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激烈的大变动时期。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在西方，源头首先是美国，震波经由三个世界的阶梯呈波动状向全球扩散。现在震中的源头转移到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的日子早就不好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普遍转向凯恩斯主义，但如此迅速地在欧元区内的南方国家引起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以致即刻转化为政治危机，却始料未及。这也许与欧元区没有超国家的统一财政预算有关，但美国和日本的GDP债务占比也很高，远超出所谓的安全区域，也引起了不绝的政治动荡。西方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常规手段无非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现在货币政策的宽松在利率上基本已调至极限，财政政策因国家丧失或被削弱的偿债能力，也难以再宽松了，为了减少赤字反而必须收紧财政和税收政策，所有这些捉襟见肘的无奈都会把艰难的复苏重新推入衰退。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果让新自由主义借改革开放之名完全搞垮了，它就不会有今天的一枝独秀。尽管如此，它还会受到大的冲击，包括自身虚假繁荣泡沫的破裂。现在西方一些人非常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阶梯经济衰退的震中进而把西方推向末日，我们要未雨绸缪。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在2011年的院工作会议上说：“本世纪将是一个继续分化动荡的世界，人类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这次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算起，已有5年，持续萧条，复苏艰难，二次跌入危机在即，看不见新繁荣期到来的曙光。我们遭遇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称之为“商业周期”）。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解释，不但各派众说纷纭，而且仅以之说明本次危机也远远不够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经济长波理论正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
一、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
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系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在供求总量上大的失衡。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系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危机，往往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波动（50年左右一周期）相联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经济增长的波动来看，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表现为长期萧条，一种与上述状态相比“失去常规和常态”的周期性现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出现长达多年乃至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长期萧条”，正如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情况。频繁而深刻的危机期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期相互交错，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
粗略地说，长波论者形成了两大学派：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曼德尔不但指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而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性”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是，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能事先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之结果的制约。他强调：“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发展了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长波理论，它强调，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经济波动受制于其国内和国际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实际上它是在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上升期是相应经调整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在一国及国际范围内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下降期则反之；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矛盾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决定了前者必然从适应走向不适应的长周期转变。
曼德尔关于四次经济长波的历史分期为：第一轮长波1789-1848年（1789-1815年为上升期，1826-1848年为下降期）；第二轮长波1848-1893年（1848-1873年为上升期，1873-1893年为下降期）；第三轮长波1893-1940年（1893-1913年为上升期，1914-1940年为下降期）；第四轮长波1940（48）-？年（1940（48）-1967年为上升期，1968-？年为下降期）。人们不难发现，在第一轮长波的第二个拐点期间，欧洲爆发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第二轮长波的第二个拐点期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在东方，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的标志，世界殖民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在第三轮长波的下降期尤其是第二个拐点期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
二、世界经济跌入第五轮长波下降期的长期萧条
如果我们继续曼德尔的经济长波历史分期，把战后的“黄金时期”与1970年代的滞涨及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分别视为第四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经济的“大平稳”时期可视为第五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第五轮长波进入下降期（第一个拐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仍在发展的大萧条，表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正在步步逼近它的第二个拐点。从第一轮经济长波到当前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特别是最能暴露其阶段性发展变化本质的第二个拐点引发的制度震荡和变迁来看，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从兴起（第一轮长波）到发展（第二轮长波）再逐步衰落（第三轮长波下降期）的历史过程基本清晰，只是在第四轮长波的上升期出现了“还老返童”的现象。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生命周期在垂死期的“回光返照”？面对当时史无前例的1929-1933年大危机，斯大林曾提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它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行将崩溃，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也很难预见到，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霸权模式）全面取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英国霸权模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不要说他身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了。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长期存在及具有对抗性的集中表现，它的结构性危机是这一对抗性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和集中表现。关于本轮结构性危机特征的分析，需要追溯到50年前的战后50-60年代资本主义“复活”的“黄金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没有世界政府调控的世界市场，自发的价值规律作用，还会造成富国与贫困国差距的扩大。20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帮助或迫使西方国家对价值规律在一国和国际范围的自发作用有所抑制。但对70年代中后期延续到80年代初的滞涨的全球治理，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指导下的资本全球化，那些曾经抑制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重要历史条件随之被改变，致使奉行丛林法则的市场机制在国家不干预、少干预的条件下横行无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价值规律自发的破坏作用与本轮结构性经济危机的耦合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战后至今各国社会保障制度（西方称之为“福利国家”）的变迁上。政府建立涵盖劳动者教育及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西方劳动阶级长期团结斗争、反对资本贪婪剥削的产物，也是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中，东方之路对西方之路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通过“福利国家”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方面，抑制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破坏性，减缓了有效需求相对下降和生产过剩相对扩大的增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稳定器。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症状：对劳动者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他们的流动性和停滞性（结构性失业）增强，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对人体的伤害也在加剧等等。于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无偿的，由劳动者支付的公共服务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他的转移支付最终还是来自劳动者创造而被剥夺的剩余价值。资本为了向雇佣劳动者转嫁危机，它们的政府大幅度地削减社会福利，即将劳动力价格降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直至生存的最低限度，这正是触发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必然加深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当前西方政府为应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恰恰是加深危机的手段，他们不是不知道其危害，而是面对结构性危机的两难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各国工资（广义的，包括社会保障）的国民差异，还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曼德尔发现，劳资双方围绕福利制度的阶级斗争具有波动的周期性。在康氏长波的上升期，劳动力供给的经常短缺，有利于工会反抗资本的贪婪剥削、维护工人基本权益的斗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工人实际收入上升，社会福利扩大，并沉淀为国民工资中的文化历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会承认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是劳动力价值的必要组成。在康氏长波的下降期，资本迫于竞争加剧的压力，俘获政府决策，对上升期国民工资中沉淀的文化历史因素进行反攻搞算，力图将其从工人实际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资本增殖效率的国民工资文化历史因素，资本向下转嫁危机的结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就上述阶级斗争的周期性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扩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复辟（“复辟”系指复活“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私人垄断资本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
