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樱井中尉的《肉弹》，恍然意识到某个百年纪念即将到来。对了，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那场战争开始于一九○四年二月，主战场是大清国的辽东半岛。一九○五年九月《日俄和约》签订，战争以日方的胜利告终。“小日本儿”击倒“北极熊”，黄脸人打败白脸人，世道变了。不知俄国人、日本人是否会像患“十景病”、怀“百年情结”的我等中国人那样，在开战百年之际搞些纪念活动。不过我想，即使纪念，双方也是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樱井中尉名叫樱井忠温，生于明治十二(一八七九)年，卒于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这位在辽东半岛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挨了多发子弹、被从尸堆中救出的日本军人居然活到八十六岁，有些匪夷所思。大陆几乎没有关于樱井忠温的资料，日本知名出版社平凡社一九八五年版《大百科事典》中倒是有对樱井生平的简单介绍，曰：“陆军军人，作家。生于爱媛县，一九○一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作为松山步兵第二十二连队副少尉出征，参加日俄战争，在旅顺负伤。记录其战争体验的《肉弹》(一九○六)作为战争文学杰作而著名，在欧美诸国也被翻译出版。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年担任陆军省新闻班长，一九三○年升任少将，进入预备役。主编《国防大事典》之外有著述多种，一九三一年之前的作品收入六卷本《樱井忠温全集》”。
辽东半岛的战场是樱井从副少尉晋升中尉的地方，记录战争体验的《肉弹》使樱井声名远播。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上，像《肉弹》这样在历史转折点上被高度政治化、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使命并对日本国民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几乎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难以望其项背。包含在该文本之中和文本传播过程中的东亚、民族、忠勇、死亡等问题，至今仍与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发生关联。
《肉弹》出版于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副题为“旅顺实战记”。该作品虽然是纪实，但樱井用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事实创造了一个具有象征性和原型意义的“成长故事”——军人在战场上的成长。全书共二十八章，第一章“战友之血块”为总序，从第二章至第二十八章叙述了日本宣战、将士出征、辽东半岛登陆、初上疆场、力克强敌直至战争结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民和日军将士把“忠勇”二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忠”的对象当然是天皇代表的日本国。在樱井笔下，不仅有贫病交加但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米为出征的丈夫壮行，更有宫武藤吾这种被编入后备部队的士兵因为不能立即上前线觉得愧对祖国、愧见家人，在寺院宿营时切腹自杀，并按照切腹礼仪先在肚子上横切出个“一”。动刀之前宫武热泪纵横，低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勇”则表现在与“露助”的作战中。“露助”日语读作“痨死开”，是明治后期日本人对俄国人的蔑称，类似于称中国人“支那佬”。日军将士们得到动员令时已经是“骨鸣血涌”(第二章)，上了战场更是勇往直前。“勇”的极致是以肉身为武器攻击敌人，“肉弹”之书名由此而来。意味深长的是，在《肉弹》中，“勇”是一种超越于“国家”之上的人格价值，英勇的俄军同样受到日军的礼遇。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前后，樱井忠温所在连队半个排的士兵在执行侦察任务途中与两名俄军侦察兵遭遇。两名俄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挥刀向前，宁死不降。日军见无法活捉，便开枪将其击倒，用担架抬回审问。俄兵胸部被击穿，死在眼前，给敌人的回答只有一句“不知道”。一位俄兵拒绝敌人递过来的生水，只喝自己水壶里的凉开水。樱井忠温写道：“到了这种时候，他仍然记得平时被教导的注重卫生之道，绝对不喝生水。其小心谨慎让我感叹。惟此等男子汉，方能英勇无畏、以我侦察队为敌，挥刀战至最后。”俄兵鲜血流尽而死，死之前用力抬起头流着泪说：“我国内有妻子和一个孩子，请把我战死的情况通知他们。”此情此景又一次感动日本兵，樱井写道：“尽管是敌人，我等依然流下同情之泪。他死后受到深切吊唁，远山牧师为之诵经、作法事，他被安葬在十字架墓标下”(第十章)。如此礼遇敌兵，向“勇气”低头，颇有武士遗风。三十五年后日军在东北为抗日英雄杨靖宇开追悼会，四十年后对占领日本列岛的美国人俯首听命，应当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此中包含着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对待世界的方式。
