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玥出生在北京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从小聪明伶俐。 5岁那年，妈妈送她去学钢琴。她乐感很好，可是手型常常不符合钢琴老师的要求。严厉的老师常常呵斥她，还用铅笔打她的小手。马玥的悲惨命运就是从钢琴教师的铅笔开始的，她因此对老师充满了恐惧。凡是跟老师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让她感到害怕。幼儿园和学校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她，她觉得那里是专门给她制造痛苦的地方。
读一年级时，因为治病耽误了学习，成绩落后了，老师和学生都把她看作傻子。二年级时，有一次给校长朗读课文的机会。为了洗刷傻子的称号，她本想好好表现一下，早就将那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可她刚刚翻开书本，站在一旁的李老师当着她的面对校长说：“这孩子有点傻，可能脑子有问题。”这下马玥真的给吓傻了，她站在那里脑子一片模糊。这时校长恼怒地呵斥道：“还愣着干吗，还不快读？”马玥极其痛苦地读完了课文，满含眼泪跑回家。第二个学期，担任她的数学老师的，正是那位校长。马玥害怕极了，似乎每时每刻都听见老师呵斥说：“你是傻子！你是傻子！”
马玥受尽歧视，她的父母也因此备感屈辱。父母的屈辱感常常变成拳头落在马玥的身上，然后又变成马玥的眼泪流到脸上，变成马玥的精神伤害永远刻在心里。马玥越来越害怕学校，害怕读书做作业。她想尽一切办法逃学。她常常装病，常常奔波在家庭和医院之间，忍受着打针吃药的痛苦。为了更彻底地逃学，她决定装疯。1989年，她11岁生日那天，马玥突然精神不正常了。她不认识爸爸妈妈，不会弹钢琴，不会骑自行车，不会做加减乘除运算。她披头散发坐在床上，大喊大叫，胡言乱语，双手不断颤抖。父母只好送她去精神病院。她因为能够摆脱学校而兴高采烈地去了精神病院。可是那里也不会比学校更人道一些。她很快就像害怕学校一样害怕精神病院。她向医生护士要求回家，她说自己没有精神病，只是装病。可是她越说越被医生护士看作病入膏肓。（吴苾雯《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北京文学》2001年2期）
当父母将她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她不但被人们看作傻子，还被人们看作疯子。虽然智商检测证明她是一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高达130，可她依然被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校长、教师和同学看作傻子和疯子。在漫长的精神虐待之中，智力超群的马玥眼看着就要成为废人。愚昧的中国教育和愚昧的中国教师应该到马玥面前忏悔，应该对自己所加给马玥的伤害、凌辱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还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就是学校作为教育机关、教师作为教育者所应该承担的职业责任。学校的职责不在于宣布学生为傻子，而在于帮助他们增长聪明才智。
马玥的幸运之处在于，她后来遇上了懂得尊重学生的好老师李圣珍，李老师帮助她重新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克服了她对学校和学习的恐惧感，使得她顺利地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可是，李圣珍这样的老师在中国真是凤毛麟角，而在这种愚昧的教育中受尽虐待、凌辱和折磨的学生却这么多这么多，他们没有机会扭转自己的命运，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痛苦和失败证明着成人社会的残酷和中国教育的失败。
许多父母对孩子寄予的期望太高，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超过幼小心灵的承受力之后，压力越大就是心理障碍越大。一旦孩子出现了心理障碍，就意味着孩子不能更好的为老师争取荣誉，为父母实现理想，也就是说他们作为老师和父母的工具的价值迅速降低。这时，孩子从学校和家庭、教师和父母那里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恼怒和歧视。