就世界当代既得的生产能力而言，如果全球不再存在剥削制度，每个劳动人口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的权利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机会，那么，为平等地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可能仅为世界生产所耗费总量中十分微薄的部分，政府将获得在这方面为每个人提供均等化的无偿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所有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被真正摆上议事日程。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命运的争论，反映了资本家经济学与劳动者经济学的对立，说到底，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将决定真正的“后危机时代”何时到来，到来时世界格局将呈现怎样的结构性质。
目前的大萧条与始自1929年的大萧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结构性危机。历史框架主要的不同在于开放与封闭的资本主义全球统治方式：一是在当时的世界殖民体系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内陆大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二是当时的世界市场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所分割，包括世界领土的武力分割，各势力范围由宗主国通过高关税和专属货币区等手段予以保护；三是当时几个西方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不平衡的错落，它们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四是当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远不能与今天基于IT工业的金融全球化相比；五是当时的全球产业链（国际托拉斯）远未达到今天跨国公司所控制的网状结构的规模和深度。所以，那次大萧条最终引爆了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相继断裂脱落，诞生了一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制止战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高潮，包括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沃勒斯坦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阶段将与世界霸权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阶段重合，甚至认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潜在霸权国家能够取代衰落中的美国霸权地位，而预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长期的无序状态，直至它的崩溃。他的前一个判断是对的，而崩溃论尚待观察，恐怕没那么乐观。
三、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时代尺度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个人视力直觉的感性世界范围与我们现在考察的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变迁相比，太狭窄和渺小。与此相关，如果我们使用日常生活中日历钟表的时间参照系，也无法认识和把握上述历史变迁。长波论使用的时间参照系是经济运行20-30年左右的接合态势（conjuncture），世界霸权周期论使用的时空参照系的跨度既长又广。而要讨论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之兴亡，则需使用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尺度。这是一个关于超级宏大叙事的时空参照系。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或者“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形成，是使用世界历史的时代尺度，对人类社会发展宏大历史阶段进行高度抽象概括的产物，抓住了各个时代的主导性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及反作用的稳定结构。它的时间跨度既大大超出了经济长波周期，也远超出了霸权周期。其特征是：在共时性方面，将所指时代的典型社会内部和世界范围中，与占主导地位社会形态并存的、非主导性的其他社会形态都舍象了；在历时性方面，主导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其典型社会的发展总过程中处于全盛时期所充分展现的性质，它在兴起和衰落这两个时期展现的发展变化也被舍象了，即舍象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时代”的特征。在偶然性上对世界极其丰富多彩的具体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如此诸多的舍象后，高度抽象出来的标志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社会形态范畴，在辩证逻辑上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生活在“必然王国”中，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逻辑过程只是蕴含和体现在具体道路的偶然性中，不能把共性等同于个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几种社会形态，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或国家，从来没有始终如一地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缘位置上，说明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地区在不断转换，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主导型国家单因自主演化的结果。实际上，取代前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后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典型国家、地区或民族，最初往往是从前一时代非主导性社会形态所分布的非中心地区的地缘位置中生长起来的，进而在“社会革命时代”成为历史突变舞台上的主角。反过来说，广义地看，既然一个时代的主导型国家（典型社会）曾经在前一时代的地缘位置上屈居非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那么，它们不是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跨越式发展吗？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论；对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分析形成了关于社会性质发生质变或飞跃的社会革命理论，这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关键所在。不仅人类社会性质的发展是非连续的，有“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而且，其跳跃之间断点的历史地缘位置也在不断转换，也是非连续的，必然出现上述广义的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使用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样一个时空参照系，与前述日常生活日历钟表、长波的态势及霸权兴衰的时空参照体系均不同，后者是个别和特殊，前者是寓于后者叠加中的一般。理论研究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这两大类时空参照体系的转换问题，反对简单化和贴标签，既不能用关于时代特征的概括取代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研究是一个典范。它探索的是社会革命时代社会形态变革的具体路径。
在马克思看来，于俄国公社的基础上跨越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可能性不是俄国公社内部自我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保留到现在，有了一个与其他公社当初存在时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与世界资本主义并存，因此可以创造新的历史条件来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俄国民主革命及时爆发的条件下，在尚未遭受严重破坏的土地集体占有制的基础上，利用西方现成的物质条件，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从而整体跨越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提出的跨越条件是很苛刻的：如果俄国发生了革命，那么这个落后农业大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将作为信号反馈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后者革命胜利后，通过无私的援助把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优秀成果赠与俄国，这是俄国能跨越资本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基础。关于跨越的彻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讲了“三个一”：落后国家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尽管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没有出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样的文字表述，但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仍十分严肃和正式地把上述基本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了。
马克思1881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两种可能前途的瞻望，到1894年恩格斯为《论俄国社会问题》写跋的时候，已经尘埃落定。在这13年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村公社的解体都在俄国迅速发展，“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由于必需的新的历史环境未形成大气候，资本主义仍在全球发展，从自由竞争上升到垄断，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于1895 年至 1899 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
