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东盟地区论坛、“10+1”以及“10+3”)的因素。作者认为中国参与上述机制与三大利益考虑有关:政治与安全利益(维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促进多极化、消除“中国威胁论”、扩大影响力、避免台湾地区与东盟国家建立实质关系)、经济利益(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形象利益(建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对地区性国际机制日益积极的参与,除了是基于对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考虑外,身份认同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国际机制;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国外交;国家利益;身份认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也越来越频密,其对国际机制的参与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皆成正比地逐年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参与三个由东盟发起和主导的地区性国际机制,即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东盟-中国合作(“10+1”)和东盟加中日韩(“10+3”),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了解中国的参与因素与政策演变,特别是对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对中国而言,上述机制具有一些有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特质。中国自1971年以来先后加入的众多国际组织中,绝大部分机制都是大国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其游戏规则在中国加入以前已大致确定。中国作为后来者,注定了它更多是以迁就和适应的方式来参与有关的组织,而不是和其他成员国共同设计机制的建构。东盟主导的地区性国际机制却不同。当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于1994年7月在曼谷召开时,中国就已是18个成员国之一,后来一直对机制的发展特别是在机制性质与运作形式上产生重大影响。①“10+1”和“10+3”的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机制不是无法存在,就是其存在缺少了实质意义。这个特点给予了中国在这些机制中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在上海合作组织以外,这些机制为中国提供了可直接参与国际组织的建设及制定其“游戏规则”的机会。②
东盟主导的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另一个本质是,“强权政治”性质低于沈骥如所说的“道义的多数”特性。③在强权政治效应下,实力强大的大国对国际机制的游戏规则与议题设定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一个例子是美国在北约的传统地位。东盟地区论坛在酝酿期间以及成立初期,中国正是因为担心这个多边安全机制会是一个受强权意志支配的机制,而持有保留与审慎态度。经过了数年的观察与适应,中国逐渐意识到论坛演变为一个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之可能性并不大。事实上,美欧等发达国家数次改变论坛的机制与性质的尝试(如主张论坛正式进入预防性外交阶段及主张非东盟国家分享论坛的主导权等)一直无法如愿,正反映出强国在上述机制中并不具有“说了算”的地位。相反,这些“小国领导大国”的多边机制其设计与运作更多取决于大多数成员国的意愿。对于近年来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机制性质无疑有利于推行与建立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国际秩序之外交目标。
此外,中国参与这三个机制直接影响它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可以说,上述多边机制已日益成为中国对东盟政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外交平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在新世纪正朝着“双边与多边并重”的方向发展。
一 政治与安全利益
1.稳定的周边环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在于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国内的经济建设能顺利展开。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当国内的经济建设发展起来,中国才有实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盟课题组在《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中指出: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部分。①在睦邻友好政策下,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对东盟国家展开了各种双边与多边外交。这包括巩固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恢复和建立了与印尼、新加坡、文莱的外交关系,并开始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展开对话活动等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需要东盟年会这样一个场所和渠道。②东盟年会主要由四个环节构成:东盟外长会议、“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中国涉及其中的三个会议。除了部长级的东盟年会外,双方的多边互动尚包括首脑级的领导人会议和高官级的各种工作会议。这些多层次、多领域的多边活动,逐步提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南方营造了稳定的环境。其具体贡献主要表现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政治互信的建立以及对南海问题的处理上。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同时也是一个可能破坏地区稳定的潜在热点。如果处理不慎,这个涉及五国六方的领土纷争不仅将损害中国与东盟关系和地区稳定,它还可能让区外大国有了插手的借口。中国由于意识到南海问题的解决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采取了搁置争议、不使争端扩大和复杂化的基本立场。③这个主张显然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它既重申与确定中国的主权立场,又避免激化与东南亚国家主权诉求的矛盾。
尽管如此,中国的立场显然无法满足其他涉及国家想要进一步处理纠纷的意愿。在这方面,双方有截然不同的处理主张与偏好。中国的立场是只与争端各方进行双边谈判,但作为中小国家的东盟诸国则主张以多边方式来解决问题。东盟在1992年发表《东盟南中国海问题宣言》,建议制定南海国际行为准则,并要求“有关各方”签署该宣言,希望借此约束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