人们不断地宣称孩子是傻瓜、是弱智、是痴呆，总之是窝囊废，他们的心灵将会因此遭受更多的伤害。一个精神健全、智力超群的孩子，将会因为大家宣布他是弱智者而真的像个弱智者，马玥的遭遇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像马玥这样被无知的成人世界命名为弱智者的无辜孩子，真不知有多多少少。
一对父母带着孩子去心理测试中心，给他们的接近10岁的儿子作心理测试。心理学家说，这孩子的听和说的能力只达到9岁标准。 父母和心理学家竟然据此认为孩子有问题。（蔡平《家长有病，还是孩子有病？》，李大同主编《冰点’98》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年版）正如记者蔡平所说：“我不明白，9岁孩子的智商和不到10岁的年龄，有什么不匹配？ 挺好的孩子，为什么非要给他找出点儿毛病来，是家长不对劲儿，还是孩子不对劲儿？”
我看不对劲儿的不只是孩子的父母，还有中国的心理学家。就是在这个心理测试中心，心理学家问一个孩子：“告诉老师，轮子和球都是什么？”接受测试的孩子本来就是天天遭到呵斥的孩子，他们动辄得咎，充满了挫败感，所以一般都不敢回答问题。这个孩子也不例外。心理学家接着问：“我问你，轮子和球都是方的？”孩子摇头，心理学家又问：“那么他们是圆的？”孩子点头。心理学家问的另一个问题是：“猫和狗都是什么？”接受测试的孩子无言以对。我们成年人又有几个人能够完全按照心理学家的设定回答这些奇怪的问题呢？心理学家问：“猫和狗都是什么？是植物吗？”孩子摇头，心理学家接着问：“那么猫和狗都是什么？是动物吗？”孩子点头。于是心理学家这样告诉孩子父母：这孩子有严重智力障碍，很难训练好，最多只能试试看。（蔡平《家长有病，还是孩子有病？》，李大同主编《冰点’98》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年版）
我们一直认为只有政治教师和语文教师要求学生提供惟一答案，实在没有想到中国的心理学家也这么弱智。孩子的父母急于认定孩子弱智，那是望子成龙太急切，同时还因为他们对于人类心灵和心理的无知，可是心理学家凭什么用这么弱智的题目来判定孩子是否弱智？我们可以说轮子和球都是橡胶做的，可以说轮子和球都是很重的，可以说轮子和球都是父母给买的，可以说轮子和球都是工人制造的……，我们可以说猫和狗都是宠物，可以说猫和狗都是黑的，可以说猫和狗都是爷爷奶奶养的，可以说猫和狗都是会走路的，可以说猫和狗都是猫妈妈狗妈妈生的，可以说猫和狗都是要死的……，难道
成千上万这样的答案有一个是错误的吗？为什么只有回答轮子和球都是圆的、猫和狗都是动物才不弱智呢？
这些被愚昧无知的心理学家判定为弱智者的孩子，他们从此要遭受多少冷眼、多少歧视。多么严重的自卑时时折磨着他们，多么荒凉的人文环境吞噬着他们做人的幸福和尊严。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心理学家，真的不可以给他们一点爱、一点温暖、一点抚慰、一点从孩子角度出发的关怀和理解吗？卢梭早就提出了是为了孩子而教育孩子，还是为了大人才教育孩子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确实需要重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能够从孩子的角度考虑，就可以少一点呵斥和恐吓，多一点赏识、鼓励和温情。成人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前途和幸福。凡是那些伤害人的行为，凡是那些伤害人的言语，我们不可以少给一点给孩子么？
浙江省绍兴市一位女中学生，因为上课时玩圆珠笔，老师恐吓说要把她送到派出所去，她因此被吓出精神病来。（《女儿被老师骂成精神病家长向学校索赔百万》，K12新闻中心《教育》频道2001-02-14） 这样的恶性事件，一个世纪出现一件就已经不可原谅了，可是为什么层出不穷？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一所小学3年级的学生小钢， 由于生性顽皮，不守纪律，成了老师的重点“教育”对象。据小钢说，因为上课时爱说话，他没少挨老师的教鞭，老师曾把他的书包扔到垃圾箱里，他的座位被长年安排在门后面同学看不到的地方，他只能侧着勉强看到黑板。一次，他和同学打闹，把另一个男孩的嘴打破了，老师竟把他绑在树上让十几个同学一起打他。老师还常把他的“劣迹”告知家长，望子成龙的父母对他的管教也少不了一顿打。
