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的一号右派是章伯钧，他的罪名是提出“政治设计院”，而这个“政治设计院”后头还隐藏着一个一号秘辛。
我想过几次：反右运动还有什么秘辛没有解开？以我的知识猜想，具有震感性的秘密大概没有了。近日读了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局级干部胡治安著的《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惊然发现，一号右派章伯钧身上就有一个一号秘辛，颇具震撼性。请看：
这是一个令人惊疑的悖论。据中国工民主党一位资深人士透露(我有义务不说出他的姓名)：1957年的反右斗争，内幕极为复杂。章伯钧开始时，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并且有恃无恐地顽抗。他说：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束的！後来彭真亲自上门拜访章伯钧。两人关门密谈了半天，达成了某种协议。章伯钧全面接受批判，定为极右派。又有章伯钧说共产党借他的头，他也同意的活。中共没有亏待章氏的投降，保留了优厚的待遇，逭是后话。毛泽东与章伯钧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两院制等问题，尚难查考，而从章伯钧的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再到优待处理，就可推定，此说非空穴来风。
上述故事出自书中《我看1957年“阳谋”与阴谋》的小节《章伯钧“右派言论”来自毛泽东》。这里秘中之秘，不是向作者“泄密”的人是谁，而是“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东的”。既然“原创”是毛泽东的，怎么会从章伯钧口里说出来的呢？胡治安没有解开这个秘，因为“毛泽东与章伯钧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两院制等问题，尚难查考。”不过，关键是我们现在知道，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毛泽东原创的，却栽赃载到章伯钧身上了，最后为了使毛泽东能“下台”，彭真出面周旋，做了一笔政治交易。原来这个一号右派身上还真有一个一号秘辛：“政治设计院”的原创者不是章伯钧，而是毛泽东。后来毛泽东硬是把原创权栽赃栽到章伯钧身上，使章伯钧吞下这枚苦果，获得一笔丰饶的报酬。在章伯钧、彭真的密室交易中，章伯钧作为历练丰富的政治家只能在死活两端考虑得失。他要是揭发出真相，自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最后选择了为君王忍辱负重、降志辱身的结果。
这笔政治交易的报酬，就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章诒和说“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不知是故意卖关子，还是确实不知有当初。
不过既然有交易，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在几部反右运动史中，叶永烈的《反右运动始末》影影绰绰地写到了“从章伯钧的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的过程。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设想或意见。第一个公开批判章伯钧的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吴晗。《人民日报》5月11日发表了吴晗的发言，批驳了“政治设计院”，罪名是反宪法反共产党领导。从此拉开了揭发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序幕。
我们看看叶永烈书中的几个小节：
1，章伯钧且战且退——在这个小标题内，发表了章伯钧从6月10日到14日的言论，最后就是一篇“初步检查”《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而不是右派分子，自然更不是一号右派了。
2，邓初民给了章伯钧重重一击——毛泽东策划于中南海密室。16日他读到了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要害”是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因此，叶永烈说：“毛泽东不愧为精明的战略家。他抓住了赵一明的‘揭发’，捅了章伯钧的‘老底’。因为这意味着章伯钧过去是靠‘中间路线’和‘反共’起家！”于是毛泽东指示“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是否已在成都报上发表”。
彭真一贯是毛的心腹，在每个政治运动中，鞍前马后、台前台后他都是忠诚可靠的马前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自己成了祭旗的牺牲。经过彭真的联系，查明赵一明的发言已经刊载于《四川日报》，于是《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这一着，又把棋下活了。有的人心领神会，赶快紧跟。邓初民在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题目是《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从历史上，1928年起，揭了章伯钧一贯“反共”的老底。叶永烈说：“这么一来，章伯钧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章伯钧且战且退，眼下，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头退路了。”
这当然是局外人的观察，只看到了台前的表演。章伯钧的“且战且退”，从“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除了毛泽东的“承诺”，使他“服罪”之外，还要有一枪击倒的“子弹”。有了邓初民的这一枪，章伯钧已经无法反悔了。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也是他厉害之处。
他不能让章伯钧倒打一耙，一点余地也不留。毛泽东最后把章伯钧还要逼到“违心承认‘章罗同盟’”，一个子虚乌有的被毛泽东有罪推定的“章罗联盟”，并且在全国人代会上做了《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章伯钧已经彻底举手投降，没有一点退路了。而罗隆基，则是“矢口否认‘章罗同盟’”，“请求周恩来彻底查究‘章罗联盟’”。罗隆基气愤地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来说这个1957年的最大冤案“章罗联盟”。倒是可以回顾一下章罗两人绝然不同的态度。章伯钧为什么那么爽快地认罪呢？一要替老毛埋单，认下“政治设计院”的原创权，二是要认下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这可是天大的冤案呀！他到处诉说，毛泽东要借他的头都可以，何况承认这么一点罪！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古老的天条：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他不埋单，老毛不会心慈手软的。罗隆基大概到死也不知道内情，原来毛泽东通过彭真和章伯钧做了一笔幕后交易，否则，他会把章伯钧捣成浆糊。
毛泽东从来是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在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他成了无往不胜的总司令，章伯钧成了中国第一号大右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阴谋阳谋的最大牺牲品。他的付出，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有的理解。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点：第一，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运用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的成功实例还有“教授治校”问题，4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他叫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个敏感问题，然后加罪于人。我们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就中了计，是一个殉葬品。
第二，毛泽东是足智多谋奸计多端的君主。章伯钧虽然俯首投降了，但是他还要防备章伯钧有朝一日走漏老底，所以他要在章伯钧家安插一个“卧底”。这样我们读到了章诒和写的《家有卧底冯亦代》：“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
朱正写了《“线人”是如何炼成的？——从“冯亦代现象”管窥反右运动中的告密文化》，说：“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情况确实如此。余英时先生写的《人生识字忧患始》，顺便举了一个例子龙榆生（1902—1966）。龙榆生是一位著名的词家，词学的造诣也很高，尤其在清词方面。一九五六年由于陈毅的赏识和推介，曾受遇毛XX招宴的荣宠，当筵献词，有“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之句。但不知什么缘故，两年后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级减薪，而且“丧失原有社会地位，朋辈往还遂稀。”《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九六一年条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先生摘帽，先生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先生处境稍胜于前。”
龙榆生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年谱》作者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但《年谱》保存了两件官方文书，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一九六一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原来他的“摘帽”是有交换条件的，即答应暗中为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不用说，所谓“某对象”一定是他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则这个“任务”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配合尚好”、“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等褒词证实了他在最后五年中曾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许多有关“某对象”的秘密报告。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个“某对象”当然是有相当高地位的人，恐怕也是龙榆生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右派。解放后初期，龙榆生著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两本很风行的词选。龙榆生打右派，据说是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