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的天性，我既不抱有好感，也不抱有信任。”“生活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其他的就更别说了。”“冷酷无情是魔羯座的恶劣名声”，“对于人类来说，欲望和厌倦是两大支柱，交替出现支撑着我们的人生”。这几句先后出现的自白，是廖一梅的长篇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作家出版社二○○三年出版）里的女主角的自我精神描述。在整部小说里，陶然反复这样确认自己，提醒自己。可是，这位人冷心硬从头到尾都在嘲笑真情，警惕他人的女主角，最终还是落入了爱情的陷阱，“致死的激情”最终还是无人回应，还是淹死在肮脏、卑琐、虚伪、冷酷的污水之中。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居然还保留着最后一点“信心”的人。一朵鲜花还没有开放就宣布了自己的悲观主义，尽管如此，她到底还是不能逃脱被摧残、被欺骗的结局。尤为悲哀的是，这欺骗和摧残更多的是来自于她自己，来自于她对自己生活信条的违背，来自于她自己对完美爱情的渴望和幻想。这是一个真诚等于自杀，理想等于毒药的时代。陶然高傲的心在这样的时代里吞下了渴望爱情的毒药自残而死。“悲观主义的花朵”是廖一梅留在陶然们精神墓碑上的最后的精致。
《悲观主义的花朵》采用“过去时”的叙述口吻，整部小说从一切都已经结束之后的一个梦境开始，又以在醒来的现实生活中对梦境刻骨的描述结束。由于作者事先宣布了“对故事情节不感兴趣”，所以，内心感受的无微不至，微妙情绪的波澜起伏，悲喜交集的情感跌宕，对话的精彩纷呈和更为精彩的言外之意，日常生活场景的频繁出现，对琐碎细节的精心选择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叙述动力。对此，廖一梅显然游刃有余。因为“有余”，她竟然常常能在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里冒出一些叫人喷饭的幽默。
很显然，廖一梅不想给人们讲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和那些标榜欲望追逐潮流的“当代宝贝”们决然不同，廖一梅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陶然们没有出路的精神困境，和同样没有出路的情感悲剧。我们不妨把《悲观主义的花朵》看作是当代都市“新人类”的自画像。弥漫在这幅自画像里的是无尽的忧伤和绝望。
应当说陶然和她身边的那伙同类们，是最离经叛道的一群。拒绝正统，拒绝相信，自我中心，是他们最基本的共同底色。这是一群另类。或者说这是一群当代都市生活中引领潮流的弄潮儿。我要强调的是，这类的都市人，并非仅指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大都市，而是指那种越来越相似的全球化大都市。比如陶然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她经常要为香港的影视公司“生产”各种类型化的言情剧本。陶然在家里的食谱是莎朗·斯通的“每日苹果”，如果出去聚会不是去萨拉伯尔吃韩国烤肉，就是去三里屯的City Club见面，然后去“亚洲之星”吃印度饭。选择的香水不是Nina Ricc的“时空”，就是CD的“毒药”。床头的读物是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或是叔本华的《悲观论集》。会朋友去咖啡馆。高兴或者伤心都去酒吧。孤独绝望的时候听苏格兰出生的女歌手Annie Lenox的《吸血鬼恋曲》排遣漫漫长夜。流行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常常是她某一阶段生活和情绪的最佳注解。经常和自己的朋友们出入“先锋艺术”场所。把健身变成冒险，把旅游变成探险，把娱乐变成疯狂，都是为了换换“刺激”的口味。闲暇之余最热衷的是用星象占卜、预测未知的一切。而陶然放松身心的办法是最“酷”的：“我每天散步，散步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做爱。”她做爱的对象是从酒吧或者歌厅里随机“巧遇”的。这种种不断变换花样的行为和享受加在一起，就是所谓新人类。他们有时自称“小资”，有时自称BoBo。