通过中国-东盟磋商高官会这个框架,中国与东盟于2000年开始就南海地区行为准则进行磋商。经过3年的讨论,各国终于在2002年11月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对中国来说,该政治文件的签署既无损自己的主权诉求,又达到了维护地区稳定以及维护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该宣言的通过也使得地区外国家没有插手南海纠纷的借口。中国在这方面的考量清楚反映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会后的谈话中:“签署这一宣言的积极意义在于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本地区各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④如果南海的行为准则谈判迟迟没有进展,难免有可能给予地区外大国插手的借口,这明显是中国所不愿见到的。尽管南海问题离根本性解决的路还很远,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通过,显然是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下最能使局势稳定的做法。
2.推动国际事务多极化的发展。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除了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外,也旨在推动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的发展。这两个目标是息息相关的。北京外交学院前院长刘山对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有着非常精辟的诠释:“搞好周边以自重,借重多边以制衡。”①前者的宗旨为睦邻及建立互信,后者的目标则是通过多边外交来推动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ＡＲＦ、“10+1”和“10+3”,明显都向这两个目标同步迈进,具有一石二鸟之效:中国的多边活动在促进自己和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之余,也增强了东盟这个地区组织的活力,进而推动地区多极化的发展。
中国促进世界多极化的战略目标显然与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关。为了抑制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日益膨胀的势力,推动多极化对中国而言是个必然的途径。中美关系之间竞争中有合作的本质以及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注定中国只能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来抑制美国的谋霸倾向,以减轻美国单边主义对中国构成的战略压力。此外,当前的客观条件也意味着中国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因此意识到,自己只能通过非对抗性的方式在周边地区的范围内来逐步限制美国影响力的扩张。在这个环节上,东盟主导的各个多边机制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这可从以下两个因素来看。
首先,东盟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定位。在中国眼中,东盟是亚太地区的一极,是一股重要的地区力量。东盟和中国之间除了经贸合作潜力以外,还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持有共同看法。②中国因此视东盟为“可以长期进行合作的伙伴,是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屏障。”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日益改善的政治关系,使双方具有良好的基础共同推动多极化的地区局势。
其次,作为一个政治与外交手段,国际机制为各大国提供了“有斗有和,斗而不破”的平台,为大国间的合作留下了余地。④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正反映出:第一,通过在论坛的积极参与,中国能够在不与美国撕破脸的前提下达到推动地区多极化的目的,从而提高了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第二,通过支持东盟在论坛的主导地位使东盟继续成为本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从而避免东盟国家因地位弱化而向美国或日本靠拢,争取和东盟国家建立“友好的中立关系”,确保东盟不会变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敌意集团。第三,直接利用论坛使其成为一个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平台,如对美国的双边军事联盟(主要是《美日安保条约》)以及国防计划(导弹防御系统)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中国推动多极化的努力不只局限于政治与安全领域,它也尝试从国际经济与贸易着手,通过推动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国期望促成美、欧、东亚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三足鼎立的局面。⑤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明确指出:经济区域化有利于促进多极化发展。他表示,如果东亚国家效仿欧盟,通过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策略,推进多极化有较大的可能性。⑥中国相信当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仅将直接影响东亚的产业分工,也将牵动地区的政治势力整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胡少聪则表示中日韩三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东北亚原来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东北亚产业分工向水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迫切要求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关系,这是改变旧的政治和安全格局的重要动力。”⑦
这说明了中国在近年来大力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除了纯经济因素的考虑(东亚各国的经济互赖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长远的政治盘算应是更重要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世平认为:“如果在‘10+3’的基础上,‘东亚共同体’能够逐渐成型的话,那么如今的一些多边组织都会在功能上发生质的变化。比如ＡＲＦ可能从一个东盟和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对话的平台变成一个东亚和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对话的平台,而ＡＲＦ的任务是首先在区内的国家达成共识。ＡＰＥＣ则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国家参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平台。”①如果局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其整体结果将加强东亚意识以及影响美国在本地区的地位。
