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滢说：“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说起《大公报》，就不能不提胡政之。相比新记《大公报》的另外两位“巨头”吴鼎昌和张季鸾，胡政之为《大公报》工作的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可以说他是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大公报》。
一百二十年前的6月25日，是胡政之的生日；六十年前的4月14日，是胡政之的忌日。六十岁的阳寿，在那个年代的新闻工作者之中，也许并不算短。生前六十年，身后六十年，世经沧桑，物是人非，生生不息的唯有思想和精神。
事业辉煌和身后悲凉
胡政之在《大公报》的经历可分为两段：一是1916年至1920年，经历了《大公报》的英敛之和王郅隆两个时代；二是1926年至1949年，也就是新记《大公报》创造辉煌的全过程。无论在哪一段，他都一直处于报社经营管理的第一线，是一位有魄力的报业家。两位《大公报》人的评论也许值得参考，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陈纪滢在《胡政之与大公报》中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但是，胡政之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和新闻评论家。他写过大量的通讯和评论，曾用笔名“冷观”，表现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状态。1919年，他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这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仅此就在中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
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吴鼎昌也多忙于政务，以后的八年是胡政之独立支撑的八年。内战爆发后，胡政之也许看到了某种前景，因此亲赴香港，着力恢复香港《大公报》。多年的辛劳使他积劳成疾，1948年4月，在香港工作时病倒，次年便在上海遽然而逝。随着胡政之身后的世事变迁，他的办报理想也永远成了理想。有人评论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当年安葬胡政之的上海道场公墓早已动迁，他的墓地和棺椁荡然无存。胡夫人顾俊琦1951年只身前往香港，后辗转到美国，几年后才把她和胡政之的儿子接到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在纽约孤身一人，大病手术后又遭感染，尚未痊愈又要去上班。在报摊上看到登载有陈纪滢写的回忆胡政之文章的杂志后，就写信给陈纪滢：“回忆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倍增伤感！加以贱躯近常闹病，体力日衰，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颇感告慰。”
六十年来，胡政之一直沉寂于历史的尘封之中。在他的挚友被争相加冕、不断拔高之时，他的名字仍然不常被人提起。在台湾，胡政之的宪政理想和办报理念不断被实践，他的名字和事迹却除了和胡政之等有交情、共过事的陈纪滢写过回忆文字外，几乎没有人提及。在大陆，许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胡政之的了解大都源于那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改革开放以后，有少数《大公报》人和一些研究者研究、回忆新记《大公报》和吴、胡、张等人，虽然有时候也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总体上仍是“小楼吹彻玉笙寒”。
也许，只有住在大洋彼岸普通公寓里的九十六岁高龄的胡夫人，仍然念念不忘她的先夫和先夫的事业，这正是支持她度过艰难困苦的精神动力。当然，还有胡政之留在大陆的子女们，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搜集整理胡政之的文字，编辑回忆纪念胡政之的文章，从《人们心中的胡政之》、《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到经过不断扩充增编、今天公开出版的《胡政之文集》和《回忆胡政之》。这是胡政之精神遗产在纸面上的传承。
新闻工作的最高境界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把“大公”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新记《大公报》三巨头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应当说是“大公”一词的具体化。什么是新闻工作？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胡政之曾说，国人办报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作生意经之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新记《大公报》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
胡政之告诫同人，绝不能把办报视为一种职业，而必须将其视为有益社会人生进步，有助于民主自由前行的事业。胡政之认为，舆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古昔”，“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胡政之还认为，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经济上的充分独立，才能在政治上自由地表达诉求。因此，《大公报》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报纸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也正是由于此，《大公报》成了文人论政的典范，成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张季鸾说过：“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同时，他也认为，“抗战期间，一切私人事业，精神都应为国家所有。”在这里，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已经置于言论自由的要求之上。这是他和胡政之在思想上最重要的区别。
报纸要服务于公共利益，对从业的新闻工作者有什么要求呢？普利策说过：“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在续办《大公报》的前半年，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卖国”、“赤化”、“受贿”等罪名在北京被奉张杀害。几天以后，胡政之在《国闻周报》发表了《哀飘萍》一文，在为同行兼好友辩诬、谴责暴行的同时，又说：“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行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
1947年6月18日，在《大公报》上海馆编辑部会议上，胡政之作了重要讲话。谈到了“报人自处之道”：我还要提醒诸位一声，就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和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一张报纸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信，无穷的忍耐。我们要时时牢记着“操心危，虑患深”两句话，谨言慎行，敬业尽职。
这两段话，其实是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韦伯认为，职业精神是社会伦理的最特有的本质。艾略特指出，构成一个职业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大多数成员分享的价值。胡政之的这两个论点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也说明他对新闻工作、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有着深刻的认识。
胡政之还说过：“作新闻记者，作报人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各方面要诚，不能不诚。”在他看来，新闻记者必须对公众利益承担责任，报纸应该为公众利益谋利，而不能谋私利。应该提供真诚、真实和准确的新闻报道，叙述应当详尽、平衡和全面。报人必须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应当行使公众代言人的职责；同时新闻记者必须公平，给予争论各方同等机会，不应侵犯隐私权，应诚心诚意且迅速更正错误。这才是新闻工作的最高境界。
宪政的风度与精神
张育仁研究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史，他认为，胡政之不仅是“五四”精神的产儿，而且还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论政”的优秀传统，还体现了假道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把胡政之和余英时笔下的希腊知识分子做了比较，认为有着惊人的相似。
胡政之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和科学，曾做过律师。年轻时，他曾花了六年多时间写了《刑律原论》。在他的头脑中，有着清晰的国家发展方向，那就是“民主宪政国家”。1944年4月他发表了广播讲话《宪政风度》，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一是服从法律，二是尊重自由，三是公道竞争，四是容纳异己。“民主立宪，乃简单平凡的政治，既非理想之极臻，亦无神秘的作用。惟国民良好习惯之养成，则非一朝一夕可成。中国在世界现状之下，舍民主宪政另无他道可循。”
宪政的意义并不在于宪法的文本含义，而在于用什么方法来给予并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和行为，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被统治者的自由。其时胡政之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新闻事业在宪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推动宪政改革的重要力量，宪政是新闻自由的重要保障。报纸是中国文人论政的重要机关，是千秋万世的大事业，报纸只有保持其独立性才会有真正的希望，报纸的报道空间越大，政府才能越有作为，社会才越安定。一个人、一个组织不可能把一切正确思想集于一身，只有所有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报纸等新闻媒体正好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中介作用。胡政之的长子胡济生回忆说，张季鸾病危时，曾给胡政之写信说《大公报》只有紧跟蒋介石才有前途，胡政之大不以为然。
重新认识胡政之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也许这是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