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急于启动下一轮改革，这是一个共识。如果要列举改革的领域，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清单，因此，我们要更清楚顶层设计的目标。
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方向都指出来了，单子都列出来了，甚至改革都规划了，但就是没有像样的改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们要回头想一想，为什么有改革规划而没有像样的改革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步的改革设计还应该是顶层、顶顶层设计。
哪些领域是最需要改革的？应该有以下几个选择标准，一是有最大的改革紧迫性；二是有最强的改革共识。从顶顶层，到顶层，再到中层，一直到草根，大家一致认为急于要改的，就有最大的政治合法性，比如说在中央文件里面反复看到的，而且篇幅最大的，“十二五”规划当中规划最多的、承诺最多的，等等。
第三个，中国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非帕累托式的改革，即要让人在改革中失去点什么的，是最难改革的。特别是，当“失去什么”的这些人是影响改革决策的人，是政策制定者，或者关系密切者的时候，改革更是走不通的。
因此，我们要尽可能选取那些对既得利益伤害少的、但能让更多人获益的领域进行改革。
再一个标准，是改革本身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意义的。
这几条综合起来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把改革放在社会领域。所有的顶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能推进哪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好的，但是如果现在有机会只能改革一个领域，用上述标准看，社会领域的改革是最需要推进的，这方面当然也有很大的清单，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或者更广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等等。
我们知道，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对一部分企业来说，其投资困惑于选择未来的、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因为在某个时期，企业投资有一定的难度、有风险。因此很自然，在中国就被政府投资替代了，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种投资产生了林毅夫所说的“潮涌现象”。 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不会有这个现象。
“潮涌现象”的结果是资本报酬递减，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靠这种投资都是不可能找到未来中国比较优势和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的。
既然有这么强大的政府，总要找地方投资，当然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民间选择最好的方式去选择未来的比较优势。但是其中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钱应该投往何处？
我的观点是，政府的钱投在社会领域，比如上面提到的教育、社会保障、更广泛的基本公共服务等，肯定不会错，因为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保持良好发展环境的，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是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的。
蔡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