但这一具体跨越实践的失败并不表明，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的历史变迁是非跨越式的。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日耳曼部落侵入衰败的西罗马帝国，它们跨越了奴隶制社会形态，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是欧洲民族大迁徙洪流沉淀硬化的结晶。中世纪的欧洲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暗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与同时代亚洲的中央集权大国相比，其历史地缘位置属于发展比较缓慢的落后地区。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为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征讨开辟了道路，血腥的资本积累使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取代东方文明，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真正启动的中心。美国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同样处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末期，欧洲殖民主义及其种族灭绝政策使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跨越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社会革命时代，有了如“民族大迁徙”、“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等这样的世界文明或区域文明碰撞和交融的奇特历史大环境，“落后”赶超“先进”，“跨越”反成“秩序”，岂能不具有历史发展的普遍性？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夜，就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的光辉论断，中间不为万里长城所隔断。从这一意义上说，1848年欧洲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可视为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第一次社会革命的尝试。1870年法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确立，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阶段，1871年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总演习，更可视为在广义上试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又一次伟大尝试。只是在20世纪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领土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其全球统治国际链条的薄弱环节和焦点地区，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农业国通过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终于摧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大障碍，先后诞生了一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
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面临着如何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实现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长期艰巨任务。一旦帝国主义将新生的不发达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图谋破产，在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向西方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便成为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大主题，对其中规律性变化的探索与把握决定着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命运。从社会形态的大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它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解放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颠覆和控制，二者的对立是贯穿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以这样的历史研究方法考察中国道路问题，使用的尺度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时空参照系。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向西方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便迂回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是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大主题。我们今天重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1．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至被重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前，在外部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的改革开放使跨越的主要过程已经不像当年的俄国农村公社那样，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或之旁，而是被嵌入到这个体系中，通过世界市场进入不对称、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重组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层阶较低的子系统，一般属于世界体系内的发展中国家。此时再提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系指迂回跨越，属于上文所说的引申开来的广义的跨越；而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以俄国公社为直接起点的跨越则是整体跨越，是原本意义上狭义的跨越；二者中的跨越都是以五种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逻辑过程为基本历史框架，而寻求社会革命时代的具体发展道路。
2．跨越主体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复杂巨系统内运行，以这种被动方式来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同时避开和抗拒成熟的、原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避免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而不是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设想的那样，依靠革命胜利后西方无产阶级国家的无偿援助，实现上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非整体性、非彻底性的迂回跨越，蕴含着被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帝国主义统摄、沦为其附庸的巨大风险，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罗网的自杀。
3．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跨越主体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组织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强的制度优越性。这些国家利用尚未进行商业开发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比较优势，将其市场化并大量引进外商、外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嵌入通道，这种嵌入时的接轨方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层阶结构的必然产物。这些国家因上述资源的市场化并深度嵌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而实现了GDP总量的持续扩张，同时因国际接轨的低级方式而削弱了自组织能力。跨越主体是否将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结构上，使跨越成为泡影，取决于复杂巨系统内部高阶子系统（发达资本主义）和低阶子系统（不发达社会主义）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的反复较量和复杂斗争。
4．只要基于社会制度性质的特征，跨越主体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自组织能力，它们与主导巨系统的高阶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便是一种非有机性的结合（“咬合”或“铰接”——articulation）。高阶子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状态发生震荡，由此迅速造成的复杂巨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状态的震荡，为跨越主体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与高阶子系统及其主导的巨系统稳定运行时期被动式地学习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不同，这种自组织能力的增长机遇，需要在主系统震荡对跨越主体的长期强烈冲击中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顺之者亡。被动式的学习和主动式的自组织，二者的周期性复合酿成迂回跨越的历史辩证法。迂回跨越中的失败和挫折，绝不会终止世界历史的进程。
以上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对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启示，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诉人们：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关系是复杂巨系统及其高阶子系统与低阶子系统之间的复合关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起作用，更在国际范围起作用。巨系统的剧烈震荡时期，是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增强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组织能力的最好机遇。
这就是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庆模式”诞生的世界历史时空背景，它的发展方向适应了人类社会在当代世界的发展规律。“重庆模式”的实践和“占领华尔街”的反体系运动从正反两个方面，开始回答陈奎元同志在院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世界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并继续处在大变动之中。本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国际格局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我们要努力缔造什么样光明的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