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三联书店二○○三年版，以下简称《玻》），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述了一个流传于古代欧洲凯尔特人(Keltoi)的历史神话故事——亚瑟王传奇。凯尔特民族在历史上曾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包括不列颠岛（今英国）。据大量史料考证，亚瑟王曾是不列颠王，并是五、六世纪之交率领不列颠人抵抗日耳曼侵略者的统帅，他在英国历史上深孚众望并被广为称颂。
《玻》的叙事，运用了时空剪切式的蒙太奇手法。一方面，作者冯象利用自己在英伦的便捷，亲临“三千年不列颠”的故地，亚瑟王故事或曾发生的纪念地：格拉斯顿伯利（玻璃岛）、古寺等威尔士遗址和博物馆，而《王公史鉴》、手描的阿芙蓉地图、摩帝纳拱门上的石雕，更佐证了这样一段历史。书中五十多幅精美的图片、照片，或提供给读者以历史的讯息，或传达了古不列颠的风情状物，无不给中国人的水墨审美一种直观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作者利用“从现代回到过去”的方法，讲述这段心理路程中的历史：从法国一位博学的伯爵讲述圣杯故事开始追溯亚瑟王时代的英雄故事，从“格洛”酒吧邂逅女巫和建筑师讲述宁薇和墨林的故事，从学生李尔王及其笔记本电脑上的网址“伊莲”讲起郎士洛骑士和白伊莲的故事，从“文革”时期余老大对女演员铁梅的暗恋讲到哀生与玉色尔的药酒，从画家的一幅被绿颜料弄脏的画联想起加文与绿骑士的决斗，从作者自己“上山下乡”时读到的英语教程中的“亚瑟王”到真正地系统考察历史上的Arthur ……当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从过去寻找现在、阐释现代。所以，在书的每个章节里，我们都能发现一种时空的出入与互证。
圣杯，是这部书的一个楔子，也是亚瑟王传奇的一条线索。圣杯 (Holy Grail)，即盛耶稣血的酒盅。“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它法力无边，能供应酒菜、能惩罚罪人。在文学作品中，圣杯曾被描写成一块石头；而此石的渊源，在中世纪炼金术的传统中，即是所谓神秘无踪的“哲学家石”。风靡一时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魔法石”（英国原版作“哲学家石”），即是指圣杯（《玻》前言与“圣杯”释条）。在亚瑟王传奇中，它是圆桌骑士们所要寻找的玻璃岛圣杯。
十二世纪末的《约瑟传》里说，耶稣被捕后，他最后的晚餐用过的酒杯被一个犹太人拿了交给彼拉多。后来约瑟要求收尸，彼拉多念其忠诚，便将酒杯连同耶稣的其他遗物都一起给了他。约瑟为遗体抹香油的时候，尸身上的五处伤口突然流出血来，他忙取酒杯接了，然后才用麻布包起遗体，移入墓穴。耶稣复活之后，专门带了这盛血的杯来，托付给约瑟，说：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又说圣杯三位一体，在人世只有三个人能够掌管，做它的护卫。接着，就传了约瑟“极温柔宝贵、宽厚仁慈，唤作‘圣杯之奥秘’的一道秘诀”。这样，约瑟成为圣杯的第一个护卫。约瑟死后，渔王做了圣杯的护卫。但由于渔王无生育能力，他只能在水边垂钓坐等那命定的继承人与第三护卫的出现。于是，就生出亚瑟王及诸圆桌骑士加文、郎士洛、帕西法等寻找圣杯的故事（《玻》之“圣杯”）。围绕着圣杯的追逐，产生、出现了亚瑟王传说中的征战、比武、降妖、英雄与美女（虽然，历史中的亚瑟只是一个古威尔士的王，人的主而非神话的英雄）。传说中的不少情节叙说了亚瑟王及其骑士如何保护疆域和抵挡外来侵略，以及王与王后、仙女，仙女与骑士，王后与骑士的爱情故事。
雷蒙·阿隆在《论治史》提到：“对过去的阐释或与过去有关的种种命题，它们的意义由人来赋予，而历史认识的阐释方式对它们的意义有决定性影响。”《玻》一书中逐章涉及了一些流传于历史与民间的故事，当然都是经过作者精心剪辑，这里面贯穿着作者对于历史和过去（尽管是中古的西欧）的个人化理解，而且更是一种文学式的、或个体经验的互证。在我看来，作者似乎尝试用一种反向的“移情”方法——不是作者进入亚瑟王的史境去理解意义，而是用亚瑟王的史境帮助读者去理解自己的命题：即“现代性之意义”。——现代，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它对人类的意义若何？
如果说，蒙昧时代是英雄与史诗的时代；那么，以科技与工业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在破除蒙昧之后，是否就带来了优越与进步？作者的写作意图在《玻》的前言中已交代得颇为清晰。冯象说，故事的主旨其实指陈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言）“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从互联网巫术基因改造，到爱情药酒异端。这或许是另一种文史学视角的“现代化之忧思”？
现代化意味着将现代性引入并使之渗透于非现代化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之中，使之成为该社会与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的本质。现代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征服、支配、控制的强力倾向，另一方面是理性、效用、功利的谋划倾向。现代性使电子传媒高度发达，几乎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球赛，各民族的青少年的文化品味趋于拉平……（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
杯与剑，象征着前现代的人类面对自然、生存、发展的本能崇拜与争斗。前现代或传统社会的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驱除魔灵和神灵（除魅）；大自然，尚不能被足够地征服、支配和“物化”，所以我们可以有足够丰盈的空间去想像与畏惧、热爱并战栗于莫名的神秘或伟大之感召。而以工业和科技为代表的现代（包括现在盛言的“后现代”）社会、除魅的社会里，人，无所畏惧、无所想像、无所神秘；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变得单一而直白。推至巅峰的科学，无意识间驱逐了温情脉脉的人文，也驱逐了戴着面纱的意义。人类的存在，或许只是物理宇宙的演化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罢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在其《最初的三分钟》中，极其感叹地陈述了这一无可奈何的事实：在科学的世界里，宇宙没有故事，只有定律。
现代性的问题，似乎始终是现代人无法逾越的话题，尤其对于中国。斯宾格勒写作了《西方的没落》，尼采预言了自然被图像化的人性根源。西方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已经如此之突现！中国，在丢失的传统中寻找现代，却不意要走入西方现代性之黑洞。张艺谋的《英雄》执意用沙堆上的书法、李连杰的刀剑以及秦国的“风”颂来吸引西方人的眼球，而中国大都市的推车却一定要铲平碍事“碍眼”、破旧“陈腐”的古砖瓦、古巷道——我们一边在怀旧、一边却要砸烂杯与剑，同时，在撕裂的传统圆桌旁彷徨着——东方是过去，西方是未来？
人们是否还相信：“亚瑟王还要回来拯救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