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是中国社会和政府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 、水旱灾害、突发性生产事故等天灾人祸接连发生,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国民经济克服非典型性肺炎等不利因素影响,保持快速增长,进入新一轮高增长期;载人航天、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江淮治理,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的提出,对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沿着新发展观的思路,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因单纯追求GDP 指标所带来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的相关问题;更加重视关乎协调发展的社会和人文的深层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了追求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为此,以往互不相闻的政策性研究和学理性研究也逐渐呈现出对话趋势。社会学研究在追求研究社会真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2003 年在以下难点、热点和前沿问题上展示了本学科的分析能力。
一、小康社会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此后关于小康社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根据中国期刊网(2003 年11 月14 日) 的搜寻, 篇名带有“小康社会”的论文在1994 - 2003 年间共有2017 篇,其中2002 年以来有1970 篇,占9717 %。而带有“小康社会”关键词的论文在1994 - 2003 年间有5049 篇,其中2002 年以来有4912 篇,占9713 %。近年,关于小康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内涵、指标体系、建设难点。
11 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
内涵分析属于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小康社会的定性研究可从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国家级的宏观层次,二是居民一级的微观层次。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在前者。
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全面小康。李君如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它包括环境、资源与人口相互协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与21 世纪的中国实际相适应的,也是初级阶段的一个具体发展环节(李君如,2003) 。胡鞍钢认为: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是一次发展战略的改变,即从“先富论”为主转向“共富论”为主(胡鞍钢,2003) 。如果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可以达到: (1) 经济总量在未来20 年实现翻两番; (2) 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由目前的三倍缩小到两倍以内; (3) 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胡鞍钢,2002) 。胡必亮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完成4 项战略任务:一是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向法制主导的社会转型;三是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四是由较低收入水平向较高收入水平过渡(胡必亮,2002) 。而李培林、朱庆芳等人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要实现3 个基本转换:一是产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三产39 %以上) ;二是就业结构的基本转换(非农就业70 %) ;三是城乡社会结构的基本转换(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6 %) (李培林、朱庆芳等,2003) 。
从微观层次阐述全面小康内涵主要集中在人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方面。胡鞍钢的解释是:人民生活水平由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普遍提高,人类发展指数从目前的世界中上发展水平达到较高发展水平,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建成人人享有教育、人人享有卫生服务、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小康社会也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员的流动,使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教育也将伴随人的一生而进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也需要全体公民不断进行知识的学习、掌握、创造和更新。因此,全面小康社会应该使每个公民成为学习的主体,并享有广泛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顾明远,2003) 。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
在定性分析全面小康内涵的基础之上,再进行定量的分析,就可以使“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国家发展目标更清楚,更深入人心,同时也容易宣传、测量和评估。目前,国内学者设计了多套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我们依指标的个数从少到多进行综述。
胡鞍钢设计的指标体系包括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人类发展指标、贫困人口比例(胡鞍钢,2003) 。陈友华采用10 个社会指标测量全面小康社会的水平。指标体系共分为4 类,一是经济发展:人均GDP ;二是生活质量:恩格尔系数、人均居住面积、平均预期寿命、高中入学率;三是社会结构:城市人口比例、非农劳动力比例;四是社会公平:基尼系数、贫困发生率、社会保障覆盖率(陈友华,2003a) 。
宋林飞的“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由4 类18 个指标组成。一是经济发展: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率、R&D 投入占GDP 比重;二是生活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恩格尔系数;三是生活质量: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信息化普及程度、环境综合指数、人均预期寿命、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四是社会发展: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者、城镇就业率、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覆盖率、社会安全率(宋林飞,2003) 。
李培林等人设计的“全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全国水平,二是农村水平。前者由5 类28 个指标构成:社会结构指数、经济与教科发展指数、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与环保、法制与治安(李培林、朱庆芳等,2003 :97) ;后者由4 类27 个指标构成:社会结构和生产条件、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李培林、朱庆芳等,2003 :129) 。
朱启贵没有设计具体的指标体系,但是提出了一个重要测量领域。他引用世界银行衡量各国和地区财富的4 要素方法,即: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和共有信息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包含其中) ,特别强调核算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加强社会资本核算的功能有三:提高党政机构的行政和管理水平;引导国民建设精神文明;帮助经管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但是朱文并没有具体论述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而是指出了核算的难点(朱启贵,2003) 。
仔细考察上述各类指标体系及解释,我们发现存在一些关键问题: (1) 大部分研究只是抛出自己理解的指标体系,没有自觉阐明指标研究的目的、使用对象、基本假定。(2) 没有对各指标的基本属性进行解释,如总量还是分布? 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 是存量还是流量? 是过程性指标还是结果性指标? 指标测量的成本、难度、准确性如何? (3) 由于对指标的认识不清,导致不同性质的指标混杂。(4) 对于指标、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缺乏探讨,所设计的指标体系不能预测各地区未来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能监视各地区发展的运行轨迹,不能测出发展滞后的症结,以致使用效果十分有限。比如动力指标是哪些,它对达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起多大的促进作用;哪些是阻力性指标,它对实现目标有多大的掣肘作用等。
胡鞍钢的指标体系的目标较为清楚,就是用它测量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在世界各国背景下的水平,解决各地区的发展观问题。根据指标,他详细分析了中国目前小康的低水平、不全面和极不平衡状况,并将之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因此,各地区要准确认识区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妥善制定长远的发展目标。但他使用的“恩格尔系数”指标的适用性值得怀疑,因为经济居第一世界的上海,其恩格尔系数只居小康;而经济居第三世界的河北,其农村恩格尔系数却居富裕阶段。该指标对同一个地区的解释也不合理,如上海城镇居民情况在东部倒数第3 ,在全国倒数第5 ,而农村则在东部地区居第3 , 在全国也是如此(胡鞍钢,2003) 。
面对指标研究的困境,我们认为,合理的解题策略是:从专门指数(由关联指标组成) 入手,考察指标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然后根据指数间的结构关系构造出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的指标体系。朱庆芳提出的社会稳定指数做到了指标研究的第一步,它由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率、贫困人口比重、贫富差距等5 个指标组成,并具体探讨了在中国现阶段及将来的趋势(李培林、朱庆芳等,2003 :156) 。
3.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难点
(1) 三农问题。在总体小康阶段,我国城乡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农民是得到改革开放成果最少但是人口基数又一直是最大的群体。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目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有:农民纯收入增长缓慢;教育卫生经费匮乏,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劳动力转移困难;乡镇机构臃肿、负债严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生态破坏加速、污染严重(李培林、朱庆芳等,2003) 。曾天山研究了美国、日本、以色列、韩国的科教兴农经验后,建议国家制定农业教育法,明确各级各类农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办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及标准,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培养现代农业所需的各种人才(曾天山,2003) 。
(2) 社会保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以高度的关注与支持。社会政策的着眼点必须从基本物质生活的补偿转到消除社会排斥、促进就业、保障教育机会均等、加强社会整合上(郑杭生、李迎生,2003) 。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定型,整个社会保障政策仍处于选择阶段。中国需要一个没有漏洞和使人在遭遇生活困境时免于绝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应通过立法来明晰主体各方的社会保障责任,建立综合性的城市社会救助系统,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分类、分层地保障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权益,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郑功成,2003) 。
(3) 人口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产生两个重大后果:至少有432万个家庭的孩子在25 岁以前夭折;自1990 年以后,婴儿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至少已经长期高达117 以上, 婚姻挤压问题十分严重(翟振武,2003) 。家庭结构的“倒金字塔”结构,导致了原有家庭福利功能的急剧下降。如何面对因人口政策导致的中国特色的老龄化社会(罗红光,2000 :69 - 74) 的诸多问题,弥补政策的未预期效应,是学者和政府要慎重解决的民生问题。
(4) 城市社区建设。王来华等学者从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三方面对天津市居民进行调查发现:人们的生活感受水平总体来说相对不高,特别是社区方面;职业较差、收入较低的居民的生活质量感受水平很低,也表现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行为倾向(王来华、白红光、李莹,2003) 。因此,如何建设好城市社区,使居民能自治、爱护社区共同体,产生社区归属感,对下层居民来说,能够得到来自生活地周围的切实关怀,是全面小康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5) 社会结构。改革户籍制度,加强税收、遗产等方面的“二次调节”,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变金字塔型或洋葱型的传统社会结构为橄榄型(陆学艺,2003a)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在18 %左右,陆学艺认为,如果2020 年能达到35%左右,那么将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力量(陆学艺,2002a) 。
二、乡村社会问题研究
