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学科进入了建设的黄金时期。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成为推动其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区域经济学科建设也日益受到重视。2011年11月5—6日，在第十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区域合作理论与实践、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粤港澳区域合作等前沿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未来发展指向尚存在分歧
区域经济学是我国应用经济学中充满勃勃生机的年轻学科。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形势下，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作用更加凸显，区域经济学科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是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机遇，也引起了学者对于学科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现实的区域。因此，应该明确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宜将区位理论纳入区域经济学，也不宜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创新势在必行，但落脚点在于区域管理与决策。美国区域科学的兴衰足以为戒。
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应该建立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以及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基础之上，区域政策研究不应该脱离理论基础而陷入经验之谈。因此，区域经济学科应该努力从具体现象中进行抽象和模型化，以更好地融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三种观点从多年区域经济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出发，认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推进，具体包括区域内经济活动的状况与变迁、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结构及其动态过程、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调发展等丰富的内容。
研究方法：亟待构建共同逻辑框架
关于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学有两个方法论源头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源头是区位论，早期的区域经济学主要从区位分析开始，并形成较为完善的区位论体系。第二个源头是奥林有关生产要素禀赋的理论，这一理论导致了人们对区域之间动态联系的关注，后来形成的众多有关区域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基本上也继承了这一理论脉络。
然而，现今国内区域经济学研究无论在内容、体系和方法上都与这两个源头存在明显的偏离，“地理学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经济学通过现代计量方法的运用以及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等”，以及社会学、数学和规划学等相关学科分析方法的大量引入，给人以“大杂烩”之感。同时，新经济地理学以模糊区域为研究对象，用主流的经济模型将经济地理学引入经济学的视野，但其只能归为分析范式的创新，并不能成为区域经济学的主流分析工具。对此，部分学者呼吁，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恪守一个共同的逻辑框架与分析体系，以维持学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增长趋同与一体化成为研究热点
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部分国内学者从福建、广东等省内经济的增长出发，分别得出了“σ趋同”和“俱乐部趋同”的实证结论。有学者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空间外溢，构建了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理论模型，对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了理论证明，尝试性地提出了空间俱乐部趋同假说，即“在相互开放和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受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空间外溢效应的双重作用，空间相邻、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将收敛于相同的稳态”。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较多的学者认为，学术界对区域一体化的理解存在差异。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合作与规划：关键在政府部门角色定位
关于区域合作，国内学者在城市群、城市圈内部的合作，国内跨区域的合作，以及我国与邻国边境地区的多区域合作等方面均有探讨。这反映了我国学者对于国内多层次、多类型区域合作的理论探索，以及由过去仅研究国内区域合作向跨国境的区域合作研究领域的拓展。
针对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问题，有学者指出，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决定了在区域合作中需要政府的调节作用，这是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这种调节作用不能过度使用，必须有一定的行为约束。针对一些城市和地区采取调整行政区划的方式来解决区域合作中的协调问题，部分学者认为，这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将会陷入解决了旧问题又产生新问题的困境。因此，区域合作关键在于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在这个方面，市场机制的对接与互动、产业的配套环境建设以及对口帮扶机制的建立等，都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
对于区域规划，不少学者认为，我国不断出台的区域规划，一方面丰富了区域规划的类型，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区域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创新。部分学者则对区域规划是否过多、是否能有效地实施等表示了担忧。另外，区域规划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但这种普惠制的区域优惠政策所收到的成效已大打折扣。对此，部分学者建言，今后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可以适当放权至省级政府审批，并且规划的内容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
理论创新与合作实践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粤港澳区域合作正是在理论与实践“两轮驱动”下的研究新领域，并随着《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而一跃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热点。一些学者认为，CEPA及其补充协议对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影响，除了直接促进粤港澳贸易的规模外，还可能引起交易双方或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其他主体的预期和实际行为的改变，以及其他结构上的变化。CEPA加强了市场主体对三地经济融合的乐观预期，促使转口贸易成为国内外经济增长溢出的重要渠道。
另一些学者认为，粤港澳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发生新的变化，主要包括创意产业、医药研发、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航运、物流、高增值服务和旅游休闲）、共建优质生活圈和重大基础设施对接等。为推动这一变化，既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加务实和有效的合作，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为合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粤港澳区域合作的重点区域主要在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在这些重点区域，如何在“一国两制”和CEPA框架下积极探索“合作开发”的具体模式及“协调机制”，实现粤港澳之间利益的良性博弈和互惠互利，是当前粤港澳合作研究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一国之内不同制度的区域之间开展合作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