3.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另一主要动机,乃是为了减低东盟国家对自己的疑虑,有效地消除“中国威胁论”。在这方面,上述的多边机制特别是“10+1”合作框架,显然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提供了让双方处理现有矛盾(南海问题),并使潜在或新的矛盾(双方的经济竞争)不致失控的对话平台。上文已解释双方如何通过“10+1”框架处理南海问题,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南海问题的磋商进展,加上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所参与的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已逐步增强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因此,至20世纪90年代末,安全方面的“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已不像前期般甚嚣尘上。
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东盟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经济方面的担忧。刚从东亚金融危机逐渐复苏过来的东南亚国家,目睹中国在吸引外资、生产、出口等各方面皆呈一枝独秀之势,无不担心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会给自己的经济带来负面的冲击,特别是在争取外国资金和出口市场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深了东盟国家的忧虑。
中国并未忽视这个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潜在矛盾,因此不断向邻国强调:中国的经济成长将惠及它们的发展。②在这方面,“10+3”与“10+1”对话机制显然是处理此问题的一个极佳场所。因此当东盟领导人于2000年在新加坡的会议上表示担心中国“入世”后将对东南亚经济造成影响时,中国遂提出了成立专家小组的建议,以讨论中国“入世”对东盟的影响以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曾代表中国参与“中国-东盟经济专家小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指出:“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要使东盟邻国相信,尽管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市场更开放、更有竞争力,但是中国的繁荣对东盟来说不只是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中国与东盟之间没有不能开放的敏感部门。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合作途径,这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技术性问题。”③具体上,中国准备向东盟提前开放市场、大力推动中国企业到东南亚进行投资、为东南亚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援助等。④
中国的出发点明显是为了让东盟直接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让东盟同享中国的繁荣来逐步消除东盟国家的忧虑。如龙永图所言,由于中国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中国“期望通过一些特殊的、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并不像欧盟、美国经济那样,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开放的中国经济对我们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有好处的。”⑤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的第一步,“早期收获”(ｅａｒｌｙｈａｒｖｅｓｔ)计划让东盟国家先分享到与中国建立自贸区安排的最初收益。
4.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共中央党校的门洪华认为,国际机制对于中国达到“扩大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主张中国“积极参与和主导创建区域性国际机制,通过亚太地区的主导大国地位影响全球并获得全球影响力。”⑥上述主张不仅说明中国应把扩大国际影响力定为战略目标,也对“先对谁施加影响”和“通过哪些平台”这两个问题提出基本看法。
针对第一个问题,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其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对象显然就是周边国家。阎学通指出,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中国有重要作用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周边地区。摆脱东亚金融危机、防止地区军事冲突、发展东亚模式等,中国的参与皆至关重要。⑦对于第二个问题,地区性国际机制目前显然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最佳途径之一。通过对ＡＲＦ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ＣＳＣＡＰ)的参与,中国得以居中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合作进程。⑧中国近年来推动与东盟进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努力以及中国外长李肇星在2003年的ＡＲＦ提出建立“安全政策会议”的倡议,皆是明显的例子。另一例是2003年10月初,中国与东盟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尝试将“双方应协调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文字纳入该文件之举措。①虽然该宣言最终只注明双方将在“政治、社会、安全与地区事务上合作”,有关举措清楚反映出中国致力推动新型地区合作的决心。中国此后提出和东盟共同制定《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目前双方已就《行动计划》的基本框架达成共识,预计不久后双方外长将认可这一行动计划。②
事实上,中国在“10+1”与“10+3”的参与充分显示出这个上升中的大国左右地区事务进程的能力。“10+1”方面,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前尚处于谈判阶段,但可以预见该计划一旦落实,其对地区与国际局势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专家们估计,“10+1”的进程对整个东亚的政经整合有促进作用,这将从长远意义上改变地缘政治风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水涨船高。英国伦敦经政学院的萨利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无疑将提高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③“10+3”方面,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胡兆明表示:“每年一度的‘10+3’领导人会议已成为中国展现外交风采的大舞台。”④
