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代表作，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版本毛泽东都看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平心而论，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对《朱元璋传》的修改倾注大量心血，并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以至于1954年的修改本，在听了意见之后，也未敢出版。当然，毛泽东所提的意见，绝不会只是枝节性的具体意见，而吴晗所能虚心接受和理解的也未必是毛泽东的本意。下面想就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过程，以及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关心，略作论述。
吴晗初写朱元璋
明史专家吴晗对于朱元璋研究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43年，他就写成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并于1944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此书印制期间，又收到潘公展、邸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还要附一个内容相应的年表。吴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劝说，才决定由夫人袁震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谁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说已登了广告，作者只能是吴晗。出版商将错就错，废了袁震稿子，重排吴晗《由僧钵到皇权》的稿子，书名改为《明太祖》。
至于为什么吴晗要写《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这本书，1946年吴晗在《<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刚好，被称为“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约吴晗写《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预支三千元。吴晗说：“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得不欣然同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晗在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说的：“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上面是吴晗对写《由僧钵到皇权》两个动机的说法。
《由僧钵到皇权》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元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这本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但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能参考的书籍太少，连过去读过的《明太祖实录》、《皇明祖训》、《大诰》等书也无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一类的普通书也找不到，在这种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审读了《朱元璋传》
《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书，加上缺乏科学性，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便决定着手写作《朱元璋传》。他说，“改写的目的，是为和作废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一个暴君的形象，从流氓到暴君，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1948年《朱元璋传》完稿后，吴晗将稿本带到石家庄解放区，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精通文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寄予特别关注。他在百忙中，认真地审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不仅在会见吴晗时，说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意见。
毛泽东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革命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静的书斋生活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
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对《朱元璋传》是赞扬多些，还是批评多些，多年来不少读者，包括吴晗本人在内都以为是对《朱元璋传》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未必。细细研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信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赞扬作者“用力甚勤，发掘甚广；”二是批评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前面的赞扬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观点；而后面的批评是从宏观角度上提出问题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子，但却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例如，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对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搞特务统治、搞诛杀功臣、搞文字狱的指责等等。
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何吴晗不修改对朱元璋的贬评
吴晗得知毛泽东关于《朱元璋传》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见后，又看到其他学术界的朋友提出的关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也不够全面”。吴晗把这一修改稿压了下来，没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没有按照毛泽东两次提出的意见对书稿大改的意思，特别是对朱元璋的贬评，并没有想过多地改动它。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学界正在纠正40年代出现的一种风气，即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打破被禁锢的言论，把历史研究当做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需要，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指桑骂槐的史学，毕竟是不科学的。这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检讨了他们在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其中范文澜检讨了他在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吴晗当时也检讨了借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尽管当时那样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二是吴晗毕竟是个正直的史学家，秉笔直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要说吴晗写《朱元璋传》有什么悲剧，那么，悲剧恰恰是由于它的题材早已被一种超凡的力量拑制着，而吴晗并不知觉，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学者的思路来修改《朱元璋传》，他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批评，更没有认真贯彻。”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关于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而对被杀功臣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吴晗还是忍不住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吴晗是个史学家，最尊重的是史实。新中国建立前，他曾经因为“红军”和“民军”一字之争，宁可放弃一部史著的出版机会。他研究明史多年，对朱元璋早有个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这篇文章当是没有受政治气候左右时写的，文中他指责朱元璋是“一个十足的自私惨刻的怪杰。”说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讥刺”。说他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直至大局已定便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设学兴教”，“进用宋纳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诺的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如今，要吴晗完全放弃这些史实和原有的观点，塑造一个光辉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吴晗在50年代初期着手修改《朱元璋传》，比较侧重于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毛泽东当时还未进入个人迷信的座舱，他的话还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周秦封建论只作为一种意见，允许讨论。因此，毛泽东对《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考虑而已，并没有认真贯彻。这一点从1954年到1965年两个版本对照，可以清楚地说明：1954年稿本，全书分七章二十四节；1965年版全书分八章二十三节。内容和基本框架大体上没有变，基调大体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改变成对朱元璋“写得好点”。至于对农民战争，从解放前的第二个版本到第三、第四个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别是第三、第四个版本，如果说对农民战争评价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而已，在这方面，《朱元璋传》绝不是评价不当的典型。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无辜的功臣、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吴晗对这段历史作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在1965年版的最后，即“辛勤的一生”之后加上了这样一大段，大约有两千多字，对朱元璋进行总体评价。就文章结构而言，颇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无疑作者是费了心机的，因为把总体评价放在最后，等于为读者作个小结，可以加深人们的记忆。问题是这个总体评价，是否就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呢?最后这个总评或许就是吴晗认真酌定的呢!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即：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勋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和进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从这个总体评价看，如果不抱偏见，应当说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如果把对朱元璋的评价和1957年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言论等等，使人读起来，很容易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至于像江青这样的人，读了朱元璋不许后妃干政，后妃不许出宫门，后妃不得和宫外通信，违者处死……等等，她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一见到此书的稿本，便暴跳如雷，扬言要批判它。而毛泽东本来对吴晗是很关心的，先后两次阅读了《朱元璋传》的稿本，郑重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还亲自签字要吴晗“指正”。但是，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吴晗，说吴晗“是国民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以他“开刀”，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仅仅是《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呢，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贬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证，是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来源：《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