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事与随想》等作品流芳后世的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他在反抗沙皇专制暴政方面的表现，包括遭受政治迫害时的坚韧，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乃至景仰。列宁在“指出其错误和弱点”的同时，曾称赞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前些年，有的作家借用他书中记述的一些事例，来批斥中国的人性状况。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种批判是成立的，并且也是有效和必须的。但是，当人们把赫尔岑抬到巨人的位格上时，我却看出他身上并不光辉，甚至有些丑陋的部位来。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把他当巨人看待，这些部位就不会那么刺眼。就像蹲在地上的猴子，我们看不见它猩红的屁股。
集权专制是一种不幸的制度，它把大多数人置于被奴役和侮辱的地位，尽管它也曾经带来过社会的稳定乃至经济上的繁荣，但已经不为启蒙之后的人们所容忍。不过，在那种不幸的制度下，赫尔岑却是极少数幸运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后来的不幸是自己惹来的）。他出身在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生下来就是一个公爵，家里有六十多个奴仆侍侯日常的生活，不管年事多高的人都低头折腰称他老爷。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庄园，在那里，有数百农奴在太阳底下为他们一家艰苦劳作。小时候，有两个保姆日夜照料他的个人生活，一个是俄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他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从社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他人尊严的贬抑和作践，你是高贵不起来的。贵族地位的崇高是因为有了奴隶的屈辱铺垫。早在童年时候，在享受着人上之人的宠荣的同时，赫尔岑也看到了奴隶的悲惨命运。他在《往事与随想》里写着：“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奴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灵魂，我见得多了。”他给我们叙述了这样两件事情——
赫尔岑的三伯父是一个参政官，终身都在驻外公使和朝廷大臣的任上度过。他有一个厨师，此人勤勤恳恳，从不喝酒生事。参政官曾把他安插到御膳房学习厨艺，之后，他加入英吉利俱乐部，挣了一份家业，结了婚。一天，在圣母大教堂做完祷告之后，这位厨师请求以五千卢布的代价替自己赎身。参政官拒绝了，说“待到我死后，你不必付钱便可获得自由”。厨师从此精神颓丧，郁郁不乐，头发一下就变白了，而且，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开始酗酒。被俱乐部辞退之后，公爵夫人雇佣了他。但在惜钱如命的公爵夫人那里，他受尽了折磨，终于有一次隐忍不住，操着鼻音对夫人说：“在你光辉灿烂的躯壳中，隐藏着一颗多么阴暗的心灵啊！”多年之后，参政官终于去世，他获得了人身自由，实际上是被摆脱了。最后，流落在外，不知所终。
参政官还有一个家仆，是一个文员，被送到一个医师那里学习。这个青年很有天赋，很快就掌握拉丁文和德文，医术也不错。在二十五岁上，他爱上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身份与她结了婚。后来，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农奴，无法忍受这种事实，与人私奔了。医生从此沉默寡言，整夜在外面游荡，后来服毒自尽了。
赫尔岑公爵写到，“我们经常谈论仆人，特别是农奴的道德严重败坏。的确，严格地说，他们的行为不足为训，他们的精神堕落也很明显，只要看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3）但他并不认为贵族就比奴仆高尚多少，“贵族与奴仆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们的名称之相似一样”（俄语中贵族和奴仆的发音相近）。他指出：“剥削者把仆人和奴隶描摹成放荡的野兽，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扼杀自己良心的呼声。我们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只是表现方式比较温和，更善于掩盖自己的私心杂念罢了。我们的欲望轻易就能得到满足，经常不受约束，因此看起来不那么粗野，那么刺眼。”（同上，P26）
应该说，赫尔岑对贵族的道德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人对他这种批判的真诚产生质疑。
1834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管理处供职的赫尔岑，因为参与了奥加辽夫等人的学习小组被拘押，并在九个月后流放到彼尔姆省（在同批犯人中是属于较轻的）。在流放时期，赫尔岑始终保持贵族的身份，还是省级政府机关的官员。在到达彼尔姆的第二天，他和省政府的门卫一起区租房子，在以意想不到的便宜价格谈下了一个大房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房东老太婆叫住了他：“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出于贵族的本能，赫尔岑几乎是神经质地作出反应：“对不起，我从来不养奶牛”！尽管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流放犯，老太婆的问题还是“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了侮辱”。作为贵族公爵的他立即走人，连房东“那我可以供应你新鲜奶油”的话都不作回答。一路上，他“一直觉得不自在”，心里还在嘀咕：“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养奶牛”（《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42）。一句“你自己养奶牛不养？”的问话，就像泼到他身上的粪水，让他有了洗不干净的玷污感。
