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重庆今年展开的一场改革大戏。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基尼系数降到理想的0.35。

外界为重庆的“跃进”捏了把冷汗。但重庆确立了其路径和12个微观目标。依托这些方法，黄奇帆颇为自信地说，重庆能实现。

自2010年担任重庆市市长以来，黄奇帆从原来相对单纯的经济领域，转向了更为艰深的社会管理。近年来他主导了土地、户籍、公租房、房产税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创风气之先，也不乏尖锐的质疑。

如今，这些改革成为一个系统，环环相扣，指向“共同富裕”。

黄奇帆说，重庆不是在“白加黑”地蛮干，它是一个顶层设计，一个战略谋划，有内在复杂的逻辑性。

坚定依靠技术来突破难题，是黄奇帆主事的重要特征。这可能来自他对物理学的领悟。

黄奇帆说，如果不做政府官员，他另一种人生可能是一个物理学家。在工作之余，他大脑萦绕的是宇宙，分子、原子，物质与能量，以及宇宙大爆炸如何形成现在这个世界。

物理研究整个世界的基本结构。同样，物理学学证明，在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有非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可循。

现在，黄奇帆认为他找到了这个规律。他用了4个小时时间，向我们陈述，他和重庆，是如何在那些扑朔迷离的现实迷雾中，运用规律搭建那个理想的秩序。

12条措施

12条措施和农村直接有关的6条，跟分配有关的3条，都是为了共同富裕

《21世纪》：重庆提出共同富裕的背景是什么？

黄奇帆：这个事如果从系统的思路上说，就是重庆市委市政府一直重视民生。我们在去年7月份召开的全委会出台了一个“民生十条”，这十条措施就是到2012年，要投入3300多亿来改善民生。在文件出台的1年零2个月时间内，已在民生方面投入了1700亿，这样的投资力度可以看到重庆很实际。但“民生十条”还只是涉及城乡发展的部分。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缩小三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方向。

去年下半年开始制定“十二五”规划时，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就形成了一个共识，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的核心措施。

科学发展有几个层次，一是要求可持续发展；二是在拉动经济的模式上，“三架马车”要协调发力；第三，也是最深层次的要求，即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使得我们GDP翻一番时，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21世纪》：重庆为实现共同富裕，制定了一个在学界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关于基尼系数的目标。

黄奇帆：世界各国的经济专家有一个共识，一般基尼系数超过0.5，这个社会就是干柴烈火，一个擦抢走火都可以出现爆发性的事件。基尼系数如果降到0.4以下，是比较好的。0.2以下是绝对的平均，但如果仅仅是在0.2-0.3，这个社会没有效益。0.4-0.5之间是虽有效率但不平均，所以0.3-0.4之间这个社会的结构分配都是比较合理的。

重庆去年统计出来的基尼斯系数是0.438，我们的目标到2015年下降到0.35。我们的12条措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假如每年缩小0.02左右，那么5年下来缩小0.08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每条措施都有具体数字，比如要造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比如要帮老百姓增加330万就业岗位，要办200万个企业等等，这些目标总的计算一下，就是五年形成的总投资会达到1.2万亿，这1.2万亿有6000亿左右会投在农村，有6000亿是在城市，这就出现了城乡均衡。

因为有这样的判断，重庆市委市政府，薄熙来书记和我们这一年，包括去年下半年，比较多的讨论就是这件事。所以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不管是书记的报告还是我的报告，都把缩小三大差距，使基尼系数降到0.35列为工作目标。今年人代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也写上了这个目标。

《21世纪》：12条措施的具体内容？

黄奇帆：在12条措施里面，和农村直接有关的有6条。跟分配有关的有3条：一条关于国企，一条关于三次国民收入分配，一条关于通货膨胀的补贴。跟缩小区域差距有关的一条，跟就业有关的一条，最后还有一条是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并且明确说清楚了资金来源，其中财政性的政府性的投入差不多五千多亿接近六千亿，然后社会和企业也有接近六千亿，所以来源是政府加社会，去向是农村加城市这样一个总构架。