乡村社会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今日中国社会,乡村社会以及三农问题成为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面对的瓶颈,因此,它更成为各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热点。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学理性和政策性两类,前者希望通过乡村社会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为社会学理论找到一些新的生长点,从而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的中国乡村社会;后者则直接地面对当下的农村社会困境,研究更具有政策取向。
1. 学理性取向的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视角。乡村社会的丰富性、复杂性使研究者有意识地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通过选择适当的研究单位和利用农民生活口述资料,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乡村社会在互动中所建构的关系。“过程—事件分析”就体现着这类探索,它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村的静态结构上,而是努力通过对具体的事件过程的分析,来揭示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刊编辑部,1999 ;孙立平,2000 ;孙立平、郭于华,2000 ; 马明洁,2000 ;应星、晋军,2000) 。研究者主张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通过把握“实践形态”或“实践形态的权力关系”来准确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孙立平,2000) 。在研究者用“农民的日常生活- 阶级- 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与逻辑自下而上地探讨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时期国家和社会这样的概念是如何进入农民内心世界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动态的实践过程”的把握。研究者将“诉苦”和“忆苦思甜”作为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探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是如何被提取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的;并特别提出,阶级意识并不只是国家权力机制的建构过程,农民的生活世界也是这一建构的基础(郭于华、孙立平,2002) 。这样一种重视过程、日常生活、上与下的互动和深度个案研究的努力所体现的“实践社会学”特点,对偏重结构性特征、偏重自上而下视角的研究路径提出了挑战(孙立平,2002) 。
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再认识,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代,由于它与对现实中乡村改革的认识紧密相关,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意识到传统与现在的联系、沟通与互动过程无疑是认识社会和文化及其变迁的最重要的角度。继其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与“儒表法里”传统相连的“大共同体本位”社会的研究之后(秦晖,1998 - 1999) ,秦晖通过对“生活中形成的史料”(走马楼吴简、敦煌文书等) 中所见的极端“非宗族化”的“吏民”社会,以及“国权归大族”现象的考察,对目前有关传统乡村治理的一些认识范式,特别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的“国家—宗族”二元模式提出了质疑。秦晖的分析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在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如何区别儒家经典所描绘的伦理社会与实际的社会; 一是在对传统的研究中要坚持什么样的现实取向(秦晖,2003a) 。
从建设新的制度化关系方面探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张静通过对华北西村村民要求用“官治”抵抗“自治”的案例考查,指出目前乡村治理研究中的主流框架———“自治与官治”、“国家与农民”互相否定的关系并不能解释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因为“这个框架排除了现代意义上的(代表性) 自治(在基本原则及规范的确立方面) 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互赖关系”(张静,2003a) 。西村的事实说明,推动国家政权建设,推动公民权利的确立及更广泛的分布,是互为条件的。自治活动的真正理想就是确立新的公共治理原则,并基于这些原则,在治理与被治理者之间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化关系(张静, 2003a) 。还是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采用韦伯式的法律社会学立场,张静为目前多种土地规则并存, 大量土地纠纷发生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她指出:造成多种规则并存并分别有各自的象征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未经分化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下,不存在包含统一原则和限定性的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因此,规则的执行过程变成了规则的选择过程,它遵循的是“政治竞争”而非“法律衡量”的原则(张静,2003b) 。张静的这一描述性模式其实也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解释法律规则不确定的原因。王晓毅也考察了国家制度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制度作为外生的制度与农村社会地方性实践产生的矛盾,他认为由于普遍主义的制度安排忽视了农民的特殊利益, 特别是农民的“生存伦理”,与农民社会关于公正的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所以才引起农民公开的不满和抗议(王晓毅,2003) 。
在制度建设、社会变革的考察中引入文化的视角是另一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张小军通过对民国时期阳村宗族和乡绅的考察,试图说明“文化理解”的失败作为“象征资本再生产”的结果对于乡村中新制度确立的制约作用。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基层社会,表面上旧制度和国家与社会关系被破坏,实际却保留和复制了旧政治文化的深层象征生产体系,对新文化理解的失败使得无法建立新制度来取代旧制度。不仅如此,旧的政治文化借用革命或改革的合法化延续下来,造就了一批发“社会转型财” 的人,将社会卷入危机之中(张小军,2001) 。卢晖临关于中国革命前后乡村社会的不同分化模式的研究也涉及到文化对于制度建立和延续的作用问题。他把革命前保障穷人生存权利的各种习俗,以及促进农民接受社会分化结果的“命运观”看作“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它们使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分化获得合法性。而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使农民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得以借助“阶级剥削”、“翻身”等新的政治话语浮出表面,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并作为一种呼应、接纳力量,为新制度(集体制度) 在乡村的顺利落脚提供了“动员”的基础,并使得付诸实践的集体制度表现出种种对抗分化、无法容忍分化的特征(卢晖临,2003) 。也许可以说,立足于中国乡村复杂的社会实践,与国外的相关理论形成有效对话,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
2. 政策性取向的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城乡社会的分化加剧,“农业不可持续,农村没法发展,农民过于贫困”(温铁军,2002) 的“三农”问题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阻碍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关键,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陆学艺指出: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度结构,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限制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在起点上就已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制度盘根错节,它制约着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流通制度、财税制度等的改革(陆学艺,2002b :517 ;2003b) 。上个世纪90 年代末以来,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实行的“费改税”改革方案就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有学者警告过的“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使农民负担屡有反弹(秦晖,2002 ;陆学艺,2003b ;刘书明,2002) 。因此,改革城乡二元税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农业税是政府过度汲取农业剩余的工具,本质上属于传统直接税,它以农业的生产总量为征收对象,而工商税等现代税则以商品流转额和所得额为征收对象,这必然导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负担轻重失衡。城乡二元税制是城市偏向政策或歧视农民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违反了现代税收的公平原则,以身份而不是以所得收税,使农民在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条件下反而承担着重于城市居民的负担。因此,废除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是实现农民负担公平合理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保证(刘书明,2002、2003) 。不仅是税费改革,在基本体制不改的情况下,许多措施都是似是而非的。比如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均意味着加大涉农部门的开支和服务成本的提高,这些均可转化为农民的负担。城镇化、户口开放、土地流转、以出口拉动农民收入的效果也不好。原因在于,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三要素中,土地不能增只能少;劳动力不能少只能增;农业投入产出的负值使资金退出农村,高利贷重占农村信用市场。因此三农问题不能用农村市场化、增加农业投入来解决(温铁军,2002) 。
近年来,一方面是土地抛荒,另一方面是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圈地运动”(以“加速城镇化”为由而进行的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土地征占后却不能解决农村人口转移和劳动力的安置) 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使得作为农业第一要素的土地问题日渐突出。研究者们对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书明从统一城乡税制出发,提出将集体所有的农地改为归农民个人所有,使之成为农民财产,在此基础上征收两种土地财产税: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而征收土地增值税的目的之一则是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刘书明,2002) 。杨小凯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私有化,认为土地私有化的好处在于:一可有无限期继承所有权,二可以自由交易租赁;并可能实现农业的增长(杨小凯、江濡山,2002) 。
温铁军则认为,目前的农村土地承载了生产与生活保障双重功能,这是国家在允许社区占有所有权、允许农民以大包干名义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向农民让渡的东西,即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必须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作为社会保障资料的土地是不能进入市场的(温铁军,2002) 。缘于对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温铁军认为通过城市化和土地私有化建立农民社保制度的理论都不能成立, 城市化只能加重人地紧张关系;而通过私有化,让企业进入农村,兼并土地,形成规模经营,从而救活中国农业的逻辑也不适合基本国情,它只能造成工商业对农民的剥夺。他提出在一定的宏观制度环境制约下,以农村基层土地“两权分离”为基础,形成相对合理的小农村社内的财产关系。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应明确村社是社会保障的主体(温铁军,2003a) 。秦晖则提出了另一思路,他认为,目前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两种思路(一是土地私有化以实现土地优化配置;一是“土地福利化”) 都有问题,前者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市场—私有化万能论”的谬误;后者则隐含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是把“社会保障”所具有的政府的义务、公民的权利的含义颠倒为政府的权利、公民的义务;其次,从历史与现实看,在土地的投入产出为负值的情况下,土地更多地成为了负担,很难提供保障;再次,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是某种社会组织(如国家、社区) 的事,而不是某种要素(如土地、资金) 的事。他提出,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第一要靠发展经济,第二更要靠乡村社会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不能只在“土地制度”上做文章(秦晖,2003b) 。