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赫氏两次重复了这个细节。在该书358页，他写道：“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奶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一落千丈。”看得出，这件小事对他的刺激有多大，养奶牛这样的劳动对于他是何等的侮辱和伤害，不然他不会那么耿耿于怀。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为人上之人的贵族身份是何等珍重，对农民和奴仆这样的阶层是何等蔑视。他反抗专制制度是依据是什么？不就是人道主义吗？但他人道主义看来只能在贵族范围内来加以理解，作为人道主义理想内涵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不知不觉中已经假如了阶级的限制。很难设想，当革命把他变成一个平民的时候，他的立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闻到了赫尔岑身上散发的腐朽气息。在这件事情上，赫尔岑甚至显得有些卑鄙了。
1840年初，已经在弗拉基米尔结婚生育的八品文官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后又因对警察机关出言不逊被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省当参议。在诺夫哥罗德最后的日子里，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心绪十分躁乱。“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以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欲罢不能。这种机会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往事与随想》第二卷，P99）
1842年，赫尔岑一家重新迁回莫斯科。一天深夜，他从外面回来，使女卡捷林娜给他开门。“她看起来刚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有苏醒”，陶醉于她的妩媚，赫尔岑“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这个清晨，卡捷林娜让赫尔岑体会到“当一个人忘记了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同上，P100）
挚爱着赫尔岑并把他视为偶像的妻子纳塔利娅，对丈夫的事情有所风闻并产生了怀疑。纳塔利娅情绪十分低落，这令赫尔岑愧疚不安，他决定向妻子供认事情的全部。他体会到妻子的痛苦，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同时，赫尔岑还为自己开脱：“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事情也不致发生”。
为了对得起妻子的忠诚，而向妻子忏悔，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因此把因为制度的缘故屈身于自己尊严之下的另一个女人加以糟践，说她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女人，甚至把自己道德堕落的责任推委于这个无辜的弱者，却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行止。显然，赫尔岑根本不把曾经给他带来过幸福的女人当人，不把她当作与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女人来对待。他妻子的痛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卡捷林娜，后者的痛苦是天经地义的活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或者说，对于他而言，不存在卡捷林娜痛苦这样的事情。可见，控制赫尔岑公爵精神的仍然是奴隶制的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问，他所倡导的神圣的价值观，到底与卡捷林娜这样阶层的人有多少关系？而且，我们只能这样认为，他的人道主义中的人的概念，不涵盖卡捷林娜这样地位低贱的人。在赫尔岑那里，作为奴仆和农民的人的身份还没有得到认可，人格的尊严也没有树立起来。在当时的俄国，像卡捷林娜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如果将她们排除在概念外延之外，人道主义还能够称为人道主义吗？
显然，赫尔岑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未能对自己的立场和动机加以反省。从《往事与随想》所叙述的情况看，赫尔岑生活的时代，俄国人对沙皇的统治已经产生普遍的不满，“十二月党人”事件也产生广泛的影响。老百姓“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66）。在这种状况下，做一个不同政见者尽管会受到当权者的迫害，却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和道义乃至物质上的支持，因此有一种光荣感——这是俄罗斯民族最为珍重的人生价值。在国内时期，赫尔岑其实并没有多少出格的表现，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因为参加学习小组，对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流放却是因为无关大雅的批评警察机关，罪名多少有点子虚乌有。他与专制制度的正面交恶，是在他流亡欧洲，置身于沙皇权力范围之外的安全堡垒里时才开始的。这时候，批判在带来荣誉的同时，却不随之带来危险或其它副作用，不管这种批判是多么激烈。而作为批判者并代表着正义的赫尔岑本人，也自然而然地和批判的对象划清界线，把自己置于被批判的范围之外，成功地逃离了自己火器杀伤的扇面。
