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可以与政府博弈的资源，就意味着可能永远是靠圣慈皇恩的改革，而难以产生变革带来的“政治—社会”格局的性质变化。秦晖在谈到南非变革的经验时，认为他们主要是拥有了组织资源（非国大）和道德资源（图图主教领导的信仰群体舍己受苦的非暴力）。环视全球，印度、美国60年代、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皆是具备了这两种资源才成功。没有非暴力的道德信念，变革就有成为暴民报复运动，作为其结果的新政权也难以有服众的足够正当性（没有什么群众运动是理性的有自制的，只有坚守非暴力原则，才不至于陷于法国大革命式的暴虐。）；而没有组织资源（纵使只是塞尔维亚式的学生组织的造势），权力就可能永远把持着合法伤害权（如强拆、血汗工厂）。
当然，在任何一个群体的人权（无论是vasak所说的消极人权还是积极人权）问题上，只靠以上两种资源的说法只是化约论式的，现实要复杂的多。
农民工的问题，一是与企业的关系，表现为低工资、欠工资、低福利、低保障问题。二是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表现在住房消费的经济问题，婚姻情感的生活问题，子女发展的教育问题以及进入陌生人社会时的人文环境问题。三是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在城乡二元体制、独立工会组织的限制上。
问题的症结，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规模效应的正反馈（韩德强意义上的）的冲击有关，而主要则是政府对经济的因为无责任压力而生的整体性垄断性管制和部门性寻租的结果。换位思考可想而知，没有强大的、持续的、甚至是挑战性的组织压力和道德压力，凭什么改革二元体制、住房教育体制、国企问题？凭什么放弃卖地出让金和工会党组织的全能控制权？不和谐的声音虽然在网络和学人中蔓延如草原，但若缺少组织给予的讨价还价权和道德给予的合法性，恐怕难以茂盛如丛林。八九的失败与缺乏这两种资源是分不开的。
组织的构建与道德共识的培养固然是需要积蓄的，但其壮大的关键却也是与Chrisma型领袖分不开的。这种领袖就是冉云飞所说的次偶像（现世的偶像式人物，如若望二世、马丁路德金、甘地），他们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政治上的弥赛亚。这样的弥赛亚的出现是与我们的宣传和彼此谦卑分不开的。若依旧是只会言论批评不会爱人如己、不会亲自以行为服务弱势群体，就不可能鼓励出、 谦让出次偶像。
如果这俩条件都具备在加上次偶像的兴奋剂作用，“政治—社会”的变革变有望成功，而农民工问题才有望全面而根本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