1998年9月16日上午，小钢上学迟到了，老师不允许他进教室， 对他严辞训斥了一番，并说：“我要告诉你爸妈，让你爸妈用大鞭子打死你！”听了这话，小钢吓坏了，进不了教室，又不敢回家，他就在街上游荡起来，走着走着就到了北京西站。小钢说，他当时越想越怕，只想走得越远越好，就胡乱挤上了一辆火车，一觉醒来，到了太原。
为了逃避挨打，小钢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3年来， 他逃票扒火车到过河北、河南、山西、广西、广东、福建等十几个省，混迹于各地的火车站和汽车站，以乞讨和卖废品为生。
出走时穿的衣服很快磨破了，小钢捡了别人不要的破毛衣和只能盖住膝盖的破裤子穿上，成了标准的乞儿。为了填饱肚子，小钢经常沿街捡啤酒瓶，卖了钱就能吃上一块钱一碗的面条。在太原他卖过报纸， 7毛钱一份从别人手里进，1块钱1份卖出去，他还卖过玫瑰花，钱挣得多一点的时候，小钢能住上5块钱一夜的旅馆， 可以把身上脏污不堪的衣服洗一洗，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蜷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捱过长夜。火车站和汽车站的候车室是他最常栖身的地方，他曾睡在太原汽车站候车室的一块大广告牌后面，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警察的帮助下，小钢终于回到了父母的怀抱。当他见到父母时，首先问道：“妈妈，你别打我好吗？”将近3年的风霜雨雪，将近3年的忍饥挨饿，将近3年的亲情思念，都没有消除一丝他心中的郁结， 他的第一恐惧依然是老师的歧视、父母的暴虐。小钢的遭遇是对教师和父母的有力的控诉，我们不能从他的控诉中学习一点什么、反思一点什么吗？（张鹏文《因为老师一句话 9岁男童孤身流浪两年多》，《北京晚报》2000-12-25）
云南的一位小学生，在学校受尽了老师的谩骂和侮辱，造成严重的恐惧和厌学。课堂上老师骂他：“有娘养，无娘教。”“去告诉你妈，你已经无可救药了！”孩子父母去找老师时，老师惟一的话题就是你的孩子如何坏，如何不可救药。这位老师不但当着孩子本人的面这样讲，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样讲，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这位孩子的母亲这样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诉说： 我们明明知道教师不能辱骂学生，但如果老师这样做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只要
老师告状，我们都要严厉地批评孩子，有时还有体罚。我们做家长的在无可奈何中，和这种教师共同给孩子构筑了一个他无法承受的现实！
他无力反抗，只能逃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厌学。
一个简单的“看图写话”，他能做一个小时；手工课也是 A老师教，这本是一门他最喜欢的课程，但是上学期，他的手工课得了30分，因为有3次手工作业他做了，却放在抽屉里，不愿意交给老师。
我非常生气，我对他说，你得了30分不要紧，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没有责任感，作业做好了放在抽屉里不交。是哪个老师教手工，咱们跟老师解释一下。
他说是A老师。
我说你马上给A老师打个电话，向老师道歉， 然后我来问问老师怎么回事。
他一听说要给A老师打电话，马上向后缩。“不打不打就不打！”
“你一定要打，你连对不起都不愿意说，说明你根本不打算改正错误。” 我的态度非常严厉。
他说，妈妈妈妈，今后我一定交作业。您别让我打这个电话了。他一面往后缩一面哭，害怕极了。
我们僵持了有10来分钟。我说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给老师打个电话，说对不起；要么你把裤子脱了，我打你一顿。他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把裤子脱了……我气昏了，打他，可他不告饶，不改口，就是不打这个电话。
