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自上而下的变革。社会主义的执行者们，该抓紧时间向人民还原社会主义的真相，让人民重拾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重构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和信仰。

2012就快来了。如果人类真的会面对《2012》，我很想做个调查：你有信仰吗？信什么？信宗教还是信某种主义？如果你身边的某个人告诉你他什么都不信，你会觉得太稀松平常，因为中国的执政党早就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成功转型成了无神论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更是连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都破坏殆尽。如果有人说他信教，你也许会“哦”一声，面露些许惊色，后续跟进一些相关的问询，比如佛教还是基督教？然后打上或另类或酷或时尚的标签搁置一旁。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信仰社会主义，你会是什么反应和表情？大胆试想一下！

的确，从我们国家的《宪法》、《党章》、每年的“两会”和从小到大的政治教科书中，我们万万不可能怀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度。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无处不在的党国体制里，某人，尤其是你的朋友，哪怕他是共产党员，被你发现居然信仰社会主义，你对他的态度应该绝对超越了另眼相看，不，肯定会受到你的歧视甚至谩骂。你丫有病吧？那是轻的。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悖论？人民有太多理由等着辩解、倾诉甚至控诉。有评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执行不到位，让我们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最社会主义的本质，逐渐转变为对人民的专政。在人大代表的组成中，工人、农民几乎成了“稀有”代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官员、富豪、企业主、知识分子和一些行业精英。这种结构如何确保立法和政策的制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如何教我们信赖和拥护社会主义？更遑论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过去30年不计后果地追求物质的富裕使很多中国人彻底摆脱了敬畏、尊重和恐惧等道德情感的基本约束。在连续多年深层次、较大面积的社会风气溃败惯性作用下，现在大家谈的所谓“信仰”已经严重偏离了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坚守和对真正价值观的探寻，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对权力的信仰，把听领导的话跟党走变为捞取政治资本的金科玉律；要么是庸俗化或世俗化的“信仰”，相信在社会上混必须搞好各种大小人际关系；要么是装装样子的“信仰”，没有信仰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如同中国人信仰观音菩萨或者道家真人，具体就体现在求子是否灵验之类的功利问题上，谁能显灵赐福就给谁烧香磕头。散布在名山大川的寺庙或道观，每年新年虔诚熬夜赶赴烧头柱香的祈福之人，不少是官员，多为祈祷升迁成功和占卜政治前途，而灵验与否和他们还愿的热情及投入的金钱成本直接成正比。

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中国入世也已十年，但和相对开放搞活的市场经济比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执行者日益暴露出缺乏自我改造的勇气、力度和引入竞争机制的动力，最终使我们眼里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沦为高度集权的存在权力异化现象的“社会主义”，而其实这是一种尚处于曲折探索中、制度在建的不成型的社会主义。如果长期在这样一个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的体制下，运行所谓的市场经济，必然形成腐败、特权阶级和暗箱操作。原本是开放搞活，利于社会的一帖好药，最终成了一小群人的狂欢和大部分人的苦酒。

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各种核心矛盾逐渐浮现出来，已然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所攻者何也？体制也。而近年来行政调控应对多多，体制性变革却举步维艰，大众的不满日积夜蓄，伴随着“精英寡头化”的，是愈益严重的“草根民粹化”。置此情形之下，为了应对大众对贪官的忿恨，对为富不仁的愤懑，杀贪官，杀为富不仁，杀巧取豪夺的，多少可以暂时屏蔽、消隐和转移部分社会矛盾。但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则必须对这个党进行功能改造，使其成为代表公民意志的政党组织，并使党权与治权区分，把竞争机制引入治权领域，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的缺一不可的现实命题。

社会主义的执行者们，该是从堆满丰富物质的温床上站起来的时候了，先好好重温一下自我历史地位的形成和根基来源，以及对人民、国家、未来的责任；并重新审视自己，哪怕曾经丑陋或肮脏。然后从根本上，必须抓紧时间理性反思、审视评估和科学重构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政治哲学、政治制度与信仰价值系统。向人民还原社会主义的真相，让人民重拾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重构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和信仰。这才是2012年我们对“十八大”的真正期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