关于农民的组织化研究也是当前的一个热点。农民在面临经济政治权利被侵犯时难以在体制内寻找到保护,致使农村社会冲突不断增加。这使得许多研究者从农民权益的组织缺位的现实出发,探讨重建社会整合性的、民间性的、自治性的农会组织的必要性和意义(程同顺,2003 ;韩方明,2003) 。于建嵘在湖南省H 县进行了长达3 年多的跟踪调查,就那里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发生的原因、过程、机制及这种抗争所蕴藏的政治风险和改革机遇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表明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但是与此同时,农民有组织抗争也可以成为农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农会有可能给农民、地方领导和中央政府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而农民的有组织抗争一方面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向执政者和关注农民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必须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于建嵘,2003)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乡村建设”的试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和现时的国情中,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寻求“另类实践”的可能性,也正在成为一些农村问题研究者的实践取向。乡村建设的设想,与主流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强调自私,反对贪欲”,并在这个前提下强调农村发展中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 强调人与人的团结、合作、互助关系,通过改良主义的努力,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外为中国农村社区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温铁军,2003b ;温铁军等,2003) 。
三、社会政策研究
2003 年,中国因观念更新和成功解决多个社会难题的高效率而倍受世界瞩目。4、5 月间的“非典” 危机逼国人彻底反思,危机过后,观念和政策的更新都大大提速。事实证明,危机有时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统筹” 的社会政策目标,充分表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要建设一个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体制。全面发展观正在替代单纯的经济发展观,政府正在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连续不断的探索、试错、开拓、创新中,社会政策也不断地产生、推进、变革和完善。正是中国的改革大业哺育了中国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服务。从国企改革到下岗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从孙志刚事件到关注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从关注农民失地、人口流动和农村卫生教育到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改革中浮出水面,为社会政策“对症下药”,清除体制障碍提供了目标和突破口。政府正视社会问题,快速反应和快速解决成为2003 年社会政策的突出之点。
1. 下岗失业问题与再就业政策
下岗职工再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03 年1 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以上市都要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所需资金主要由同级财政筹集,专户存储,专项使用。8月,中共中央召开再就业工作座谈会,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工作”不仅仅是经济概念,将再就业工作提高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战略高度,提高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战略高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并采取建立积极就业政策框架、大力开发就业岗位、全面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增加再就业资金投入、强化再就业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促进再就业。例如,对于再就业中最困难的群体“4050”人员,政府提出了提供即时公益岗位援助、社会保险补贴等多种特殊扶持政策(新华网,2003) 。
21 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
为保障城市贫困户包括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政府于近年来大规模启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至2003 年9 月底,全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180 万人,户数895 万户,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当月计划支出13. 3 亿元。1 - 9 月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累计支出108 亿元(见民政部网站) 。不过,低保资金仅够吃饭,为了提高社会救助的水平和效果,城市低保制度正在与社会互助、医疗补助、子女入学、廉租住房、职业介绍以及就业培训等配套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构筑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内容,以优待抚恤、社会互助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和司法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探索的相关政策有:天津、上海、北京、广东、福建等地的廉租房政策,为最低收入者改善居住环境;广东、北京专设低保户医院;浙江出台生源地助学贷款办法,青海西宁大学生、广东中小学生入学有救助基金;河北从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为低保对象提供便利;湖北、安徽等地开通低保投诉热线。同时,民政部加快建设城市贫困居民的医疗救助制度,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实施办法,积极筹措资金,并在沈阳等城市展开试点。
3. 公共产品提供不足问题与政府改革
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由经济建设型、行政管理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其具体表现: 第一,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提供人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偏重盈利性的经济类基础设施,而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类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政府转型不到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以1998 年中央财政支出为例,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仅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 23 % ,其中,投入农村的卫生、教育比例很低,农民看病和孩子上学主要靠自己出资, 而当年的基础性投资和竞争行业的投资分别高达47. 52 %和40. 54 %。即使到2001 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社会抚恤和社会福利(包括离退休费) 的支出也只占全部支出的1. 41 %。
自2001 年起,农村教育开始走向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截至2003 年5 月底,94 %的县、市、区将农村中小学人事管理权限上收到县,这使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有明显好转;解决中小学危房的步伐加快,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格局发生变化。1997 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内拨款为430 亿元,占当年义务教育总投入的5418 % ,2002 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达到990 亿元,占当年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78. 2 % ,5 年间增加了1. 3 倍,初步实现了从“农村教育农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性变革。
2002 年中央财政两项转移支付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总数达243. 47 亿元,对于保证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民日报》,2003) 。2003 年9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在农村医疗方面,2002 年10 月至2003 年1 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并进行试点的一系列文件,其中规定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20 元,再加上农民交纳的10 元钱,用来构筑以医治大病为主的农村新合作医疗体系。至2003 年末,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已经遍布全国316 个县,9700 万人口。
第二,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改变偏向行政管理的强制型服务惯习。
政府不能以自己的权利优先,以行政方便考虑服务设置,而必须在界定和尊重公民和社会组织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以需求为导向,以自愿为基础提供公共服务,为多元主体融合共存的政治与法律环境提供条件。孙志刚事件导致将收容遣送站改造为社会救助站的社会政策变革,鲜明地揭示了政府强制型服务惯习改变的必要性。婚姻登记取消了须由所在单位出具证明的规定,对检查项目不明确的婚前医学检查不作强制规定,并改革登记机关的设置办法,简化手续,这些政策措施也体现了政府向公共服务型转型的努力。
第三,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本着执政为民的思想进行职能改革。
职能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加透明度,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事务干预。2003 年,国务院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仅一季度就取消406 项行政审批项目,另将82 项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政府部门负责监管。
第四,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将促进公益组织的成长作为重要目标。
2003 年,社会政策在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推动社会自治力量成长方面有所前进。在11 月间召开的“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上,民政部提出,政府今后将减少直接出面组织群众捐款捐物的“集体活动”,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要更多地担当起组织社会募捐的职能。从长远看,政府必须逐步从劝募市场退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扶持和规范公益事业上来。
4. 城乡分割问题与统筹发展政策
(1) 户籍政策。我国现行的户口管理是将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公民权益同户口属性挂钩,户口属性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如今,全国有流动人口1. 1 亿人,其中9000 多万为农村人口,城市暂住人口5000 多万,仍旧实行户口二元管理结构, 人为分割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只能加深城乡分割的裂痕,造成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户籍制度改革应运而生并在2003 年加快步伐。10 月,湖南省政府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对过去因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所产生的计划生育、退伍兵安置、最低生活保障、抚恤优待、土地承包等政策相应做出调整。湖北也在武汉、襄樊、黄石三市开展试点,从2004 年1 月1 日起,全省全面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临时户口等户口类型,居民户口统称“湖北居民户口”。
(2) 失地问题。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少农民的土地被低价征购。农民失去土地后,因补偿金太低,又找不到工作,成为既失地又失业的人群。依靠挤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又不给予必要补偿的方式来加速城市化,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自2003 年10 月起,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加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控制征地规模,抓紧清理整顿开发区,加强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对失地农民补偿不到位的要改正。上海市率先一步,创造了小城镇保障模式, 使离土农民获得基本保障后平稳进入城市。在郊区发展中,上海将落实社会保障、土地置换和户籍转性三者连动,其中,落实社会保障是农民向市民转化的首要环节。今后凡征用土地的,必须先参加社会保险,再解决户籍转性。他们提出,只要社会保障关系建立起来,即使居住在郊区农村,实际意义上也已经是城市市民。
(3) 农民工权益保护。流动性很大的农民工是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直是重大的社会课题,它包括依法规范企业用工制度,确定最低工资保障线;依法建立农民工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国民待遇;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等。2003 年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10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所有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民均可以加入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工会会员。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不论其户籍所在地和工作时间长短,都有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11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在全国各地同时开展进城务工人员维权宣传活动,公布了全国地市级以上劳动保障监察举报电话,要求各地劳动保障和建设部门进一步加大维护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力度,使农民工能及时足额领到工资。并联合工会、公安、工商、建设等部门,对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险关系不完善等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4) 农村社会救助。至2002 年底,在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407. 8 万村民、15617 万户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保障对象比上年增长32. 9 %。在未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按传统救济方式救济困难户1468. 1 万人、五保户162. 2 万人、其他救济对象250. 5 万人。