《21世纪》：制定这12条的依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构？

黄奇帆：如果你们研究过基尼系数的模型就知道，这个基尼系数的模型很复杂，有一套计算方法，但其实里面有3把大刀，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一个就是城乡差距的系数，还有整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

城乡的差异是导致基尼系数扩大很大一块，占到50%的份额，所以城乡差距的系数如果缩小一点，基尼系数就会变小。那么我们把这把切蛋糕的刀，有6条倾斜覆盖到农村，显然抓住了要害。我们认为只要落实到位，还真能把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有效缩小。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通过土交所，让农民的宅基地升值，就产生了财产收入

《21世纪》：涉及农村的6项政策，总体的指向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黄奇帆：是的，中国农民的贫困，要害就在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太少太少。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0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5400块，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务农的劳动收入，一部分是政府的转移支付，而财产性收入只占2.9%，

有好几位经济专家问我，你们要让城乡差距从3.3%变成2.5%，但现在城市居民一年收入17000多快，5年后城市居民翻一番，每年增15%，到了3万4，那你的农村就要增长2倍，要涨15000块，以劳动收入一万元来计算，每年要涨20%以上，怎么可能呢？

我跟他们说你说的非常正确，如果重庆靠农民农业劳动来产生20%的增长收入，重庆政府智商就低了。

所以必须要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由于缺少财产性的收入，一是无法融资，二是没有财产性的资产保值增值而产生效益，三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跟人股份合作。

认识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承包制解决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但是中国农村在产权制度上，在资产的表达上，仍有缺陷，表现之一便是使得中国的农村没有资产可以抵押，发展无法融资。

解决财产来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才会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

《21世纪》：具体如何操作呢？

黄奇帆：这6条里面，有关扶贫帮困，留守儿童，儿童空巢老人，这些实际上是主要靠政府的转移的支付、福利覆盖、慈善的热情去为老百姓救济解困。真正持久的长远的在农村会产生农民致富战略意义的，我最看重的是4条，一个是农民新村建设；一个是1000亿融资；一个是股份合作社；还有就是户改。这四条，都是改革涉及的重大制度安排，他们都涉及到老百姓财产性收入。

比如农民新村建设。重庆农民户籍人口差不多是2000万，在这2000万里面，已经有800万在城里打工，同时今后10年，随着城市化进程会减少到1000万左右，引导剩余的农民自愿集中居住，就形成2500个新农村。

山区里面的农民住得非常散，一个农户就占了一两亩的宅基地，假如3个村落的600户人现在自愿合到一个村落，他们集聚后可能会只占用300亩宅基地，而原来是1000亩。那么300亩宅基地没变，但700亩把它推成了耕地，就变成了地票。地票到了土地交易所一挂牌20万一亩，这就是1.4亿，摊到刚才说的600户人头上，每一户可以摊15万，这15万足以把它的房子都造好了，而且比原来要好多了。

重庆的共同富裕有很精心的顶层设计

当然有的农民说，我宅基地复垦，变现了20万，我到城里去了，也可以的。所以，通过土交所，让农民的宅基地升值，就产生了财产收入了。

《21世纪》：1000亿融资是如何来的？

黄奇帆：要帮农村增加1000亿的农村贷款，这个是跟常规所说的农村贷款不同，是指农民、农户个人跟银行的融资，现在中国这一块很小，比如重庆在2010年，农村性质的个人贷款、家庭贷款整体没有超过40亿，而整个中国的农村贷款规模也就是1000亿左右。

重庆农民有500万亩宅基地，3400万亩耕地，有6000多万亩林地，三个叠加起来就是1亿亩地，那这些地值多少钱呢？其中宅基地在重庆因为有地票可以算成20万一亩，500万的宅基地理论上值1万亿，哪怕只有10%的宅基地发生质押，就能有1000亿。

那么这10%的质押，凭什么说他值1000亿？土交所的市场标准给出了这个答案。所以这也是重庆的撒手锏，没有土交所，银行不会给你贷款。现在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的这块宅基地可以值20万，他现在质押一下，就可以去融资了。

