、唯物辩证法是宇宙的运动规则，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人类社会运动始终遵循宇宙运动规则。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使人类共处于同一个客观世界，全人类必须依凭唯物辩证法建立统一的世界观体系，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构建和谐世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共产主义。

（一）深邃无垠的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类这个唯一的家园，已经存在46亿年了。作为地球主宰的人类的历史已经有三四百万年，有文字史不过五六千年，人类历史相对于地球不过是一刹那。在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人类长期处于初级农业社会，从事自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使人类发生了世界观革命，科学技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三四百年的发展成果超过了人类过去所有时代发展成果的总和，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可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沉痛地看到，人类近三四百年来对地球的破坏也超过了过去所有时代破坏的总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资源、能源、环境、气候等危机，如一条条断崖绝壁惊现在人类奔行的道路上；思想迷惘，秩序紊乱，贫富差距，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困扰着人类的发展。一句话，人类繁华光耀的背后，是巨大的生存危机，生存和稳定的问题，突兀而坚硬地摆在全人类面前，绕不开，躲不过，人类必须同心伐力，尽快探求和谐、永生之道。

（二）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类之所以取得伟大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思想武器，现在，化解人类危机仍然只能从思维方式，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寻求答案。探究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只是对地球原有的环境、能源、资源的利用、重组和改造，人类并不能脱离地球而创造什么产品。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人类认为世界是无限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生产生活的指导思想自然是无限的，赋予生产力的潜力也是无限，人类总是追求并且实际形成生产力向无限扩张，但由于生产力很弱小，生产关系也很简单，人类在自然面前居于弱势，构不成任何威胁。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后，人类逐渐认识到宇宙无限、地球有限、资源有限的事实，但是，主观世界的变化并未及时跟上客观世界变化的步伐，三四百年过去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无限的，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就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无限指导思想之下的超级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和支撑这种能力的超级生产关系，人类在短短三四百年时间内就打破了成千上万乃至若干亿年形成的自然平衡，极大地破坏了自然，反过来又受到自然的扼制和报复，人类就象饕餮一样鲸吞自己的健康和未来，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向对抗性转化。现在，人类虽然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些诸如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举措，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确立有限的生产生活指导思想，人类的生存危机越来越深重，化解危机的时限越来越紧迫。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决不能象恐龙等曾经的主宰那样成为地球的过客，人类必须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化解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必须大力改造生产力，扬质而抑量；必须大力改造生产关系，确保稳定而永恒；必须控制人口总量，确保繁衍永续。一句话，必须运用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

（三）唯物辩证法是宇宙运动的终极规则。宇宙是物质与时间、空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宇宙运动只可能遵循唯一的运动规则，也就是说宇宙只存在一以贯之的运动逻辑，否则，无以为宇宙。唯有通透地领悟唯物辩证法，才能把握宇宙这种一以贯之的逻辑。其他成体系的非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要么其内在逻辑不能一以贯之，要么其理论假设不适合人类发展。即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身，如果达不到完整、彻底的思想境界，其理论逻辑也不能一以贯之。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化，也许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能够促进民族、文明或国家的进步，但就是因为其理论逻辑不能一以贯之，所以必然遭遇对抗性矛盾从而走下主导地位，甚至走上消亡。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不因其地位高、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而改变。当然，人类即使在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即使不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矛盾，也会在社会实践中遭遇对抗性的矛盾，譬如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后，不论多么遥远，也终将遇到因资源耗竭而无以生存的问题，况且地球、太阳系终有毁灭的一天。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人类唯一可以依凭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原因有两方面，在理论方面，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范围和条件，人类也不例外；在实践方面，其一，可以为人类赢得极其久远的时间；其二，以时间换空间，人类不排除到外星球生存的可能性；其三，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仍然可能对世界的认识有根本性改变，不排除产生下一个类似于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的世界观革命的可能性。总之，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指导人类化解危机，走上永生。

（四）理解宇宙运动和唯物辩证法一以贯之的逻辑对全人类具有最根本的意义。第一，人是宇宙之子，宇宙必已预备让人洞悉自己的通道，而孔子这样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家也已证明人具有洞悉宇宙规则的潜能。第二，人类全部历史无不都在证明人类社会运动必须遵循宇宙运动规则，宇宙运动规则始终都在决定、调控人类社会运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确定不二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是一以贯之的逻辑的必然。第三，唯有完整、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才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人类历史，全部人类历史一直在展现唯物辩证法的一以贯之的逻辑，辩证唯物主义是被人类数千年乃至更久远时间的社会实践所证明的唯一具有普遍和永恒价值的哲学理论。第四，“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真正的哲学都有功于时代。但唯有完整、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超越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局限性源自于人类整体的世界观，然而即便是人类整体世界观的革命，也不能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否定，而是促其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今全人类早已共处同一个客观世界时，就必须完整、彻底地阐释唯物辩证法，并用之对主要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政治思想等进行正确的分析、评价、批判和扬弃，从而统一人类思想，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第五，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科学地指导社会实践，人类理解并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可以据此科学地构建和谐世界，包括科学地构建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等等，科学地规范人的行为，科学地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实现世界大同。一句话，理解了宇宙一以贯之的逻辑，人类就把握了昨天和今天，就一定能够创造和谐的明天。