目前,民政部门正在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完善“五保”供养办法,保障农村特困户的基本生活。同时,以着重帮助农村“五保户”、特困户等贫困农民家庭解决大病医疗问题为核心,加紧对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调查研究。
51 传染病防治问题与公共卫生政策
在2003 年的“非典”危机中,全国5329 例“非典”患者,死亡358 人,政府投入达180 亿元。本来“非典”危机可以控制在广东一地而不向全国扩散,但是由于信息失真,公共卫生系统存在许多问题,错失了应对“非典”的最好时机。“非典”过后,在全国范围建立一个直达农村乡镇和村庄,卫生系统、疾控系统专线联网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广东的“非典”网上自报系统已覆盖90 %县级以上医院,11 月底前将实现整个卫生信息网络化。
2003 年10 月,卫生部发布了《农村地区SARS 防治指导原则》,参照《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把“非典”疫情预警分成三个等级,即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决定对中国农村地区依照不同等级预警,开展不同内容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工作。未发出预警时,农村地区的防治工作重点是开展健康教育,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网和以村为基础的疫情监测体系。
2003 年9 月底,卫生部公布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最新数字,目前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 万,其中病人8 万例,感染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0. 06 - 0. 07 % ,感染人数位居亚洲第二。11 月,政府做出决定,完善有关艾滋病的法律法规,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反对社会歧视,对贫困的艾滋病病人给予经济救助,对其子女免收学费。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将投入140 元,加强传染病医疗救助体系建设,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并将建立124 个防治示范区,采取抗病毒治疗、人文关怀、生活救助等综合防治措施。
四、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一角色与改革前有什么不同? 什么因素促进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 这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时非常关注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1)“地方法团主义”。该论点的主要提出者为戴慕珍,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表现出一个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人员那样活动”,这种政府与经济的结合表现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她称之为“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 ”(Oi ,1992 :100 - 101) 。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戴还讨论了地方法团主义的演进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最初的观点。
(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根据“地方法团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实际运行,林南以大邱庄为个案, 提出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local market socialism) ”的概念(Lin ,1995) 。他的贡献是引入了社会网络这一变量。指出大邱庄就像一个公司,村内经济制度极强地附着在一个以家庭网络为主体的社区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在对社区内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上,而不是源自由上而下的国家科层体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
(3)“地方政府即厂商”。与高层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有着更清晰的财政动机和约束,对企业有着更少的非财务利益和更强的监测能力,因此他们全力投身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成为乡村工业化和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 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Walder ,1995 :263、269) 。
(4)“市场的行动者”。洪银兴等人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在市场体制尚处于功能不完全的状态下,政府实际扮演了市场行动者的角色。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用地方政府对市场化过程的强有力推动作用来说明。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 ①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区域化; ②地方政府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 ③地方政府对中央宏观调控进行了市场化调整(洪银兴、曹勇,1996) 。
(5)“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在市场转型背景下,财政体制改革带来了乡镇政权角色和行为取向的转变。在张静提出“政权经营者”概念的基础上,杨善华和苏红进一步区分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和“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两个概念;认为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乡镇政权从改革前“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转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这一观点认为,改革前乡镇政权首要和基本的任务是贯彻来自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组织社区生活。在经济领域,地方政府也主要是贯彻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他们只是受国家的委托,管理、组织和参加自己辖区的经济活动。因此,即使是“经营”,它也是“代理式”的,即它是在“代”国家经营。他们把这种特征归结为“代理型政权经营者”。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乡镇政权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间,乡镇政权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组织。乡镇政府几乎直接参与经营活动,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至少不是完全为了) 完成国家的指令,也不是为了社区的福利,而主要是为了本乡镇政权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这种特性可以概括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杨善华、苏红,2002) 。
(6)“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杨瑞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在转型期的特殊功能和角色。他认为随着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同时成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他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8 :5) 。杨还注意到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制度约束条件—产权因素: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过程实际上是确定排他性产权的过程,而排他性产权反过来又会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和角色(杨瑞龙,1998 :9) 。这一点对探讨在民营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扮演什么角色颇具启发意义。
上述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改革前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转变,强调改革以来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角色,同时指出了财政体制改革是促进地方政府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性激励。
但现有研究基本上探讨的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放权让利的分权化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和角色改变。“让利”主要指的是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政治组织;“放权”是指改革初期实施的行政性放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私有化”。“地方法团主义”、“地方政府即厂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等观点得以建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集体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
未来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的切入点是什么?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从体制外走到了体制内,从“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在宪法中得以确认。“无私有化的进步”转变为“有私有化的进步”。市场化和民营化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谋利动机,但会对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手段和措施产生制约。研究发现,90 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发达、民营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政府行为出现了“后地方法团主义”特征(丘海雄、徐建牛,待发表) 。破解9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发达、民营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之迷,很可能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新切入点。
五、SARS 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影响研究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承认,不能因为对宏观—微观、主体—客体、唯实—唯名、结构—行动这些元理论或思辨问题的痴迷,而忽视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注。但事实上,这种忽视常常在有意无意间发生, 以致人们会去怀疑社会学社会承诺的真实性。1989 年,美国社会学会年会在旧金山举行。此时,美国人感染上HIV ,即人类免疫系统缺损病毒或患有艾滋病的人已达数百万,因此而丧生的也有上万人,而旧金山就是这场混乱的中心。然而,史蒂文·赛德曼却沮丧地发现,尽管数千名社会学家聚集到此,各种研究题目应有尽有,但就是无法“在任何一个理论组的分组会议上发现哪怕有一篇发言的主题与艾滋病有关”(赛德曼,2002 :3) 。