5.避免台湾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实质关系。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对东盟政策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其政策目标乃是确保台湾地区无法与东盟国家建立实质性的政治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通过“务实外交”与“度假外交”,使台湾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开始有了官方关系的接触。1993年台湾地区推出旨在加强和东南亚政经关系的“南向政策”,众多的台湾高官先后出访东南亚。这样的发展令中国担心台湾地区企图以经济利益来寻求政治突破,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实质关系。⑤另外,中国也对台湾利用地区合作来拓展其“国际空间”的倾向心生警惕。
为此,中国除了以传统的双边外交来加强东盟国家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确认外,还积极通过多边活动来抑制台湾在东南亚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当亚太地区酝酿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时候,中国极力确保台湾不会被接受为机制成员以及“台湾问题”不会被列为机制议程。与亚太经合组织以经济体为参与资格不同,中国强调ＡＲＦ作为官方的安全对话机制,其参与国必须是主权国家,因此台湾不应被接纳为论坛成员。此外,中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不应被列入旨在讨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论坛议程内。⑥台湾最终被排除于论坛的活动与议程以外。⑦在属于“第二轨道”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上,中国对台湾参与该机制的身份问题也不放松。因为这个问题,中国迟至1996年才正式加入该理事会。在“10+1”合作方面,199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政治关系框架文件,中国获得东盟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再次确认。更重要及更有成效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计划。这项经济合作显然将使得双方的经济利益更加地交叉,令东南亚逐步加深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从而降低台湾经济利益对东盟的吸引力。中国设想,一旦台湾失去了对东盟国家的经贸号召力,它在东南亚的活动筹码自然也会转弱。毫无疑问,“10+3”合作框架的进程将加速这样的发展。中国希望“以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通过更为广泛的地区合作,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即使不是为了完全孤立台湾,也要使台湾在该地区的影响呈现边缘化。”⑧
二 经济利益
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各种地区经济合作项目,除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外,也和本身的经济发展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湄公河流域项目等地区经济合作活动,预计将在促进贸易、投资、经济技术交流方面为中国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为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建设创造出更多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对外开放策略在很长时期一直以“引进来”为主,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企业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举措已到了一个实施“走出去”的阶段。2000年,“走出去”正式被确定为新时期一项开放战略。“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明显符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调整需要。第二,中国企业在海外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也有助于满足中国持续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①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也能更大限度地开拓海外的新市场,从而更有效地获取迫切需要的海外资源。
关键是“往哪儿走”?由于中国企业目前还不具备与欧美国家和全球顶尖企业竞争的能力,这意味着“走出去”战略必须先将目标集中在发展中国家。②其中,东盟国家的条件最充足,潜力也最大。东盟多年来保持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仅次于日本、美国、欧盟和香港。2000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总额为1.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③基于市场需求、文化相近、语言相通及距离较近等因素,东盟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首选之地。④在众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中,中国-东盟自贸区由于是中国首次倡议与大力推动的重大区域合作,其意义与潜在效应尤其令人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如何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东盟经济专家组的报告,中国-东盟自贸区一旦建立,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300亿美元贸易规模的经济区。专家组预测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1%。⑤自贸区尤其将使中国传统上和东盟国家保持密切经贸关系的几个省份受益。此外,学者们预测自贸区将大幅度地促进中国西南省区的出口,这将有利于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⑥
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开发是中国积极推动的另一个区域经济合作项目。2001年中国-东盟首脑会议将湄公河开发合作列为双方重点合作项目之一,中方在会上建议开启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晤机制,以加强沟通与协调。迄今,中国在湄公河项目的实际投入主要表现在基础建设方面。⑦湄公河是连接中国云南省和东南亚之间的黄金水道,在人力与物资的流通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改善该地区的交通与运输系统,中国希望能带动西部地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双方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通过多边活动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做法,除了是和“走出去”战略一致外,还出于另外两个经济考虑:首先,与亚洲国家共同抵御全球化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融入地区经济的程度不断深化,中国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区域经济风险中独善其身。由于各国难以单独应对这方面的挑战,中国因此主张“亚洲各国应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密切相互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加强风险防范措施”,以共同抵御各种经济冲击。⑧出于这样的考量,中国因此积极参与“10+3”的金融与货币合作。在《清迈倡议》框架下,中国已分别与泰国、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正和其他东盟国家开始进行磋商或接触。其次,通过促进东亚地区内的贸易关系使各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逐步减轻东亚国家对西方经济的过度依赖。⑨正如龙永图所指出:东亚金融危机以及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这两大因素,凸现了中国和东盟加强经济联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 形象利益