樱井忠温在攻打旅顺的战斗中右手伤残，写《肉弹》是用左手。这个写作景观颇为奇特。身为目睹了许多死亡、数度徘徊于地狱之门、从尸山血海中逃生的人，他深知战争的残忍无道。前引对于俄兵之死的描写，即包含着对战争残酷性的展示。客观上，《肉弹》中对战争残酷性的揭示与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褒扬是并存的。问题是，樱井把死亡与残忍当作“忠君爱国”的表征，于是“残忍”走向其反面，出现一个悖论：越是惨烈，就越是“忠诚”。《肉弹》被意识形态化、成为特定时代国民教科书的潜在可能性即在于此。上层人物的介入则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具有翻天覆地的意义，因此参战军人创作的《肉弹》受到日本上层的重视。《肉弹》一九○六年三月完稿，乃木希典阅读之后为樱井题写了“壮烈”二字，大隈重信和大山岩亦为该书作序。该书经皇宫侍从武官长冈泽精男爵之手，甚至被送到明治天皇面前。明治天皇为日本国代表，乃木、大隈、大山亦非等闲之辈。
乃木希典(一八四九——一九一二)乃日俄战争名将。日俄战争爆发四个月之后的一九○四年六月初他被任命为陆军大将，八月前往旅顺指挥长达四个多月的攻城战。他的长子胜典、次子保典分别在当年五月的南山激战和年底的二○三高地争夺战中战死。一九○四年六月七日视察南山战场、祭奠亡灵的时候，时年五十五岁的乃木希典心潮起伏，作汉诗一首，题为《金州城外》。诗云：“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肉弹》作为“旅顺实战记”数次提及乃木希典，最后一章“死中再生”记述一九○五年元旦攻克旅顺，饱含激情：“号称苏伊士以东第一金汤之城的旅顺大要塞——这俄国赖以作为侵略东亚策源地之城，终于抵挡不住皇军长时间的威猛攻击，敞开城门，守将亲自来到乃木将军旗下乞命。”对于乃木希典来说，阅读《肉弹》的过程就是在精神世界重回辽东战场的过程。“壮烈”二字是他对该书内容的概括也是他本人的感慨，与《肉弹》一书具有相同的分量。大隈重信(一八三八——一九二二)乃文人而非武人，对日本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都曾发生重大影响。他创办了早稻田大学，提出“东西文明融和论”，将日本置于“对于东洋来说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来说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新日本论》)的重要位置，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支持袁世凯称帝，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为《肉弹》写的序文中，他把日俄战争的胜利归结于“大和民族的本色”——军纪严肃，上下融睦，殉君殉国，献身牺牲。他还把樱井忠温创作《肉弹》描述为“着战争文学之先鞭且大获成功”。大山岩(一八四二——一九一六)为明治、大正两代的元帅、陆军大将，甲午战争时担任日军第二军司令，攻打金州、旅顺、威海有功，日俄战争中被任命为日本满洲军总司令。他在序言中认为，《肉弹》对日军官兵忠勇风采的展示“益于后人，果何若也”。
乃木诸人乃至明治天皇的介入将《肉弹》完全纳入皇国意识形态的框架。在这一过程中，《肉弹》中本已受到官方意识浸染的民间意识与统治阶层的意识进一步融和，互相促进。这是一场官民共谋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广告运动。而《肉弹》再版、英译的过程，则使“大和魂”发扬光大。一九○八年初，精装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肉弹》经大隈重信同时送到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八五八——一九一九)手里。当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位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调停角色、为了牵制俄罗斯而偏向日本的美国总统在白宫给樱井忠温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表示已经将其中的一册珍藏于自家的藏书室，并说已经让他的两个儿子阅读了书中的几章。罗斯福认为该书能够在国家危难之时鼓舞青年人的奉公精神，还向樱井忠温和日本陆海军表示钦敬之意。日本天皇的“御览”和美国总统的赞美将《肉弹》置于巨大的“国家—国际”框架之中，《肉弹》因此成为日美两国精神交流的媒介。笔者持有的这册《肉弹》为二○○一年夏天在东京涩谷的旧书展上购得，国书刊行会昭和五十三(一九七八)年五月刊行，前扉页为“天览”二字的篆刻印章，后扉页即为罗斯福的英文信及其日语翻译。天皇和总统“前后夹击”。该版本除了前述题字、序言之外，还录有乃木希典的另一首汉诗，曰：“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攻城尸作山。愧我何颜看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耐人寻味的是出版该“国书”的国书刊行会位于东京都丰岛区的巢鸭，不知这是否具有必然性。巢鸭是近代日本被阉割的地方。这里有“二战”结束时日本最大的监狱，在东京裁判中受审的日本战犯即被关押于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在此被执行绞刑。