咀嚼一下赛德曼的感叹,再回到2003 年初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SARS(或称“非典”病毒) ,以及其后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整个学界对SARS 流行的公众反应和社会影响的研究与反思,多多少少能够给我们一些安慰: 仅2003 年11 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社会学会2003 年年会上,就有22 篇论文直接论及SRAS、突发性事件和社会应急机制的建构,而其他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有关SARS 期间公众反应的分析,构成了2003 年社会学界对SARS 病毒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研究的一部分。在这一层面上,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到了与SARS 有关的流言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社会恐慌的蔓延、媒介责任与信息公开,以及SARS 流行期间居民的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我们现在还能够回想起来,2003 年2 月,当SARS 病毒在广州流行开来之时,有关“非典”的各种传言及因此而起的社会恐慌就在许多城市开始蔓延。鉴于这类传言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危机发生时政府的回应不力和主流媒体的“失语”造成的,从而突显出信息不对称前提下公众的甄别力、政府和公众相互回应的重要性(闵学勤,2003) 。周晓虹通过2003 年5 月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5 大城市的千户电话调查,不仅对SARS 传言的社会成因进行了解读,而且表明SARS 传言在传播过程中的畸变是个人心理与行为的歪曲、传播者的再造和对文化传统因素的借用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晓虹,2003) 同时,这类传言因为网络和手机短信的使用,也被赋予新的流变特征(杜骏飞,2003) 。结合“非典”流行期间王煜在北京市完成的市民生活调查(王煜,2003) ,能够发现,“非典”确实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暴露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公共管理、医疗体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着的许多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许多研究是以对SARS 现象的反思为主题的。显然,SARS 首先是一种对公众具有相当大健康威胁的传染性疾病,这使得研究者不可能不将自己的视角投向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反思上。目前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经费和设施的缺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公共卫生支出所占的财政比例,在全球191 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4 ,我们许多大的省市至今没有专门的传染病病房(朱敏,2003) 。二是体制的陈旧和僵化。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是20 世纪50 - 60 年代建构起来的,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其基本构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同目前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重相悖(李 ,2003) 。面对这样的问题,王绍光指出,在目前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中存在两种迷信,即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和对市场的迷信。但是,显然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的推进并没有必然带来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的进步,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形势依旧严峻。也正是这两种迷信导致了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导致了卫生防疫体系的瘫痪,地区间、城乡间、社会阶层间的卫生不平等,以及医疗体系效率的下降(王绍光,2003) 。为此,许多研究者都提出了重新建构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包括大力发展公办和集体性质的医疗卫生机构;确立卫生事业的福利性质,控制医疗收费标准;建立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制度;健全公费医疗制度、劳动保险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中西医结合,重视各民族传统医药的政策(李 ,2003) 。人们还注意到,SARS 防治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失范现象是民众社会化过程的缺失造成的,因此,全民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危机训练必须成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内容(朱虹,2003) 。
由SARS 引发的反思也集中在对政府职能和媒介作用的思考之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次“非典”危机的突然而至,一方面暴露出我们的社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政府的许多弱点,其中包括缺乏真正公开、透明的信息管理制度;在公共卫生领域缺乏立法,也缺乏执法的力度;没有一个健全的长效应急机制(高峻,2003) 。在对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介的责任反思方面,大量文章抨击了在SARS 流行初期主流媒体的“失语”或不作为,但黄轩的观点却独树一帜,他认为:“非典”这样一个原本普通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会演化为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恰与媒体的“过度”作为有关。正是媒体对SARS 信息的有组织、有预谋和有序的“放大”,才产生了人群的过度恐慌;同样,西方媒体对SARS 事件的过度人性化和泛政治化报道,也是SARS 演化为全球性危机的原因之一(黄轩,2003) 。
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反思点在我们民族的社会心理、精神和生活方式层面。因为SARS 病毒首先出现在广东省,而广东人又以嗜吃野生动物闻名,人们自然会反思广东人的这一生活习惯、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有人提出,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嗜吃野生动物的习惯,同我们蔑视动物的心理有相当的联系。在我们的观念深处,动物是低等的,是可以任意宰杀的;与此相应,山川河流也是可以任意排污的对象(刘光宁,2003) 。其实,与病毒流行相关的恶习显然不止于嗜吃野生动物,还包括随地吐痰、乱丢赃物、随地便溺等一系列不卫生习惯(甚至共餐制也是人们非议的对象之一) ,而后者就不是一个单单需要广东人反省的问题。在南京大学的千户调查中,63. 4 %的人意识到,“非典”的流行与我们在饮食、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惯有关;而且有51. 1 %的人回答“非典”过后他们的出行习惯、饮食习惯、生活起居习惯与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陈友华,2003b) 。不过,从1988 年上海“甲肝”的大流行及其后人们的反应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危机过后人们会不会照样我行我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纪霖认为,在SARS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潜伏着我们这个社会多少年来所积淀下来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或许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危言耸听(许纪霖,2003) 。
六、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分化也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可谓不严峻。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是否如某些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一样具有一种社会修复机制,或是某些独特的协调机制在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这一问题成为2003 年社会分层研究的焦点之一。研究者们均注意到,若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现阶段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早已越过了社会冲突的预警线,然而却未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其间必有道理。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召开的一个专家座谈会上,学者们提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中虽然出现了贫富分化,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是上移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社会地位机会增多、社会地位结构开放的结果。社会阶层地位既有代际间的“循环”,也有“再生”,这就有可能缓冲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利益冲突(李培林) 。此外,在城市社会中出现了类似“后现代”的个体化、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使得社会意识形态“碎片化”,以致于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脱钩,阶级界限模糊,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另有学者强调指出,现阶段的社会分化,表面上看是分配制度问题,其背后却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得利益,即有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缺乏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机制,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被排斥于社会利益分配的权利表达制度之外。因此,建立一套公正、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当务之急(孙立平) 。近年来社会利益关系及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几个新变化:一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层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下层利益受损,现在新一届政府开始重视和调整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二是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个“底层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他们以违规、违法方式与社会相对抗, 其部分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刁民”习性,引致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三是特定阶级生活方式出现,阶级界限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群体利益“碎片化”,相互间利益包容,没有表现出阶级行动(李强) 。社会总体上是有利于阶层间的社会流动,但阶层界限一旦形成,总体社会流动率会下降,但还是有流动渠道的。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了“阶层替代”,例如许多农民工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到工人群体中, 而原“工人阶级”中的一些成员上升,进入了“白领”行列。这就使得社会结构不易发生大的冲突。吴忠民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有两大特征:一是原有的主要群体弱势化,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原工人、农民群体,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到社会下层,成为弱势群体,这与西方一些工业化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老年人,病、残人等的构成不同;二是如同孙立平等学者曾指出的,形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群体结盟。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畸形结构。孙立平继而指出,这一畸形结构表现为,一方面精英结盟维护自身利益的取向越来越强,同时他们也在维持这个社会向前发展。分层是个客观地位问题,若以生活方式、氛围、风格等类似变量可以替代某些既定的分层变量,那将从根本上颠覆阶级的集体行动、集体利益的分析;而像生活方式等类的变量,不同于教育、收入等的单一性变量, 是包容性变量,如果它不能将阶级的一切主要特征都包容进去,那就会出问题。正因为如此,贝克等才争论现代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李路路) 。周怡就李路路提出的问题做了专门探讨。她发现,在大众生产和消费时代里,我们几乎随意就能观察到社会分层与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处于同一阶层的一群人不同于另一阶层的一群人,不再以他们的经济关系,而是以他们越来越突出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取向来定夺(周怡,2003) 。
“新中产阶层”也是今年的一个研究焦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在2003 年第4 期的“社会学研究”栏目中刊发了一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笔谈。其间,主要探讨了4 个方面的问题:1“社会学视野中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学视野中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一个反映收入水平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反映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和国情差异的概念(李培林, 2003) 。2“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中等收入阶层”在国外统称为“中产阶级”,而在中国,由于采用了“春秋笔法”而出现了“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社会中间层”等称谓。目前中国的中部分人构成:一是所谓“新中等收入阶层”;二是传统干部和知识分子层;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的职工层;四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其主体是在中国的大、中型城市中。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等收入阶层(李强,2003) 。3：“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于此,有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等收入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社区所分割,导致社会认同“难产”;第二,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单位类型上,他们被不同经济所有制关系所分割,以致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别;第三,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他们受社会结构多种分割的影响,呈现出传统、现代及“后现代”等三种不同社会属性,以致遭遇“阶层认同瓶颈”。因此,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消费及私生活领域有较明显的行为表现,并已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示范作用,而在社会政治生活及公共领域,尚未见出阶层群体之作为(张宛丽,2003a) 。41“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选择”。有学者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城市化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陈成文,2003) 。