上述各种动机,都是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时一开始就有意识追求的政策目标。换言之,中国在参与ＡＲＦ等地区机制时已将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消除“中国威胁论”等锁定为目标。但“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不是在中国加入上述机制前就已存在的外交目的,而是在中国参与各种地区活动时才逐步形成的产物。
这个过程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国际机制中积极合作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但最关键的时候显然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中国除了向受困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也公开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这使中国成为对抗地区金融危机的正面因素,而广受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赞扬,各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中国的负责任行为。例如,1999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访问北京时对中国付出代价协助东亚国家渡过金融危机之举表示了感激。①这样一个实践与被赞赏的过程,逐步构成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身份认同。②1997年以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等多次在国际场合表示中国要“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门洪华将此诠释为“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方向”。③
从近年来中国在地区性国际机制中与东盟国家的互动,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要做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不仅是外交辞令,它其实具有影响外交行为的实质意义。因为这样的身份意识一旦形成,并经过领导人与学者们的反复论述后,它便使中国渐渐有意识地将之列为对外政策的目标,并将与之有关的行为标准(建设性与合作型的行动)视为符合国家利益的“规范”,这对中国的外交行为起着制约的规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作用。④因此,当中国反复实践自我认可与他国肯定的负责任行为时,它同时也在贯彻建设性行为规范,这个过程则反过来增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同。
中国在参与地区性机制时的各种建设性行动,正反映出上述的“身份认同的构成-行动的制约-规范的贯彻-身份认同的加强”的反复过程。例如,中国在ＡＲＦ参与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克制并与东盟国家进行磋商、在安理会投票支持东帝汶的维和行动并派遣中方人员参与维和部队、在“10+1”合作框架中对经济落后的东盟国家给予特殊照顾、在自贸区计划下率先开放自己的市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些举措逐步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建设型、能自我约束的大国形象。通过持续不断地实践负责任和利他的行为,中国尝试向其东南方的邻国强调自己是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因素,而不是威胁来源。
应该说明,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中国的东盟政策来说,既是目的(身份认同的自我期许),也是一个手段。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建立与维护,有助于中国持续有效地达成它对东盟政策的各个目标。不论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扩大国际影响力、维持稳定的周边环境,还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建立与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四 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动机并非只是单一方面的因素,而是出于对多种利益的综合考量。各个考虑因素之间不仅在策略上相互关联,其在作用上也有着环环相扣之效。这是说,各个因素的作用之间具有相互促成、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个作用的产生有助于促成、带动或提高其他作用的发挥效果。例如,推动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扩大影响力、推进多极化和满足国内经济发展所需,更重要的是,它也反过来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看,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一石数鸟之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盟课题组在《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是中国和东盟深化合作、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重要历史机遇期;该报告主张中国对东盟的总体战略规划应“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以政治合作为保障,以安全合作为辅助,以科技、文化教育合作为动力”,从而全面推动和加强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⑤这四个环节的开展除了必须倚重传统的双边外交之外,明显还得借助多边管道所提供的外交空间。可以预见:中国对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参与在未来将持续深化及升华。
作者：[马来西亚]郭清水(Kui Cheng-Chwee)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讲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