《肉弹》是“战争文学”，也是帝国主义文学。将其置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这一背景上来看，其“帝国主义文学”性质更值得注意。这种性质并非表现在对待俄军的态度上，而主要表现在对待中国(大清国)的态度上。
对俄战争作为日本扩张行为的一环是甲午战争的继续，这一点在《肉弹》中亦有明确表现。在具有“总序”性质的第一章，樱井忠温叙述了一个甲午战争结束时发生在辽东半岛的故事。即将“凯旋”的日军某部队在阵亡将士墓前举行告别仪式，一位士兵抚摸着阵亡好友的墓标泪如雨下，对亡友的在天之灵自言自语：“加藤啊，我们要回国了。风吹雨打，枪林弹雨，咱们一起战斗，你战死了，我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没有面子啊!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回去，遗憾啊。……可是，你笑吧!加藤!辽东半岛成了咱日本的了!你的骨头还是埋在日本的土地上啊。安息吧，加藤，我们要回去了。”这段描述在两场战争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对于《肉弹》来说具有“纲领”性。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日中媾和条约》(《马关条约》)中，辽东半岛确实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被割让，成了“日本的土地”，后来由于德、俄、法的“三国干涉”，日本被迫放弃。但是十年未到，包括樱井忠温在内的日军又打了回来。
帝国主义心态决定着樱井忠温把握中国与中国人的方式。从《肉弹》中可以看到，当时日军官兵去辽东时多带有《日清会话篇》一书，以解决语言问题。书中是用日语假名注音的中国话——诸如“俄国兵来了么”、“上旅顺口逃去了”之类。这足以使日本兵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国(大清国)的土地上作战。但在《肉弹》中，中国基本上是缺席的。对于樱井忠温及其战友来说，辽东半岛只是与俄军作战的战场，而中国人，则以愚昧、肮脏、爱财如命的配角形象出现。《肉弹》对中国人的明确表达最初出现在第五章“登陆之危险”中。将俄军的抢掠、奸淫、骚扰百姓与日军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地方百姓欢迎进行对比之后，樱井写道：“尽管如此，本来都是些在赚钱方面精明过人的家伙，为钱舍命是祖传的吝啬根性，节俭无度，怀里塞着一万元也会龟缩在粪坑里。因为是这种东西，所以常常给我军带来意外之灾，并非敌人，却让我们吃苦头。”此中所含对中国人国民性之认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チヤンコロ(读音“抢—拷捞”)是明治末期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之一，而该词本是钱的异称，据说因其与“清国奴”发音相近，故用以称中国人。在《留东外史》(不肖生写于民国初年)第三十一章，居心不良的中国留学生周正勋跟踪日本女学生，跟到鸟居正一子爵家门前，与鸟居家的两个佣人冲突。刚刚离去，身后便传来两声“抢—拷捞”。那段议论之后樱井忠温对王家屯村民做了这样的描写：“呆脸老爷爷，拖鼻涕的小孩子，从此处彼处的房中爬出，好奇地仰视我们。漫不经心地叼着长烟袋，只要此处天下太平，本国之骚乱乃远天之云。其悠闲之态毋宁说令人悲哀。”“爬”与“仰视”这种词汇标出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和等级。不过，在后文的描写中，被“半兽化”的中国人给俄军当起侦探来聪明异常，放牧成为侦察的掩护，所牧之牛羊成为传递信息的暗号，于是日军在俄军的炮击中晕头转向(第十四章)。樱井忠温将此解释为中国人“为金银献上生命”，未能理解其中必然存在的大智若愚和民族主义情感，显然是起因于其民族偏见与帝国主义心态。如果说在《肉弹》中俄军是作为日军的“沙场好对手”(第十三章)出现的，那么中国人则完全被蔑视。《肉弹》中被肯定的中国人是一位名叫张殿申的老翁(出现在第十一章)，他悉心照料驻扎在村里的日军，日军开拔的时候他一大早爬起来到村口送行。樱井指出他是“明朝遗民之子孙”，隐约流露出些许变形的“东亚意识”。
尽管被日本打败并且受到日本人的蔑视，明治末年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及对俄罗斯的胜利当时依然振奋了某些旅日、留日中国人。在此之前的一八九九年冬天，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被上野公园新兵入伍的壮观景象和“祈战死”的标语所感动，撰写了《祈战死》一文。而俄罗斯的东扩，则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同仇敌忾”提供了些许可能性。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为沙俄从东北第二次撤军期限，期限过后却拒不撤军。留日中国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即在此时。甚至刚到日本留学的鲁迅，都写下了鼓吹尚武精神的《斯巴达之魂》(发表于东京的留学生刊物《浙江潮》当年六月、十一月第五、九两期)。