（五）当然，讲人类活动包括文化活动指导思想的一以贯之性，并不是否定其具体内容、形式的多样性，这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事物和事物运动的规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事物的存在性和事物运动的规律性，是具体的具体与抽象的抽象。我们所探究的指导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活动的指导思想必须、必然、必定定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尊，因为唯有这一尊才是正确的、永恒的，也只有这一尊才能实现人类活动包括文化活动最宽广的包容、最丰富的多样、最长远的发展。其他以非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因为其逻辑不能一以贯之，所以其正确性和存在性都是有范围的、有条件的，这种范围和条件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是极其有限的，这样的文化都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永恒的生命力。如同丰富多彩的生物界一样，同样受唯物辩证法控制的人类活动也一定丰富多彩。

（六）整个人类历史都表明，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视野到达哪里，人类的整体思维方式就能够转化到哪里，不论道路有多么曲折，代价有多么巨大，时间有多么久远，人类总是能够树立与环境和时代相统一的世界观。人是宇宙最完美的产物，人因宇宙真理而生，须循宇宙真理而行，更应凭宇宙真理而恒。毛泽东同志断言：“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2]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追求和理想，依现实看来，也是人类化解危机、拯救自身的必然选择。经过完整、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武装的人类，一定能够科学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必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根本矛盾交织运动的充分稳定时期，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而是人类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和谐的极其漫长的阶段。

（七）中华民族不仅具有五六千年悠久的有文字史，也具有一百多万年完整的进化史。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肆虐的洪水迫使先人们广泛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自然灾害。正是艰苦的生存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中国人团结、智慧、勤奋的基本民族品格，锻造了敬畏自然、注重共性的思维方式，在文字出现以后，逐渐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性质的民族文化，中华文明天生就有一以贯之的逻辑品格，这是她灿烂辉煌、绵延一统的根本原因。不例外的，思维方式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事物，侧重共性的中华文明轻视了个性的发展，而这恰恰是侧重个性的西方文明的优势，所以西方文明对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这样的划时代世界观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近代中国则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局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方面用身躯和铁拳顽强抗击西方等一切侵略者，另一方面用头脑和热血奋力学习西方等一切先进的思想、科技和文化，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就是引进并信奉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等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帮助中国人在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重塑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改造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极大地转变了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经过近两百年极为曲折、极为壮阔、极为辉煌的奋斗后，又重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化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全人类的文化。因而，在当今人类面临生存危机，需要共同担当和奋斗的时代，融会了西方个性思维、具有共性思维天性的中国和谐文化的建设就具有世界意义，具有全人类价值，中华文化完全可以为人类发展继续做出重大贡献。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实现和谐世界中、即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然。

文化全球化，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全球化，就是中国模式的全球化，就是真理精神的全球化。

结 语

（一）人类是宇宙之子，自幼年时代起即开始追寻宇宙母亲，当他的品德足够高尚，智慧足够高远，言行足够高雅，他就能看到母亲，由此就获得了皈依和安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要求，更是真理的召唤，党和国家把握了时代脉搏，喊出了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声。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突破，伟大的突破引领伟大的跨越：视野关使我们获得智慧和皈依，孔子关使我们获得本真和力量，唯物辩证法关使我们获得武器和未来。三关既各有侧重，又是通融的一体，实际上就是宇宙真理一关。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现在，整个人类的困惑表明：只有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才能改变对世界。我们是在世界大转型的形势下谋求文化强国大业的，必须具备洞悉宇宙真理的智慧才能正确构建和谐文化，确保文化的先进性。三关既过，一切皆明，我们就突破了思想认识的茧壳，必定能够全面开辟思想理论建设的崭新局面，必定能够形成振奋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扎实厚重的工作作风，必定能够科学统筹安排各项目标任务，切实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全体中国人必定能够在真理精神的感召下，统一思想，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协调行动，高度自觉、高度自信、高度自强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皈依。人类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首先在中国上升为主要矛盾，引领实现世界和谐、人类永生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华民族的肩上。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一百多万年进化史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发挥团结、智慧、勤劳的民族品格，秉承天人合一的真理精神，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主观世界，首先化解这一矛盾，进而带领人类解决这一矛盾，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现每个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和谐，实现人类的公正、和谐与永生。

（二）伟大的人民创造历史，伟大的政党引领历史，伟大的哲人发现历史。世界观关键就是思维能力和水平，始终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前提、最大动力、最大成果，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精神导师的指引。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复兴；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和谐与永生。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4]哲人总是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纵观人类历史，概莫如此。

（三）唯有深邃无垠的宇宙和人类的未来能使我内心宁静，并激起浩荡的波澜。

二O一一年五月至二O一一年十一月

湖南长沙

依据文典：

1、《论语》——《四书集注》，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岳麓书社出版社1987年版。本人修正部分标点。

2、《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未发表拙著：《辩证唯物主义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共同性质》

参考文献：

1、《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引 注：

[1]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4]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5]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6]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8]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9]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0]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11]马克思：《〈科论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1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