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维索茨基(一九三八——一九八○)是六七十年代前苏联的行吟诗人，在戏剧、电影和诗歌创作等多个方面都享有盛名。自一九七一年起，维索茨基开始在塔甘卡剧院饰演哈姆雷特，成为“七十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之一”；因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获得过国际电影节大奖和苏联国家奖。生前，他的行吟诗歌得不到公开出版，但他的演唱录音通过普通录音机相互转录的形式在数以千万计的听众中间传播。维索茨基身上体现着俄罗斯历史上行吟诗人的身份特征，即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亦有为民请命的一面。诗人的人格和苏联停滞时期的现实生活在特征上相契合，这使其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和百科全书。一九七三年维索茨基曾给苏共中央写过一封信，内容在去年被首次披露。这封信的内容和处理方式恰好说明，维索茨基的身份定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反映出“解冻”之后苏联反民主倾向重新抬头的事实。
去年，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苏联秘密档案展览会上(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ｕｌｉｃｈｋｉ．ｃｏｍ／ｖｖ／ｏｖｙｓ／ｐｉｓｍｏ．ｈｔｍｌ)，首次披露了维索茨基一九七三年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写这封信之前，维索茨基曾专门拜访了时已下台的赫鲁晓夫，向他咨询应该向谁寻求帮助。这件事在赫鲁晓夫回忆录和维索茨基的好友达维特·卡拉别绛的回忆材料中均有记载。由于经受不住压力的煎熬，维索茨基终于给赫鲁晓夫推荐的捷米切夫写了信。捷米切夫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文化部部长。多年来，人们围绕维索茨基访问赫鲁晓夫的真相一直猜测不已，现在维索茨基信件的公开可以揭开这一谜团。该信曾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备案，卷宗号为Ｎｏ．６３３８２，登记日期为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为使人们对维索茨基信中内容有全面的了解，现将该信转录如下：
收自莫斯科塔甘卡剧院演员维索茨基·弗·谢：
最近，我成为新闻媒体和俄罗斯文化部关注的对象，并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九年来，我无法与自己的听众进行公开交流。我试图通过演出管理机关和文化局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均没有任何结果。所以，我向您求助，这关系到我的创作，也就是说关系到我的命运。
您可能知道，在国内找一部播放我的歌曲的录音机要比寻找不播放的容易得多。九年来我一直在恳求：让我能够和观众实地交流，遴选可用于演唱会的歌曲，拟定一个能获批准的节目单。
为什么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我具有公民责任感的创作被看作业余文娱活动?
我为自己的创作而对国家负责，尽管没有广播、电视和演唱会管理机构的宣传，全国都在听、唱我的歌曲。可我发现，出于没有远见的谨小慎微，那些应该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的文化官员打断了我遵循传统而进行演唱的创作努力。
这就纵容人们将许多假冒伪劣的录音归到我的名下，而说到底我的歌曲充满着乐观精神，我讨厌“蒙难者”的角色，讨厌强加给我的那种“受迫害诗人”的角色。
我对自己进行总结，并认识到有人对我的创作很不习惯，但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我可以成为利于思想宣传的工具，不只宣传普遍可以接受的思想，还有我们社会迫切需要的思想。
我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和听众，相信能够通过行吟诗歌的形式和他们接触，而其他的艺术家几乎无人从事这种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几年中我曾接受官方的建议，为库兹巴斯的劳动者演出。我愉快地接受这一建议，并可以说不遗余力地去表演。演唱会取得了成功。演唱会结束后，工人们赠送特意为我浇铸的钢质奖章表示感谢，州的党和苏维埃领导对我的演出表示感谢并邀请我再去。我兴高采烈地回到莫斯科，因为近期有一种希望，即我的活动终于将进入正式渠道。
现在，罗曼诺夫(报纸主编)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发起对我的污蔑并进行侮辱性的诠释，像以往有过的那样，这会成为一个对我发起攻击的信号。
在航天城、大学生宿舍、大学教室和任何一个苏联工人居住区，都可以听到我的歌曲。我深受欢迎，这当然可以使我的才华服务于我们社会思想的宣传。
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关心此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否想通过封上我的嘴巴或对我进行公开侮辱来解决问题?