周作人在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的《留学的回忆》(收入《药堂杂文》)中说：“现在中国青年大抵都已不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尝切实的知道，那时日本曾给予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地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患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见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现在想起来实在不禁感觉奇异”。此言固然有当时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背景，但也表达了几分事实。从人种的层面上说，日俄战争毕竟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作战。
不过，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消除了“亚洲的可能性”并造成“亚洲裂痕”，这方面鲁迅的心灵历程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当时在仙台医专留学的鲁迅从幻灯片上看到给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健壮却表情麻木，于是决定投身文艺运动、诊治国民精神，退学回了东京。他在写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初的《呐喊·自序》中讲述此事，一九二六年十月写《藤野先生》时又一次讲述。第二次讲述的时候强调了教室里的“我”与幻灯片上的中国人的联系，并且加上了身边的日本学生看到斩决中国人喊“万岁”的场面。一九六五年，十五枚宣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在东北大学医学部(前身为仙台医专)细菌学教室被发现，但其中并无斩决中国人的内容，因此鲁迅的记述暂时无法证实。不过，《肉弹》足以给鲁迅的记述做注脚——无论是中国人的“俄探”角色、木然表情还是当时日本人的狂热。
早在宣统元年(一九○九)，同盟会会员黄郛(一八八○——一九三六)就将《肉弹》翻译为中文，以日本人的上下一心、忠勇兼备、将官不贪财、兵卒不惜死警醒国人。但五四时期周作人对《肉弹》进行了简单否定。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中说：“日本人从来也称好战的国。樱井忠温的《肉弹》，是世界闻名的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但我们想这也只是以前的暂时现象，不能当作将来的永远的代表。”他基于和平主义、人类主义立场否定《肉弹》，这种否定与其对武者小路实笃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的褒奖和新村运动的提倡具有内在关联。可惜这种精神合理却不合时宜，误导了对近代日本国家本质的认识。周作人本人也很快从世界主义者缩小为亚洲主义者，进而缩小为民族主义者，最后连民族主义者都做不成。
建国后，历史学家万峰依然对《肉弹》展开批判。他在《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中论及二十世纪初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时说：“有一个名叫樱井忠温的陆军中尉，参加了攻打旅顺口的战斗。他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几乎丧命，在运往火葬场途中被人救了下来，得以幸存。他后来专门写了一本战争回忆录，题目就叫做《肉弹》。该书在一九○六年出版，对乃木的‘肉弹’战术的‘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备加吹嘘。乃木看后题了‘壮烈’二字，交给了樱井。因为樱井的书所宣扬的‘肉弹攻击法’，体现了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中鼓吹的武士道军人不以生命为重的思想，所以樱井得到明治天皇的赏识，明治天皇在宫中召见了他。经明治天皇这么一抬举，他的书后来竟发行一千版以上，并译成各国文字，流毒极广，影响极坏。”对于一九一二年七月明治天皇驾崩之后为天皇殉死的乃木希典，万峰也进行批判，指出：“在二十世纪居然出现这种封建武士的腐朽遗风，被当时世界各国传为‘奇闻’，流为话柄。而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却备加推崇，大力宣传乃木的‘忠节’。后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乃木的那一套军阀事迹，一直被当作典型的军国主义教材宣传了几十年。”万峰的表述大致不差，但有两个小小的事实出入。所谓樱井在被运往火葬场途中得救恐为道听途说，《肉弹》的记述并非如此。乃木夫妇殉死是在九月十三日，而万峰误为明治天皇驾崩的当月。更值得注意的是万峰的批判。这批判无疑具有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但另一种合理性却被遮蔽——那就是“忠勇人格”的合理性。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忠勇人格”具有宝贵的价值。对于普通国民来说是如此，对于军人来说尤其如此。梁启超对“祈战死”的钦敬与青年鲁迅对斯巴达之魂的褒扬都说明了这一点。