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岁尾：改革攻坚的倒逼环境更加清晰

又是辞旧迎新之时，中国社会经济在过去一年发生了怎样重大变化了呢？

最直观的变化是，年初的乐观情绪，现在已荡然无存。开年时刻，大多数人仍然看好股市楼市，而今已是一片悲观；年初时，大多数人相信世界经济正迈向复苏，而今二次探底的判断渐 成主流，乃至越来越多的人预计纸币欧元解体。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称：“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将十分严峻复杂，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

如此严峻形势，实在本人年初预测之中。1月17日，在本专栏的《中国宏观调控怎样不吃乱药》一文直指核心：“在国际上财富再分配（中国利益）持续恶化，在国内财富再分配继续（贫 富）失衡的情况下，不仅内需增长，产业升级、结构调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观调控也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这就像一家人盖一床被子，人口越来越多了，而被子却一会被东家剪去一块 ，一会送给西家一块，一会被北家勒索一块……这时，家长再怎么盖被子（宏观调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冻着；或被子被摊薄了人人都更冷。”

此后，本人一步步提前预警了严峻形势的升级。1月31日，本专栏判断“一线楼市保守估计下跌30%”；4月25日，警惕“中国进入财富耗干型危机通道”——如货币紧缩持续6个月以上， 则中国实体经济将再次遭遇休克危机；7月26日，提醒“中国房地产企业将在未来6-12个月迎来倒闭潮”；8月15日，警醒：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正在加大，继续容忍美元转嫁危机，中国 财富将被耗干；10月11日，警示现在“已是中国经济避免硬着陆的最后机会”；11月17日，告诫投资者：虽然股市在宏观政策转向“适度适量微调”下反弹，但在中国财富再分配继续失衡的 情况下，这仅是先扬后抑的开始。此后，上证指数已从11月16日的2529点下跌到了12月22日的2149点。

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来看，2011年经济严寒因为货币信贷紧缩，实际上是中国既有发展模式已盛极而衰所致。过去30年的发展，一是依靠的外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一度 高达70%，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外需势必收缩；二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了50%，创下了世界大国的工业史新记录。2008年底启动的中央政 府4万亿救市，带动总额18万亿的投资，无法再超越了，必定物极必反；三是对国民财富和消费能力的透支。由于政府投资主导，外向经济优先必然以牺牲民营企业和国民消费为代价，致使中 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值由1980年代初的53%下降到现在的35%。也创下了世界大国的记录。

更根本的是，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已日益恶化，权贵和外资在财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已逼近极限。从早期的新增蛋糕老百姓还能分到一点；到新增蛋糕全部被权贵外资分走；到 老百姓昔日积累的流动性财富被权贵外资转移走——最典型的是2005-2008年的A股超级过山车，老百姓损失了几万亿人民币的现金积累，而少数人赚的盆满钵满；最后，不仅过去的固定财富 积累被转移了，而且未来10-30年的预期收入也被分走——房地产的巨大泡沫成为工具。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就达到了0.48，近几年仍在持续恶化，超过美国的0.46。

简言之，权贵外资既得利益的不断扩张，已经逼迫到民营中小企业、社会公众承受力的最底线，两者间越来越缺乏弹性的缓冲空间，于是便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两难”——尤为突出的是 ，一放货币信贷，楼价暴涨通胀严重，老百姓承受不起；一收货币信贷，中小企业连环倒闭，大量失业出现，老百姓同样承受不起。

那么出路何在呢？本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抓改革”——“就是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诚然，对于改革，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所谓改革就是打着改革旗号，继续扩张既得利益；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真正的改革攻坚是从体制机制根本上遏制既得利 益的扩张，进行更加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在后者意义上的改革攻坚，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突破口：

一要极大地降低政府的宏观管理成本。政府不断自我授权，既得利益不断膨胀是中国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倘若政府能够实现“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 ”的转变，则中国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但这是极富挑战的变革。如果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减员增效转变职能，那只能是“扬汤止沸”，注定失败；只有采取扩大基层人民民主的方式，将 村级民主直选扩大到镇，再扩大到县。县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县人大代表可直接选举、罢免县长。方能从根本上对官僚利益膨胀釜底抽薪。

二是要对中国民间资本放开金融业中下层，从而极大降低中国的金融成本。中国拥有着世界最高的50%的储蓄率，同时有着最高的民间借款利率，常年高达50%以上，甚至高达180%。这是 由中国效率非常低下的国有金融体系造成的。虽然国家有必要控制核心的金融机构，但是必须充分放开中下层金融，使地下钱庄合法化，让民间资本竞相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小信贷，应当取 消审批制，实行核准备案制。

三要彻底扭转中国财富不断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转移的痼疾。外汇储备应当主要应借用于建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上万亿美元地借给美国搞社保；中国应当扭转外向经济，外商投 资优先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等，转而藏富于民，藏富于国。

四要将土地矿产资源的收入全民共享。中国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土地矿产资源原本为全民所有，每个公民在本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建房，本应是免费的。但是现行的土地招盘挂 制度，最大化推高土地价格，逼迫公民去购买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分而自肥。如果土地矿产资源的主要收入归入社会保障基金，则内需必然喷发。

以上四个改革，说易行难，本质上是对权贵官僚外资的既得利益开刀，是重新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是真正的改革攻坚，也是真正的自我革命。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乃至于寅吃 卯粮的得过且过中，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唯有在经济危机降临，在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在政权统治危亡关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方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可能。换言之，2011年中国 最大的收获就是改革攻坚的倒逼机制更加清晰。

对于未来数年，本人可以做此判断：在此四个根本性改革未实现，特别是最核心的扩大基层民主未成功前，中国经济只能越来越坏——这个坏要么表现为更痛苦的硬着陆，要么表现为更 难熬的恶性通胀。一言以蔽之，是更寒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