按照“常理”，按照眼下最流行的标准，每天能这样过日子的人，真应当是“最幸福”的人了。在当今世界，当今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梦想着这样的“幸福”，梦想着这样的和“国际接轨”的神话。可是廖一梅笔下的陶然们竟然身在福中不知福，竟然逆潮流而动，非要在物质和欲望的滔天大海里，解开自己寻求精神和情感的锚绳。可见，物质的过剩和享乐并没有同时带来精神的快乐。大都市背后那只难以抗拒的看不见的手，用“幸福”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新人类们，这驱赶终于让一些人感到了深深的疲惫和厌倦。陶然和自己的第一个男友最终分手，是因为徐晨“是个不可救药的梦想家”，是因为徐晨不切实际地整日幻想着一个完美的情人。但是，陶然最终不顾一切投入陈天的怀抱却是希望被人完美地爱一次。陈天的家庭，陈天一个又一个的情人和谎话，甚至包括陈天的死，都不能成为阻挡陶然投入爱情深渊的理由。事实上，在陶然看来，正是因为自己能够鄙视那些世俗的理由，正是因为自己能够看透那些世俗的道德和价值，自己才获得了纯情的至爱。可到头来还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欺骗和谎言是古往今来淹没一切真情的陷阱。陈天还是用最简单的谎言欺骗了陶然。当然，如果廖一梅的叙述仅止于此，那整部小说也不过就是又一场当代人的言情戏。《悲观主义的花朵》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廖一梅把陶然忘我的情感追求，写成了一场对精神和情感的完美跋涉，写成一场为了追求完美而甘愿做出的牺牲。陶然对于完美的苛求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一切都不在于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于做出了什么，感到了什么。在现实的污水当中永不可得的完美，被陶然一次又一次地在梦中深情拥抱。小说将近结束的时候，陶然再一次和情人在梦中相见，真情再一次燃起熬人的火焰：
“你渴望什么呢？不朽吗？”
“不是。”
“那是什么？”
“致死的激情。”
可惜，陶然要求的东西是她身处的那个现代化大都市根本没有的，是整个世界都无法给予的。如果说在《恋爱的犀牛》里，廖一梅还能让她的主角在舞台上绑架自己的爱情，还能剖出理想血淋淋的心高举到观众眼前。那么这一次，陶然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死亡在绝望来临之前就已经事先剥夺了任何的可能性，陈天的突然死去，是对陶然寄托灵魂的梦境的扼杀，是最后也最彻底的扼杀。这是一场连梦也要被扼杀的悲剧。
从《恋爱的犀牛》到《像鸡毛一样飞》，再到这部《悲观主义的花朵》，你可以分明看到廖一梅执著的追求。当代都市人精神和情感的病痛，刻骨铭心的理想之死，成为廖一梅一再表达的主题。就像凯鲁亚克总是让他的人物背弃家园走在流浪的路上，就像塞林格总是让他的男孩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学校和正统的牢笼，就像村上春树总是让自己的年轻人在无望的反抗和更无望的妥协之中艰难选择一样。在廖一梅的笔下，总有一些痴心不改的人们，非要到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去寻找绿洲，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就是沙漠的一部分，正是他们自己一寸一分地淹没了生命的绿叶。他们无法逃避也必须面对的，实在是无药可医的病痛。
这叫我也想起了一句歌词：
“城市的柏油路太硬，留不下足迹。”
台湾歌手郑智化，当年曾经泪流满面地在麦克风前对着万千欢呼雀跃的新人类，感慨现代大都市的冷漠和无情。没有足迹的新人类，如果不是被优越的物质所无情地掩埋，就只好让自己纵情于这掩埋的“快乐”。 悲哉！新人类！
在我的当代小说阅读视野里，《悲观主义的花朵》无疑是一本好书，是一部关于都市新人类精神悲剧的出色小说。那些简洁精彩的句子，那种舞台剧一样留下充分空白的结构，像聚光灯一样照亮了犀利的诗情，折射出动人心魄的理性深处的冷光。让我觉得惋惜的是整部作品已经流露出来的冷色调，本来可以冷得再彻底一些。当然，这恐怕已经不是个别字句的挑选和把握，这要求的是作者更高境界的透彻理解和眼光，这要求的是一种总体的超越。也许是作者实在无法割舍梦中的理想，也许是作者自己和陶然们有太多太多千丝万缕难以分辨的纠缠，廖一梅敏锐的笔尖对那种更可悲哀的自我淹没一带而过。于是，字里行间隐隐露出了自怜的气息。
（选自《被克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