赫尔岑刺痛那些对他抱有敬意的人们的心的，还有他在流放地维亚特卡的一桩风流韵事。在彼尔姆还没有真正呆下来，赫尔岑就与另一个流放者对调到维亚特卡。在那里，他与一个从外地迁来的不幸女子相遇，而这种相遇对于这名女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年仅二十六岁，不知什么原因嫁给五十多岁老人的梅德韦杰娃，会弹一手钢琴，容貌十分惹人喜悦。赫尔岑与她暗送秋波，常有纸条往来。在他丈夫病重的时候，赫氏更是殷勤倍增，频频向她示爱，在老人的呻吟和咳嗽声中把他的妻子“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尽管她一再提出：“我满足了你的要求，现在放我走吧”，他还是不甘罢休。然而，就在他们的缠绵持续了一个月后，当梅德韦杰娃可怜的丈夫一命归天，身世飘零、孤独无依的她满怀渴望地期待赫尔岑关怀的时候，公爵大人却撤回了自己的怀抱，他解释说“我不是对她漠不关心，决不是”因为他的心变得“疲倦和衰颓了”，“我的爱情之火熄灭了”。尽管她哭肿的眼睛的“目光常常带着不安的探询神情，停留在我的身上”，期待着他的回应，但他还是一直在回避，并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被赫尔岑描绘成恶魔的省长秋法耶夫，对梅德韦杰娃的姿色早就垂涎三尺，看她现在无依无靠，以为机会来了，便向她伸出无耻的魔爪。梅氏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无助，因为“她的孩子们的命运握在他手中”。实际上，迫害已经开始，孩子们的补助申请被断然拒绝，房东和店铺掌柜讨帐也“特别坚决”。情急之下她向赫尔岑和另一个流放者诉说了自己险恶的处境。赫尔岑依旧没有任何帮助的表示，他依然保持着金块一样的沉默，倒是与他分住同一幢房子、与梅没有任何情缘的维特贝格决定冒一切风险搭救她，毫不犹豫地让她搬倒自己家来住，尽管这位流放者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比赫尔岑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但赫尔岑宁愿让自己相信，梅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因为“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古代俄罗斯一个残酷的王公）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368）。此时，同住在一个屋顶下的赫尔岑只是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她偏偏遇上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开始喝酒，并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赫尔岑的堂妹兼未婚妻）从莫斯科发出的信。
尽管赫尔岑后来承认，梅德韦杰娃“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尽管经过漫长的回避、沉默和自我开脱之后，在结束维亚特卡的流放之前，赫尔岑最终熬不过自己的良心，写信向梅做了忏悔，并取得了这个善良女人的原谅与祝福（仿佛有罪的是她！），但对梅的回忆一直都使他感到痛苦，特别是若干年之后，当他听说了梅凄凉早逝的时候。从这件事情来看，即便是对近似于自己社会地位的人而言，赫尔岑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执行。
1861年，托尔斯泰出游欧洲，他很早就想结识享有盛名的赫尔岑了。那天，他来到赫尔岑在伦敦的寓所，通报说是有一个俄国来访者想拜见赫大人。赫尔岑拒绝会见。于是他不得不递上自己伯爵的名片。楼上很快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赫胖墩的身体几乎是从楼上飞下来的。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惊讶，在他的想象中，赫尔岑的身材应该是非常伟岸的。
比起青年时期的赫尔岑来，同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五十岁以前的生活，堪称腐败和罪恶。但在五十岁之后，福音书唤醒了他内心沉睡多年的神圣情感，他为农奴的孩子开办学校，解放自己庄园里的农奴，亲自下地和农民一起劳作，把自己的财富用以赈济灾民，将自己的著作权奉献于社会，为此不惜与自己的妻子发生痛苦的冲突，最后在年近九十的时候还不得不离家出走。我们不能说赫尔岑是一个小人、庸人，但相对于托尔斯泰而言，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巨人。
赫尔岑已经作古一百多年了，或许我们应该厚道一些，只记住他美好的表现，而忘掉令人不快的地方，让他老人家安息。然而，在我们的旁边，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深刻无比，凌厉之极，仿佛正义女神的化身，似乎只要由他来任事，种种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但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所担纲的事务，你就发现并非那么回事。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借刀杀人，不会损伤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们诅咒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一旦机会来临，他们照样暗渡陈仓，不会有半点含糊。他们实际上是各种罪恶现象的同谋和潜在的案犯。还有，在一些不小心就出了名，甚至享誉天下的人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与他们所行的是南辕北辙，自己本身却不觉得这种状况有什么妨碍。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雄辩滔滔，在有关世道人心的诸多问题上都能和你谈到一块，仿佛天涯知己一样，但在日常生活的行履处，你会发现，你们谈的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这些事情让我到了古代圣贤的知行合一；想到过于泛滥的社会批评与过于荒疏和虚假的自我检讨；还想到赫尔岑先生，他被当作棍棒来使用。于是，只好拿他来说事，并没有要挖先人坟墓的意思。
社会的黑暗固然恐怖，但人性的狰狞也十分可怕，况且这两者之间还有某种因果循环。当今之世，人们视野开阔，辞令多多，到处都有批判的武器，在把自己藏进安全的掩体里之后，要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和他人的丑陋发起猛烈的攻击，实在是太容易了。但转过身来，在夜深人静时省察自己潜意识深处隐秘的行为动机，并对自己的人生立场加以清理的人却实在太少了，而这恰恰是社会批判的资格准入，也是社会批判进入建设实践的前提。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中国文化有深厚的传统资源。儒家以“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日三省吾身”。而修身，是个人心性的修养，也是对个人立场的清理，包括清除遮蔽心灵，使其昏昧而不得明正的一己之私，即所谓“格物”（格除物欲）。人类最愚蠢也是最聪明的支点就是挪不动的私人立场，倘若没有对这种立场的彻底清理，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公义的例外者，在各种堂堂皇皇的原则规范之上赋予自己特殊的豁免权。当众多个人都赋予自己特殊豁免权时，这些貌似庄严神圣的原则规范，在实践中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