从社会网络资源的拥有分析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状态,成为近年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一个新视域。胡荣通过其所做的一项经验研究,尝试以社会资源拥有量及交往密度等,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结果发现:一方面,经济因素、个人受教育因素在网络资源积累中的作用正日益提升,与此同时,原先作为重要地位标志的政治面目、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等体制因素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这说明我国社会的市场化倾向已相当明显。但另一方面,户口还是重要的地位标志,仍然对社会网络资源的积累发挥重要作用,这表明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因素带给城里人的特权仍然存在(胡荣,2003) 。
七、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仍然是2003 年度的一个主题。在理论建设方面,针对“社会资本”成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以及各种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主要纷争是由概念界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分析层次的不同造成的(张文宏,2003) 。在系统评述了布迪厄(Bourdieu) 、科尔曼(Coleman) 、波茨(Portes) 、普特南(Putnam) 、博特(Burt) 和林南(Nan Lin) 等社会学家的经典定义之后,张文宏对有关的经验研究按照个体P群体或微观、中观与宏观的分析层次进行归类,认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混乱与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将分析的焦点瞄准网络位置、关系强度或嵌入性资源(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 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主要表现为主流学者忽视了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 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它漠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和无理性后果;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解释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泛化。应该提醒研究者注意的是,国内媒体和普通大众往往把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正常使用当作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这不仅阻碍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发挥,而且给有关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带来更多的困难。
李继宏(2003) 回顾了从格兰诺维特以来社会网络经验研究的文献,认为应用研究中的视角和方法不断变化,但是“关系”概念和强—弱关系维度却始终是分析的核心。李认为强关系假设的缺陷是简化了社会网络和预设在多元社会中并不存在的高同质群体,而弱关系的缺陷则是先验地断定存在着两个或多个没有任何交往的群体, 因此他建议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不对称性、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以及关系的向度和强度来对静止的、客体性的、对称的和强弱二元对立的关系概念进行“去世俗化”的建构。李对于关系概念的反思是建设性的,然而这些思考如何在经验研究中转化为可以操作化的指标,进而获得实证资料的证实或证伪,恐怕需要社会学者的共同探索。其实社会网络分析从不否认关系的不对称性,如社会网络分析的当代领军人物韦尔曼(Wellman ,1988 :41 - 47) 就曾指出“内容和强度不同的关系通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和互惠的..不对称联系和复杂网络分布在不同的稀缺资源中”。无论是有关社会支持网络(如讨论网、朋友网和具体帮助网) 的研究,还是关于职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研究,多数社会网络分析也是与具体的事件相联系的,更有一些研究具备历时性的特点(边燕杰、张文宏,2001 ;赵延东,2002) 。也许经验研究中的概念设计和操作化与现实社会现象存在着差别,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这些“理想类型”的作用,否则学术研究就失去了概括和抽象的意义。
对组织网络的分析是传统社会网络分析的扩展,最近几年已经成为社会学、管理学、公共行政管理等学科关注的一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是否正在经历着向网络化组织方式的转变? 如果存在,那么产生这种趋势的理由和动因是什么? 李培林、梁栋(2003) 通过对北京中关村200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回答了上述问题。他们发现,竞争程度、信息化程度和产业群聚对于组织的网络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委托代理关系对组织间网络化有正向的影响,员工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网络化水平越高。组织的网络化对于企业业绩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企业的产权结构对网络化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是否存在分包关系对网络化的影响也不明显。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对于组织间网络的测量,仅仅包括了企业组织在产品创新方面与外部组织的合作程度,未能全面地反映企业与客户、银行、社区等相关部门的联系,这也许是未来研究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社会网络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依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赵延东(2003) 利用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调查的资料重点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于求职者的保留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弱关系假设得到验证:下岗职工的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比例越高,那么其在求职时的保留工资越高; 网络规模效应和网络资源效应两个假设没有通过数据的检验,即下岗职工的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中所蕴涵的资源状况对保留工资没有显著的影响。个人社会网络对保留工资的影响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臻完善而逐步减弱。网络构成中的弱关系对于实际工资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网络资源对于实际工资的影响则是正向的,这也许预示着下岗职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不能获得强有力的实质帮助。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将亲属以外的朋友和熟人都归为“弱关系”,似乎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即便不能像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 那样按照互动频率、熟识程度、信任程度和互惠程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但是把朋友不加区别地视为弱关系似乎也不太严格。
农民工的地域和职业流动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翟学伟(2003) 认为,简单地套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命题来解释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求职是不恰当的。为此,他提出用“信任”来解释中国农民工获得流动信息的可靠性问题。他把信任分为强和弱两类,具有义务性较强、熟悉度较高而且同属于一个内群体的信任是强信任,否则是弱信任。通过对广东和浙江省的4 个城市农民工的个案访谈,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强信任关系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弱信任导致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垂直或横向流动,而强信任会导致大批同质性群体流动到一地。翟的访谈结果为未来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与社会网络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某些启示。
八、城市社区研究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整体性变迁,国家权利重心的下移,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单位制的弱化以及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使得社区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 社区、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等名词也已为普通百姓所熟识,社区观念深入人心。从1991 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至今,经过20 多年的发展、实践,源于社区服务理念的社区研究已不断深化,并逐步向社区建设转变与过渡。
1. 关于社区建设目标
社区建设目标是社区发展的关键问题。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其核心目标是建构新型社区组织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建现代化社区。而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们对这一问题呈现出多视角、多方面的解读,且与国家话语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距离。主要观点有: (1) 从社会变迁与社区建设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街居组织体系建设,目标是建构自主与能动性的“地方性社会”;也有人认为,可将社区建设看作是城市化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2) 从城市权利结构变迁的角度,透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认为社区发展实践和社会变迁趋势是走向强国家与强社会的目标模式。(3) 从城市基层管理面临的基本矛盾与现代社区管理体制建设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主建设,探索社区管理新形式的基本手段。(4) 将社区发展目标分成短期与长远两类,短期目标主要是有形的社区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长期目标是无形的社区文化建设与人文环境的“社区发育”。(5) 从社会关系质量下降,社会冲突增多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提出城市社区建设“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6) 从社区参与和基层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是社区居民自治。(7) 依据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和城市社会发展实践,提出城市社区建设以建构市民社会为核心目标。然而,有学者在对以往中国学者观点的研究分析以及进行国际比较后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的目标应是以发展社区福利为主,培育文化共同体为辅;以任务目标为主,过程目标为辅,任务目标与过程目标的有机结合(刘继同,2003) 。
2. 关于社区服务
目前我国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主要是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源于20 世纪80 年代的社区服务实践已经过20 多年的发展,但对其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还存在着混淆,使民众和整个社会对社区服务以及社区服务人员的评价和认同不高,致使社区服务实践在90 年代后产生徘徊。对此有学者认为要对社区服务的本质属性和功能进行科学的再定位。社区服务实际上是社区社会服务的简称,是指政府、机构与个人等在社区里开展的福利性服务和公益性服务,以及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服务。其与市场服务的最大区别在于服务的目的不同,即有公益性、非盈利性与赢利性、逐利性的区别。但在实践中,我国大陆的社区服务政策至今仍是将其既视作福利性、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又视作便民利民的第三产业。这种双重定位首先是混淆了社会服务与市场服务的本质区别以及社会服务组织与市场(企业) 之间的功能差别,其结果是造成了社区组织功能与目标上的“社企不分”,即社会服务功能与企业功能的重叠,并由此阻碍了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其次是在客观上为社区服务规定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标准,容易诱导基层社区组织因追逐经济利益而牺牲居民的公共利益和福利性服务(徐永祥,2003) 。
3. 社区组织结构重建和组织体制创新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2003 年城市社区研究的主流。关于我国社区组织重建与组织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者们早已达成共识。在理论层面上,有学者从传统社区的组织特征入手,提出重建现代社区网络组织结构的构想。王英伟认为我国传统社区的组织结构是行政化的等级结构,具有三个特征: (1) 是一种“无纬式”结构,只有政府自上而下这个“经”,没有社区自治组织系统这个“纬”; (2) 是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结构,政府与社区是完全重合的“等圆迭合式”结构; (3) 是一种单向的“政府制约式”,政府管制、支配一切社区组织和所有成员,而社区成员、组织却无权、无力、无法制约政府。这种组织结构早已不适合转型后的现代中国社会,现代社区组织结构应该是一种“经纬式结构”,这个“纬”是指相对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的民间横向组织系统与群体系统。我们搞社区建设,实际上就是要创建、发展和加强社区的横向组织系统。同时,政府与社会之间是“小政府与大社会”的结构,与社区群体和社区组织是一种“群体互动式结构”(王英伟,2003) 。