《21世纪》：帮农民解决了质押物问题以后，农村银行融资万一坏账了怎么办？

黄奇帆：我们有非常具体的操作。我们最近成立一个国有企业出资30亿的担保公司，专门推进农民质押融通，按照担保公司的比例，每一块资本金可担保10块钱，也就可以担保300亿，这是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公司在30个区县各有一个分公司，区县政府会跟我们合资，自己也投一个亿，就变成了两个亿，30个区县就有60亿，就可以覆盖600亿，这时社会上的担保公司，一看有利可图，可能也会跟进。

同时，我们跟有关的银行也做了一个工作，你为农民贷款，真的产生部分的坏账，这时银行就赔坏账部分的1/3，担保公司帮助陪1/3。那么农民自己，毕竟你质押了，也赔1/3。

那么不赔的时候，农民得到1000亿贷款，他会在生产链里面作为投入，有1000亿的资金的投入，总有1000亿会产出，这时产生100亿的利润就是他挣的。但是万一有50户农民出了毛病，本来你的质押物就应该有七八百万，你只赔1/3，农民是会比较平稳的。

我相信我这个担保公司是不会破产的。要知道跟农民担保的风险度，比中小企业不见得就高啊，中小企业会借高利贷会破产，但农民不会去借高利贷的，他非常谨慎的。我们把这个制度已经建好了，现在在全社会推行了。

《21世纪》：这些政策都是很精心在设计中？

黄奇帆：重庆的改革已经不是5+2、白+黑，拍了胸脯拼命干，它就是一个顶层设计，一个战略谋划，里面有很多的定义，定义里面有定义，都是很具体的，不是从一个主观的出发点出来的，而是有很深入的逻辑性。

我们非常理性地分析了中国农民最短缺的瓶颈是财产性收入太少太少，而中国农民具有爆发力的增长点是让他财产性收入增长，抓住这个就抓住了中国城乡差距的牛鼻子，抓住这个就是真正能让中国农民致富的关键所在。熙来书记和我们的市委市政府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功夫就花在这个上面。

如果每年有10个点的财产性收入，5年叠加起来可以增长百分之七八十，加上正常的农业劳动，每年也会有12%、13%增长，然后政府转移支付下点功夫，总的我们就真的能做到20%的增长。这个收入表现为农民的住房问题，表现为农民的融资问题，表现为农民的劳动合作社和股权的问题，还表现为进城，通过户籍转移，剩下来的农村土地就会有新的分配，整个劳动生产力会得到提高。

所以重庆的改革就是在关键点上进行和突破，我是非常有底气的认为我们在帮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大事情。

5600亿GDP的分配

重庆国有企业每年要交出红利的30%给财政，财政以公共服务给全社会使用

《21世纪》：12条政策中，关于收入分配的改革，您是如何考虑的？

黄奇帆：有4条是跟社会分配有关的。一是住房公租房；二是关于一次、两次、三次社会的分配；三是表现在国有企业；四表现在通货膨胀的物价补贴的问题。这四条都是经济学当中有关键意义的与分配有关的事。

我们的文件中有句话：“2015年重庆的国民收入50%一次分配”。这句话看看很平常，但实际做起来是比非常复杂的一件事。重庆去年GDP8000亿，老百姓分配了43%，就是3400亿，那么5年后GDP每年增了15%，5年翻一番，16000亿，这个是不变价，加上通胀系数4%-5%，我们会到18000亿，这个绝对值你要分50%，你要分9000亿，新增5600亿，细想一下你觉得这个事不得了。而重庆政府是细想过了写上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哪些方面呢？

对重庆来说，就是把一次、两次分配、三次分配里政府该做的事，做和谐。

第一个环节就是生死相关的衣食住行。现在对中国来讲，吃穿差距已不大，住方面，人生活是不能离开住房的，所以住是核心。在这意义上说，政府要把保障房作为公共服务覆盖好，所以公租房是分配的一块。

第二个环节就是二次分配。它包括社会保障分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包括税收中的直接税，就像遗产税或者房产税，其中很多政策需要改革。

