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重庆全部2.3万余警力中的3300多个领导干部“被下岗了”！差不多的平均数是7个警察中就有1个警察，而且是领导级别的警官！由此涉及到的所有岗位，重新实行竞聘上岗！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一个举国聚焦的新闻！放在平时，稍有理智的人几乎都会认为，政策制定者或许是发疯了。可眼下，这一举措却换来如潮的好评和赞誉。因为，它的出台恰好是在2009年引起中国震动的重庆扫黑行动组合拳之后，恰好是在重庆警界高官接二连三锒铛入狱之后，恰好是在现任重庆市公安局长、被人称为“打黑英雄”的王立军感慨“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之后。如此治警的又一重拳，自然受到普遍的击节叫好。“顺势而为”、“有针对性的务实之举”、“大换血”、“力度很大、气势不凡”、“铁腕之下何患腐败不除”、“给重庆警界注入活水”、“重庆经验，值得期待”……。褒奖之词，不绝于耳。

在主流舆论之下，也有冷静之士对此持谨慎乃至怀疑的态度。有人认为，警界“换血”并不等同于警务体制改革，若不触动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强力制衡的警察体制，即便换上全部新鲜血液，也不能保证不再受污染。有人质疑，重庆治警这一前所未有的措施，是否合法、是否合适，是否存在运动化、扩大化的嫌疑。也有人批评，扫黑打黑的实质正义不能忽视程序正义，警界领导干部被集体免职的事由和程序，经不起公众的检验，部分警员也肯定会遭受被人误为“涉黑”的不公平。这些声音尽管零散、微弱，但也足见当今中国已非一种声音独大、惟其马首是瞻的年代，略微可喜。

其实，这两种看似对峙的立场，却有着同一的根源。那就是：重庆的这一举措既有明告天下的“从严治警”、“整肃警察队伍”的用意，也有隐藏着的“既往不咎、大赦天下”的用意，而并非常态化、稳定化的制度建设。应当坦承，这个判断实际上是没有通过严格证据规则考验的猜想，不过，也许是最接近现实的猜想。

首先，媒体在第一时间的报道，都将这一“雷霆手段”同前阶段扫黑行动揪出若干警界高官联系起来。然而，重庆警方在正式表态的时候，刻意区分“打黑”和“换血”，将领导干部“集体下岗”说成是警务体制改革。就此，王立军至少有两种不是完全一致的说法，但又都很难令人信服。一个是“任职已经到了6年期限，故全部重新竞聘上岗”；可没有人会相信3300多个干部都在今年3月到了任职期限。另一个是“干部轮岗或交流”，而且是警务体制改革的内容；可既然属于体制改革，就应该建立长期稳定的、常态运行的制度，又有谁会相信，常态的干部轮岗或交流会在同一时间把所有干部都推倒重来？因此，几乎可以板上钉钉的是，在重庆扫黑临近尾声、警察声威因扫出不少无间道内鬼而急剧下滑之际，整肃警察队伍、树立警察新形象，乃“大换血”的目标之一。无论重庆警方如何“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不言自明的，也是换来无数掌声的原因。

不过，既然是整肃队伍，当然应该剑指黑恶，清浊分明。否则，在一刀切之下，岂不是容易枉屈善良、公正、能干之士。难不成这3300多个警官皆在不同程度上“涉黑”，应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民谚？答案是否定的。在媒体报道中，有一位将近38岁、在副科长位置上呆了10多年的警察，重新竞聘，已经晋升为副处级。可以窥知，并非所有“下岗”的领导职干部都是“涉黑”的，他们中工作能力突出、但在文强时代因不善走关系而被埋没的人，也不会因此“被不公正”。

尽管如此，也依然不能为这一“重拳”提供正当化理由。毕竟，在当今力倡法治的年代，从严治警还需同依法治警结合起来。《公务员法》第5条规定，“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第13条第（二）项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根据《公务员职务任免和职务升降规定（试行）》第15条、第16条，公务员免职需经“提出免职建议、对免职事由进行审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按照规定履行免职手续”的程序；只有在公务员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受到撤职以上处分、被辞退等情况下，才不用走以上正规程序。

更何况，免职与行政处分不同，免职一般并不直接针对违法违纪的情形，故不属于行政处分范畴。《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对需要予以行政处分的具体情形列出许多，其中就包括“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贪污、索贿、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殴打、体罚、非法拘禁等方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扣压、销毁举报信件，或者向被举报人透露举报情况”等各种“涉黑”中常见的情形。对于真正需要整顿的警察，本应予以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而非免职或所谓的“解任不解职”。

那么，为何重庆警方不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将真正“涉黑”的领导干部与清廉能干的领导干部区别对待，一一追究前者的违法违纪行为，而不是像快刀斩乱麻似地“一勺烩”？也许还会有别的解释，但似乎更能成立的解释就是：“整肃”的背后是“大赦”。这个“大赦”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大赦，而是对以往存在的“劣迹”不予追究，对可能的污点进行漂白。当前，已知的、被缉拿归案的“涉黑”高层警官有十来个，那么，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以往迫于或者迎合掌权者专断和淫威的，恐怕不在少数。这也是人之常情。若一味追查下去，不仅警界高层人人自危、难以安心工作，而且会进一步影响警察的执法威信，二者对社会治安都不利。正因为对3300多个领导干部“一视同仁”，所以，那些可能与“涉黑”高官有这种或那种牵连的警官，即便是在重新竞聘中落选了，似乎也好过接受惩戒，况且，以往的污点也就随之淡化了或抹掉了。

这个解释毕竟是猜想，是否符合事实，不敢保证。作家二月河在小说《雍正皇帝》中述及山西库银亏空的官吏贪污大案，隆科多在雍正前提议将山西县令以上吏员一体锁拿进京，张廷玉则唯恐波及过多胁从官员，且赈济灾民还需官员去办；雍正最后的决断是：山西通省官员不敢对抗独霸一方的山西巡抚诺敏，只能说他们是“不争气”，诺敏要严办，其余不必为难。历史的相似性，从来不是故事情节上的相似，而是事理上的相似。

若本文的猜想大致成立，那么，既不必为这一多少有点权宜之计的举措大唱赞歌，似乎会贡献制度变革的重大经验；也不必以严格法治的眼光对其大加挞伐，好像有多少人会因此受尽冤屈。其实，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依法治国的原则和精神，本不允许以“和稀泥”的方式，纵容或庇护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可现实的考虑又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政治决断，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决断者不得已而为之呢？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文强之流初露端倪，即能严格依法、一对一地予以雷霆重击，又何至于到此地步？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重庆治警有什么经验或教训的话，那就是重复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商鞅引用的古谚语：“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若不能建构反映现代法治文明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而仅仅提倡职业道德，恐难以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