耐人寻味的是，一九二六年鲁迅编杂文集《坟》的时候没有收录《斯巴达之魂》，而一九三四年编《集外集》的时候将此文收入。这应当与东三省的沦陷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友邦惊诧”论》等文章中多次抨击日本的入侵和中国当局的不抵抗。实际上，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之后，“肉弹精神”成为中国军民的自觉追求。包起权的同名剧本《肉弹》，即出现在那个时代。剧作集《肉弹》一九三九年一月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作为“抗战戏剧丛书之六”印行，收录了《肉弹》和《寒衣曲》两个抗战题材的剧本。在《肉弹》中，日军战机前来轰炸，国军飞行员程万里驾机迎战，陷入敌机包围，寡不敌众，便撞下两架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地上民众欢呼，收音机里播音员振奋，剧情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结束。“二战”末期日军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攻击曾经使美军闻风丧胆，而在那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渴望用类似的方法打击敌人。笔者查到的这本七十年前出版的《肉弹》封面和前四页已经残缺，但封底上“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士学校修理工厂中山室”的蓝色藏书章清晰可见。当年它也许鼓励过不少空军地勤人员。
乃木希典的行为体现出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身为军人但写得一手好诗、好字，可谓文武双全；将亲生儿子送上战场，可谓大公无私。殉死是为报明治天皇的知遇之恩，亦属“壮烈”的“肉弹”行为，体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决绝。确实是条好汉，所以才受到某些留日中国人的肯定。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亦涉及乃木希典。该书第六十八章写留日革命青年吴大銮雨夜刺杀袁世凯的走狗、筹安会东京分会会长蒋四立(影射历史人物蒋士立)，得手之后逃出蒋宅，逃进乃木住宅，躲了一夜之后取乃木家的衣服换了走出门去。当时正是乃木夫妇殉死不久，不肖生让吴大銮从行刺地点四谷跑到乃木家，也许是为了在二人的“精忠报国”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郭沫若，则明确表达了对乃木希典的钦敬之情。他在《创造十年续篇》(作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中指出：“日本人在还懂得‘物之哀’的时候，他们的国势是蒸蒸日上的”，然后举乃木的《金州城外》为例，认为此诗“颇足以表示明治维新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的心境”，说：“这诗，在日本人所做的汉诗里面，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种。更想到他是指挥作战的武人，而在战胜之余，却做出了这样一首表示着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诗，怎么也要令人肃然生敬。他之所以能够有叱咤三军的力量，不也就是出于这儿的吗?然而日本人的这种心境，在目前似乎也要费点考古学的工夫才能寻找到了。”发此议论之后不久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国抗战。乃木希典已经成为日本人近代记忆中的“原型”，其住所附近的土坡被命名为“乃木坂”，东京地铁千代田线有一站就叫“乃木坂”。从此站出来，旁边的乃木神社和乃木故居均为旅游景点。在乃木故居，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当年夫妇二人殉死的房间。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近代史可以称之为“肉弹的历史”。日俄战争中有樱井忠温等“肉弹”，一九三二年二月日军进攻上海时有手持爆破筒炸中国国军铁丝网丧命的江下武次、北川丞、作江伊之助这所谓的“肉弹三勇士”(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媒体对此大肆炒作，将三人誉为“军神”)，“二战”末期有会飞的“肉弹”——神风特攻队，日本投降前“一亿总玉碎”的提出则意味着整个日本民族的“肉弹化”。这“肉弹的历史”中包含着传统武士道向现代军国主义的转化，包含着国家、民族、道德、人格、国民性等问题的纠缠，并迫使东亚诸国以“肉弹化”作为回应方式。
“二战”结束已经将近一个甲子，“肉弹”的历史却依然在延续。只是它现在通常以“人体炸弹”或者“恐怖分子”的形式出现。“九一一”袭击发生时有美国人惊呼“神风”，车臣“黑寡妇”被俄罗斯反恐突击队“阿尔法”前领导人谢尔盖·贡恰罗夫称作“神风队队员”，耶路撒冷的“肉弹攻击”更是让世界为之忧郁。不过，在功能方面这些“肉弹攻击”与日本当年的“肉弹攻击”大不相同。它不再是强者欺凌弱者的方式，而往往是弱者变为强者同时告别世界的方式。
二○○三年七月十七至二十一日草就，八月十三日改定。于寒蝉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