经过多年的社区建设,我国的社区组织结构体系逐渐演变出两个趋势:一是社区组织的结构趋于丰富;二是社区组织的性质定位趋于自治。基于这两个趋势,有学者认为:社区内日益分化的社区组织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机制。这种整合机制要以网络型结构为基础,以社区发展委员会为中心,以双向平等互动为规则,把社区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整合组织和模式维持组织整合在社区共同体之内,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协调、沟通、合作机制,推动社区的整体发展(夏玉珍、李骏,2003) 。
从实践的角度看,上海的城市管理制度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其行政管理体制从原来的“两级政府, 一级管理”转向“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继而又转向现在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家权力继续往基层社区延伸,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的活动空间不断拓展,不同组织的行动逻辑交织在一起。对此,李友梅认为: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利秩序已发生了变化,已有的研究范式已不能完全解释得清楚。2000 年她们从上海康健街道的实践中提出了“块区”概念,从对“块区”的治理实践中提出:要在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建构新的权利秩序。互动中,国家通过“社区建设”、“社区党建”等工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治理技术,力图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则在现有的国家治理所允许的范围内自行发育,试图借助国家体制的认可和默许为自己的活动获取某种合法性,进而使其社会性表征获得最大程度的呈现(李友梅,2003) 。
还有学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探讨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认为: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社区治理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资源配置结构的迅速重置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已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了“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盈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冯玲、李志远, 2003) 。上述变化对我国已有的基层政权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其中第三部门的发展对我国社区建设的意义重大。
九、关于互联网的研究
国内社会学界针对互联网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第一,关于建立网络社会学的问题;第二,关于网络社会(包括虚拟社区、虚拟社群) 的性质以及与日常社会的区别的问题;第三,关于互联网所带来的网络社会问题和相应的社会控制(郭茂灿,2003) ;第四,关于互联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第一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建立网络社会学,首先就要确定网络社会的性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区别。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关注网络社会的定义、特点以及与现实社会的不同;微观层面,关注虚拟社区、虚拟社群的特点,以及其中社会互动和社会角色的分析。不管在哪个层面,核心的问题依然是:互联网上的一切究竟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郭茂灿,2003) ? 从宏观层面的研究看,近来有学者认为,强调网络社会的虚拟性(戚攻,2003) 和强调它的“现实”性(童星、罗军,2001) 只是着眼点的不同:后者着眼于网络社会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尽管没有看得见的物质要素,但网络社会作为人互动的结果,是现实的;前者则着眼于网络社会所以发生的情境———它是由虚拟技术建构的,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场域,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其互动的“现实”性。因此二者并不构成真正的分歧。而英文“virtual” 一词所具有的“事实上的、实际上的、实质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得承认”的含义,在它被译成汉语“虚拟”后消失了,这种由语言转换造成的误读,也是造成“现实”与“虚拟”之争的一个原因(郑中玉、何明升,2004) 。郑、何二人又根据卡斯特的观点(卡斯特,2001a 、2001b) ,对“网络社会”的概念加以澄清,认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 在汉语语境中产生了两种所指,既指“作为信息化社会的共同的社会结构形态”,又指“基于互联网技术架构的网络空间中的新的社会形式”,正是这种混乱导致了不必要的争论。
为此, 他们辨析了“信息化社会( informational society) ”、“网络社会( network society) ”、“赛博社会(cybersociety) ”的概念及其关系,指出:“信息化社会”强调的是当前社会转型的特征,即新的信息技术对于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的渗透;“网络社会”指的是许多信息化社会共有的基本结构;而“赛博社会”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互动关系而产生的社会形式。他们建议分别用“网络社会”和“赛博社会”指代前述“社会网络”的两种所指(郑中玉、何明升,2004) 。另有学者认为:虚拟社区与传统实在社区的最大差异在于地域空间的界定上。虚拟社区的出现,解构了人们对社区是关于地域生活共同体的统一认识,因而其更接近于滕尼斯的观点(胡鸿保、姜振华,2003) 。
在微观层面审视虚拟社区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视角:1. 根据虚拟社区中的匿名性特征认为虚拟社区中完全消除了现实社会的约束感,是“过度自由的乌托邦”;2. 完全把虚拟社区作为现实活动的工具或平台,将虚拟社区视为现实社会中衍生出来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3. 从“数字区隔”的角度出发认为虚拟社区中也存在固着性身份,并进一步可以创造出制约虚拟社会行动的规范(崔嵬,2001 :9 - 12 ;郭茂灿, 2003) 。有学者则主要对“虚拟社区”是否成立进行了论述,他们利用符号互动的理论框架分析互联网上的互动,认为网上互动能够形成“虚拟社区”,因为它满足了萨莱特所说的形成社区的两个条件(Surratt , 1998) :1. 互动帮助成员形成自我并获取个人身份,与在面对面的互动中一样,网上互动中成员的社会化、自我形成、身份建立,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是通过语言、交谈进行的,不过在虚拟社区中,像种族、性别等身份不是通过外部特征,而是根据互动者对相关问题的思想观点而被辨认的。2. 网上互动能够帮助维持社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因为它可通过他人对某个行为的反应和一些技术控制方法、调解制度,建立起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马蒂多社会机构群体都是解决群体生活问题的策略的观点看(Don Martindale ,1966 :120) ,网上互动也能够建构起一些解决社区群体生活问题所必须的社会机构和群体;此外,网上互动还可以形成一套根据上网时间长短来划分成员层次的合理、清楚的社会分层标准。
因此,虚拟社区所提供的社区联系和支持从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比传统社区逊色(刘瑛、杨伯溆,2003) 。关于网络社会问题和网络社会控制方面的研究,这两年仍主要集中于对各种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黑客、网络沉溺的分析上(张彦,2003 ;李一,2002 ;张世友,2002) 。冯鹏志则从“网络社会张力”(它表现在5 个方面:1. 文化平等和文化霸权;2. 个人隐私与网络监控;3. 全球网络与国家界限;4. 信息共享和信息所有;5. 主体选择与信息爆炸) 的分析入手提出需要在网络社会中建立“虚拟安全阀”机制(冯鹏志,2000a 、2000b ;郭茂灿,2003) 。
在互联网对现实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中,杨宜音等人把网络与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相关联的研究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杨等的文章尝试着在将网络与女性的关联置于对”女性”这一概念的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意涵进行另一番解读的背景下,把网络与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的关联作为洞悉我们每天生活在其间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期望透过这一窗口能够看到,在女性进入网络社会和网络进入女性生活这一双重过程中,网络、女性性别身份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和对女性性别角色和性别群体认同的意义; 同时也期望看到媒体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信息环境”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如何与其他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其他媒体环境一道,通过对社会成员心理与行为的建构和改变参与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和改变(杨宜音、刘晓红、王甘,2003) 。
西方社会学对互联网的研究是要特别提及的一个参照系。迪马格奥等总结了西方互联网研究,指出这些研究遵循着几个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重点关注互联网的出现所造成的文化霸权以及相应的精英统治;韦伯主义的传统从“理性化”角度出发,认为互联网减少了时空的限制并生成了能够“区隔”身份地位的文化;涂尔干—功能主义的传统认为互联网会增加社会的有机团结,从而关注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哈贝马斯等的著作则提示我们可以去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实践的作用;最后,批判理论强调了互联网对艺术和娱乐媒体带来的影响。认为,这5 个传统构成了研究中的理论背景,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理论基石。他们还总结了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变迁问题上的成果, 体现在5 个领域:1. 网络造成的数字区隔和全球数字区隔以及网站在吸引访问者注意力方面的不平等; 2. 网络的使用对人们的时间利用、在社区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影响;3. 网络的普及对政治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私人领域被侵入等问题;4. 网络对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对经济制度的影响;5. 网络对文化参与和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他们的结论表明,互联网上的一切与其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媒体和新的行为模式,毋宁说只是对现有媒体和行为模式的补充(P. DiMaggio et al . ,2001) 。以上研究无论是在主题和研究进路方面都与国内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或许因而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郭茂灿, 2003) 。
十、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2003 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近几年形成的理论热点持续升温,得到了不断深化。在对当代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理论、社会实践和理性选择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中都有积极探索(张文宏,2003 ;文军,2003 ;刘欣,2003 ;刘少杰,2003) ,不仅使中国社会学对正在流行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新进展,而且还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提出了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观点;在对古典社会学的理论反思中,也有研究者在做出深入的理论考察(周晓虹,2003a ;谢立中,2003) , 他们一方面进一步梳理了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演化线索,另一方面在今昔联系中做出了以史为鉴的理论反省。这些研究都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在不断增强,理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003 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有:11 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界限的扩展;21 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1 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20 周年庆祝大会上,费孝通先生作了长篇发言,他在一个广阔而崭新的视野中论述了超越传统社会学界限的主要观点。后来费孝通先生又在《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3 期上发表了题为《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重要文章,更加深入地论述了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理论观点。《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都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虽然目前国内尚无人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但是这篇文章对中国社会学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提出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种双重性格决定社会学不能仅仅用科学的“工具性”眼光研究社会生活,并且,社会学的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一种人文思想, “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简言之, 不能把社会学仅仅理解为工具意义上的科学,它的基本功能是人文教化,或者说是使社会成员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和培养人道的“位育”教育。