后来我明白过来，孩子已经对这个老师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只要一上A老师的课， 他就不可遏制的感到要解手。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使他养成了早晨解手的习惯，但是一上A老师的课仍然无法控制。 甚至早上已经解了手，上课仍然拉在了裤子上，而上其他老师的课就很少发生上厕所的事。
我请教过一位儿童心理学专家，他说，这是因为孩子对于老师和她所教授的课程的厌恶，已经从他的心理反应变成了一种无法自控的生理反应——只要能逃避A老师，他宁肯呆在臭哄哄的厕所里。 （王伟群采写《我为孩子讨说法》，《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1998年4月28日）
这位云南的小学生只是躲到厕所里，可是有的孩子因为无法承受父母和教师加给他们的伤害，不得不决心躲到阴曹地府。
2000年2月23日， 四川省宜宾县孔滩镇草堂初级中学一年级四班班长陈军（化名）在白花镇街上服毒自杀。原因是被怀疑偷了学校小卖部的东西。“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校长蔡根、教导主任刘胜、总务主任吴利达、保卫干事雷福禄等人将陈叫到学校办公室询问，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其间陈写了两三次检查，但都被校方认为不合规范，
后由雷福禄为其代写了一份检查后由陈盖了指印。”（《被疑偷了东西一学生服毒自杀》万维读者网络2000年3月8日转载《湖北日报》消息）
成都一位跳河自杀的孩子被人救起来后，神志清醒地对抢救者河围观者说：“谢谢你们救我，我是自杀的。”这位名叫小明地孩子告诉关心他的成年人，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爱他，所以他才自杀。“记者拨通男孩父亲戴某的电话。戴某称，小明的自杀是因他患有癫痫病，加上他心灵曾受到极大创伤。4年前他和妻子离异时小孩判给了前妻。 而前妻以无时间照顾为由将孩子送到乡下。本月17日，前妻又将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小明成了医院最小的病人。几天后他去看望孩子，发现孩子被打得鼻青脸肿，医生说是被病人打的。昨日他再去看望孩子，孩子吵着要回家。于是，在护士的同意下他将
孩子带回了家。昨晚，他们在牛市口吃麻辣烫，小明借口上厕所便一去不回。”（张莉《成都一10岁儿童六一前夕跳河自杀》，《成都商报》2000年6月1日）
这些故事不知道能不能对成人社会带来一丝震撼。在学校与疯人院之间，孩子们宁愿选择疯人院，在流浪与回家之间，孩子们选择了流浪，在给老师打电话河挨打之间，孩子们选择挨打，在厕所河教师之间，孩子们选择厕所，在生与死之间，孩子们选择了死亡。孩子们为什么作出如此沉重的选择？是谁把学校和教室变成了人间地狱，使得学生万般恐惧，非得逃离不可？看来，真的到了给学校启蒙的时候了，真的需要让孩子的老师和孩子的父母切切实实地受点教育，以便让“救救孩子”的五四主题早一天找到开端。
有人指出，“精神虐待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溺爱，也大于打骂体罚。”（杨向明《别给孩子“精神虐待”》《生活时报》2000-06-04）这篇讨论精神虐待问题的文章说：“精神虐待有多种表现。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施加压力，或者发现了孩子的思想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便采用警告、恐吓、揭短、讽刺等方式来治服孩子，这极大地束缚孩子的想象空间和创造精神。有些家长为了防止孩子产生骄傲情绪，便常用挖苦的形式拿别的孩子的优点来比照自己孩子的缺点，这使得自卑这团乌云遮盖了孩子的心灵空间。
众多的精神虐待并没有使家长感到满意，继而家长又加大了精神虐待的强度，导致了恶性循环，并且诱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使两代人的隔阂越来越深，甚至产生敌对情绪。
而有过精神虐待的孩子，会出现很多心理行为上的障碍，比如自卑、焦虑、自私等心理疾病，难以适应社会。”
打骂体罚的风气远没有减弱，精神虐待的风气又日盛一日，哪里才是孩子的活路？
无论怎样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首要的前提是必须给孩子留一条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