比如说养老保险费的收取，我们现在养老金收取还是按1993年的社保制度。那个时候规定一个单位，一般以你收入的20%缴纳养老费，当你的收入高于这个社会平均值很多倍的时候以3倍来交。这在1993年的时候很正常，因为那个工人和厂长最高的工资不会差很多，最多也就是3倍。

那么这个养老保险的制度到今天18年如一日，就没有人想着去改，意思就是说你拿了17倍、20倍的钱，仍只交3倍的养老金。

重庆的共同富裕有很精心的顶层设计

《21世纪》：这是有一个基数的上限。

黄奇帆：对呀，1993年讲3倍，是因为最高也不会超过3倍，10多年以后，我们已经10倍、20倍差距出来了，社保还是按3倍交，那么真正发财的人，就觉得这是中国的好处。现在如果要求20倍工资的人，就要照20倍来交20%，单位就觉得发不起了，就可能把20倍的收入降成10倍，这就会使得收入差距缩小。

二次分配里还要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行业差距就是指一个行业内允许5-8倍的收入差距，但我们现在讲的20个行业，还是高低相差很大。另外就是，区域间的保障差距，要将现在的城乡之间的养老差距、医疗差距、低保的差距缩小，从3：1，逐渐变成2：1，渐渐拉近。

所以我们说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有很多可以改革的地方。这不是去杀富济贫，而是按照正常的公平原理，体现市场规则。

当我们把这三个概念都做好的时候，区域间的保障差距；行业间的标准差距；一、二、三、次分配中的不合理的比例结构，这三个调整了，分配的事情就可以解决得比较好了。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国有企业是作为重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黄奇帆：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三个环节。国企是平衡三大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武器、经济基础。这个很重要，大家有时候糊里糊涂认为国企是制造不公的表现，好像是国企制造了两极分化，但是理论上讲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经济学意识。

从理论上讲，私有制和市场化是一个增长效率的过程，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这程，这个过程会向精英聚集、向资本聚集、向财富聚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府没有过多的共同富裕措施的约束，两极分化防范的约束，最后社会就会出现危机，

公有制天生的可能效益低一点，但决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公有制经济要遏制效率低的状态，所以要选择市场化，但是市场化推开以后，地区要在分配上动脑筋，至少在资本主义市场化国家的福利、防止两极分化的那些分配的逻辑，我们也该用到位。

重庆政府共同富裕里在里面写了三条，一是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国有的财产为经济服务，为社会服务；第二，国有企业每年要交出红利的30%给财政，财政以公共服务给全社会使用，那也是体现公平；第三条就是规范国有企业内部分配，高管与普通职工差距不该过大。

所以国有企业的本身不会两极分化，它的利润一定为全社会服务，并在日常的经济中发挥带动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写这一条的原因。

《21世纪》：如此下来，整个分配格局是怎样的呢？

黄奇帆：现在来说5600亿怎么分配，我还真说得出来了。

比如农民5年每年增长20%，重庆农民一定从现在的5000块变成1万5，每人增加1万元，同时，随着户籍改革，农民有1000多万进城，农村总人口减到1000万左右，就共计有新增1000亿归于农村。

第二，重庆有300万农民工进了城，在城里面给他城市待遇，他的养老社保什么都算，一年有3万，也就是说农民工在城里，一年额外增加1000亿。

第三，我们发展微型企业，鼓励老百姓当小老板，微型企业达到150万户，同时中小企业户数从20万到50万，总的有200万户个体户加法人，如果一个人增加5万元，总的又会增加1000亿。这个金额不是企业利润，而是直接给到大家手中用的，这样3000亿就去掉了。

还剩下2500亿，这些钱，我们现在财政供养人员，国有企业职工，然后社会上的二产、三产民营企业里面有几百万，统统加起来就600万，这600万人今后5年一个人平均应该增加4万元的收入，那么2500亿就有了。

这就真的把5600亿分配好了，而且这个5600亿分光了，重庆贫富差距都摆平了。所有重庆市委市政府不仅算了这个账，还真是想了就这么干，也算有点浪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