基于对社会学本质的这样一种判断,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指出:应当在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看待人与社会,亦即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中观察人生、理解社会;人类社会虽然是广义的自然的一部分, 但是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人的精神世界,社会学应当把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项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社会性———文化却可以传承下去,社会学应当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中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实证科学的认知方式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完整认识,语言、概念和逻辑推论层面之下的“意会”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沟通并形成共识的一种基本的意识活动,社会学应当加强对“意会”的研究;自我存在与自我意识都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学应当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中理解作为不同形式存在的“我”,特别是关注“说不清楚的我”,也就是说,要对人的自我意识展开深度而复杂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研究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都不能简单套用科学认知的模式,要用理解的方法,要“将心比心”;实证社会学的方法难以有效地研究“精神”、“我”和“心”,相反,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中的一些思维方式,对于理解这些主观性因素却十分值得借鉴,特别是中国儒家文明中的程朱理学,对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心智具有很大的价值。
费孝通先生的上述论述,不仅鞭辟入里地对传统社会学存在的局限性做出了深刻批判,而且高瞻远瞩地对中国社会学的使命做出了明确论述,堪称为中国社会学反省自身,展望未来,在新世纪之初寻求新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费孝通先生对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设想,涉及到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理论构架、理论传统、理论追求和方法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任务十分值得中国社会界冷静深思。
21 勇于创新的理论建构
2003 年,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很多社会学科研究成果都呈现了明显的创新意识,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新概念和新观点。不仅文献性和思想性的研究出现了锐意求新的学术倾向,而且在大量经验研究中对理论前提的思考或设计,也表现了努力创新的理论追求。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本科生———李继宏,也能在对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等人的社会网络理论做出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从网络关系的历时性、不对称性和主体间性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李继红,2003) 。
社会互构论的研究是2003 年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成果之一。主要观点是:旧式现代性已经出现深刻危机,而新式现代性正在迅速兴起,并且这种变化已经影响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建构;社会互构论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重大变化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是: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变化就是个人与社会互相建构的演变过程(郑杭生、杨敏,2003a 、2003b、2003c) 。
以过程———事件分析为基础的实践社会学理论的提出,在2003 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社会学创新性理论建构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在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研究基础上,研究者批判地考察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他认为布迪厄虽然对惯习和场域这样一些实践因素做出了丰富论述,但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切入实践的途径,以至于他对实践活动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抽象化中(孙立平,2002) 。作者认为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为切入实践的研究找到有效途径。在他看来,通过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使实践研究避免停留在抽象水平上,可以激活实践的展开过程,进而使实践以具体、动态的形式展现在社会学面前,社会学由此而达到对实践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真实把握。
还有很多学者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做出了积极努力,他们的理论著述与上文提到的理论成果一起,汇成了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变迁的深思中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创新的滚滚热潮,使中国社会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希望。
十一、社会学方法论研究
2003 年社会学界在社会学方法与方法论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其中对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探讨尤为突出。此外,对涂尔干与韦伯的两种因果解释模式、社会研究中概念的意义以及调查研究结果呈现中方法表达的意义等问题也有所探讨。
对于女性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探讨:1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指出女性主义方法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开辟了与以往这些知识体系所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有可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张宛丽,2003b) 。
张宛丽认为,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价值所在,即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二是在探索相关知识时,对知识获得方法的特点的再认识。根据这种认识,进一步分析女性认知方式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即知识活动更具有开放性、主观体验性、建构性。她还指出: “包括社会学在内现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在追求‘客观性’、‘真实性’知识的过程中,其建立的无一不是展现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扩张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这一逻辑起点上的知识架构。而曾出现于人类史前史的‘女性行为’模式,其实只是一种向内发掘的知识,体现的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内在文明的能力及其知识系统。从这一意义上讲, ‘女性行为’的文明模式已经积累了、并正在重新提炼、凝聚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新的知识动力”(张宛丽,2003b) 。2
围绕“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如果有,其特点是什么”, “它们对社会学的传统方法论或研究方法构成怎样的挑战”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分析社会学研究中当知识遭遇性别时的境况与结果(吴小英,2003) 。有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说,女性主义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方法论持批判态度;他们追求以批判性、反思性和参与性为特征的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规则,但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主张方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取向反映了女性主义关于知识与性别关系的三种基本形态。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尝试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意义,许多在正统的社会学中被忽略、遮蔽、扭曲的东西在女性主义这里重新被挖掘出来或得到了补充和修正。
研究者指出:“从知识论上看,女性主义基本上是个文化建构论者,他们强调社会性别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强调个人经验(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作为被研究者) 在知识构成中的价值,强调以建立一个没有权威和权力控制的真正民主的认知方式作为解放的社会科学的目标”(吴小英,2003) 。
在对以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的两种因果解释范式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从二者的思想发现及知识关注点入手作了探讨,认为二者之间的分歧,从哲学根源来看,集中体现了机械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必然性因果分析范式从反对神学或心理学的目的论观点出发,承认一切事物具有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但又认为承认因果制约性就必须否认自然和社会中的偶然性,以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理论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导致宿命论。韦伯的因果解释学说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但其仍主要持非决定论的观点。他反对因果决定论和线性论,主张或然性、多因论,这有利于克服形而上学的因果解释方法,但他否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多种原因中存在主要原因,这又使这种因果解释范式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的局限(孙龙,2003) 。
集中分析社会网研究中最重要的“关系”概念是方法论探讨中的一个主要视点。研究者通过回顾从格兰诺维特以来的众多有关关系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应用的文献,认为尽管在应用中视角和方法不断变化,但关系概念本身和分析中的强—弱维度却始终被捧为圭臬。研究者反思了关系的属性,认为关系是历时性的、不对称的和主体间性的,关系的强度必须和向度结合在一起。关系不再是那个源于格兰诺维特而且被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近30 年之久的概念,而应该被定义为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关系主体间的信息和资源的流通渠道。研究者还指出:尽管对关系属性的概述更多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界定,但关系并不能脱离具体的事件而存在,否则也就成了所谓的网络结构观了;只有把关系与具体的事件联系起来,关系才是可以被理解和分析的。对关系概念再定义的理论意义不在于格兰诺维特所期望的那样,使社会网络成为沟通微观层次的互动和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的桥梁,而在于使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互动的复杂与混沌有一种全面的把握。研究者特别强调: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可能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自身的多变与复杂使它具备较强的适应性的同时失去了方法论上的简化与便利。
是优是劣,则取决于研究者所采取的学科范式(李继宏,2003) 。
规范性陈述在社会学知识积累及创新中的作用已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基于一项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141 篇调查研究论文进行的统计分析,有研究者指出: 在方法运用和结果表达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作为一种高度结构化、高度程序化、高度数量化的社会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无法回避科学方法论对其严格的、详细的程序检验的要求”(风笑天,2003) ;而对研究方法的详细介绍, “不是教条,不是框框,也不是‘洋八股’,而是科学研究论文的必备条件,是其结论成立的前提和依据,也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同时也可以使读者和同行切实地了解作者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和适用性”。“研究者只有对研究过程、操作效果、方法局限等方面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得出调查结论时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风笑天,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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