我只想成为一名为人民而创作的诗人和演员，为那些我爱着的人民创作并表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
说到我与人不同，这里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领导的关心和同情。您的帮助将使我有可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为显著的益处。
弗·维索茨基
当然，“领导的关心和同情”不可能等到，信被转给苏共中央负责文化事物的图玛诺娃。两个月后，她做出批示：认为维索茨基违反了演出规定，因为他没有相关的证书；为此对安排维索茨基演唱活动的新库兹涅茨克剧院经理巴拉捷茨和州文化局局长库罗奇金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州委员会同意《苏维埃文化报》对维索茨基的批评，并将这一答复刊登在四月二十四日的《苏维埃文化报》上。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索茨基身份二重性的表现。维索茨基拒绝接受外界加给他的“受迫害诗人”和“蒙难者”的身份，并表态要“成为利于思想宣传的工具”，但仍坚持“不只宣传普遍可以接受的思想，还有我们社会迫切需要的思想”。信中维索茨基对不公平待遇的申诉和事后官方对此的处理，能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真正的生活现实，也让我们回忆起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发生的两件事。一九六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之际，为结束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苏联的宣传逐步树立勃列日涅夫的英雄形象，借助他让人回想起最高统帅光荣的过去。后来发展到事后授予勃列日涅夫独一无二的胜利勋章，而朱可夫元帅则不得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插叙勃列日涅夫在“小地”的英雄业绩。与此同时，官方宣传机构也在小心翼翼地使斯大林的形象复苏，让他重新在多集史诗《解放》中露面。因为维索茨基敢于揭示生活丑陋现象的深层原因，六十年代末，在《苏维埃俄罗斯》、《秋明真理报》等报刊上陆续出现攻击维索茨基的文章，有人公开指责他“代表那些酗酒分子、惩戒兵和罪犯，代表那些有缺陷、有残障的人们歌唱，而那是些厚颜无耻、逍遥法外的流氓”。维索茨基的这封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可以说该信的公开，有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作为人民心中的偶像，维索茨基生前和身后一直深受欢迎。同时，来自官方的奖励和“支持”也使拥戴他的人们有一种困惑。尽管存在着大量的事实，说明维索茨基向官方“求和”，但人们宁可相信那是流言。实际上，在向大胆嘲讽社会丑陋现象的诗人施加压力的同时，官方对他一贯持一种迁就与默许的态度。一九八○年七月，维索茨基在奥运会比赛高峰期间去世。虽然官方不想同意为诗人举办追悼会，但又担心因此会出现骚乱。于是，勃列日涅夫接受了身边人员和女儿的劝说，同意为其举办告别仪式。在没有公开通知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从苏联各地赶往莫斯科塔甘卡剧院，在炎炎烈日下排成绵延五公里长的送行队伍，与维索茨基告别。富有戏剧性的是，在追悼会上，一直迫害他的俄罗斯文化部和苏联电影艺术家协会也献了花圈。
按照克雷摩娃的分析，俄罗斯历史上行吟诗人的身份极为特殊：社会需要而又轻视之，行吟诗人既能得到慷慨的施舍，又会遭受任意打骂。维索茨基正是这样一名行吟诗人：既可以长期活跃在苏联的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上，却又要经受经常性的打压和批判；官方默许他在苏联境内和国外举办个人演唱会，却禁止张贴海报和公开出版其诗歌作品。
作为一名行吟诗人，在维索茨基身上既能找到其“光彩照人”的一面，也能看到为民请命的一面，而且二者相辅相成。电影导演盖纳迪·鲍罗卡曾和维索茨基一起拍摄过电影《武装干涉》。据他回忆，维索茨基曾在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圈子里演唱，甚至在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婚礼上演唱过。一九六八年秋天，维索茨基为苏共二十一大代表演出反映十月革命事件的《震惊世界的十天》。一九六九年出演电影《危险的巡回演出》，该片讲述在革命前的岁月里，一帮演员帮助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武器从国外转移至俄罗斯的各个城市。一九七九年，维索茨基曾在五集电视连续剧《碰头地点不变》中饰演经验丰富的肃反人员热戈洛夫，并且他本人对这一警察角色极为喜爱。我们不难看出，维索茨基以演员的身份参与了官方的政治思想宣传活动。显然，这是官方对他的“过激”行为持迁就态度的原因之一。
演员身份体现着维索茨基人格属性的一个方面。演员生涯中的成功使他倾吐人民的心声成为可能，即展现他作为行吟诗人为民请命、不合规矩的一面：“我站到麦克风前，就像走向圣像，／／不!不!今天，这完全是去堵枪眼。”亚·戈拉特尼茨基认为，通过这些震撼心灵的行吟诗歌，维索茨基反映了残酷而英勇的整个时代：从悲惨而充满英雄气概的战争岁月(《惩戒营》、《群星》、《在野战医院》)一直到当下的现实生活(《病历》、《施弗曼小熊》、《电视前的闲话》)。在六十年代末，为回击报纸上对他的围攻，维索茨基创作了家喻户晓的《猎狼》，全诗的情节以拟人手法展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匹狼，它时而将任人宰割的个人命运归咎为幼时吮吸母狼的奶：“狼不会把传统丢弃， ／／显然，儿时我们这些无知的东西，／／在吮吸母奶时也吮进了禁忌：／／无论如何也不能越过小旗!”时而反问头狼为何不尝试冲出小旗圈定的围猎区。(“我们的四肢敏捷，牙齿锋利，——／／头狼，请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向枪口奔趋，／／而不去尝试打破禁忌？！”)真挚的情感使他的诗歌直接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准确地描绘出停滞时期沉闷、压抑的空气。作品的成功甚至也赢得来自对他实施弹压一方的共鸣：官员们最先从爱得发疯的孩子手里拿到录音带。他们将维索茨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听了《猎狼》之后，同样不合规矩地哭了起来。
行吟诗人的身份特征表现为两个“自我”的同时存在，因之而生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维索茨基命运的二重性上，同样也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维索茨基在诗歌中对行吟诗人的身份特征曾表示认同：“审讯中，整个大厅注视着我的背影。／／您——检察官，您——公民法官，／／相信我，不是我将橱窗打破，／／而是那卑鄙的第二个“我”。有时，维索茨基还在诗歌中公开暴露这一矛盾心理：“按职业，我是一架增强器，／／受着谎言的罪，我却又让它变本加厉!”无怪乎一直有人指责他，认为他是停滞时期谎言的鼓吹者，是欺骗和迷惑民众的骗子。对此，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的评价应该说比较公允和深刻。叶甫图申科曾将维索茨基誉为从事行吟诗歌创作的左琴科，将另一位行吟诗人奥库扎瓦誉为背着吉他的契诃夫。叶甫图申科在献诗中说：他为那些我们蔑视的人，在地狱和天堂之间奔突是多么可怕。侥幸的是录音机不会偷走我们临死之前的呻吟……
维索茨基拥有演员、人、诗人等多重身份，这体现着历史上行吟诗人的传统特征。维索茨基的行吟诗歌既不同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又不同于苏联的反乌托邦文学，而是作为六七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特有现象，真实地再现了苏联在短暂“解冻”之后转入停滞时期的社会现实。诚如扎拉图欣所讲，维索茨基是整个时代的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