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李嘉诚经营失败，香港应该不会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指责他为什么不坚持做原来的塑胶花“本业”，非要投资房地产还有别的许多事情，或者指责他为了追逐暴利而丢失什么“可贵品质”。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香港自由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当然，李嘉诚也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但是在今天的大陆媒体上，只要谈及最近数十温州老板“跑路”的新闻，论者难免要对他们做出“不务正业”一类的道德判决。对此，笔者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问一句：“为什么温州商人涉足房地产或资本运作就有罪？如果经营主业的内外环境越来越差，利润越来越薄，他们为什么非要孤军奋战下去？”
浙江温州的老板因为欠高利贷难还、资金链断裂而人间蒸发（走路）的事情，半年前就开始出现，近期日益频发，累计数字已有八九十起之多，涉及金额少则几亿，多的高达十几二十亿。有的老板躲去上海等地躲债，也有的干脆跑到国外，个别老板无路可走甚至跳楼自杀。令当局担忧的是，这种状况如果进一步蔓延，不仅可能因老板间的相互担保祸及其他许多中小企业甚至整个行业，还可能因高利贷泡沫破裂而酿成社会动荡。
而且，不仅温州，浙江另外一个民营经济重镇台州，近期也出现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风潮。“十一”长假期间，总理温家宝带着一众财税金融高官专程前往浙江温州和绍兴，更透出一种紧迫感。有人认为当局只要重拳出手，不难控制住局面；也有人认为北京现在才来救火，已经是“马后炮”了。
确实，以北京对付危机的习惯性做法，紧急调来几百亿资金，再配合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平息眼下的风潮大概不是难事。一个正面信息是，欠债最多的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已于十月九号从新加坡回国，将在政府参与下重组产业。毕竟，相对于温州地区四五十万家大小企业来说，眼下深陷高利贷而实在活不下去的还是很小一部分。今后，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政策，甚至同意地方政府的要求，让温州开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把庞大的民间资本从地下导入地上的正规金融系统，也可能遏制民间高利贷的盛行和蔓延。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触及，那就是这许多温州老板为什么会“不务正业”，以至抛弃原来的正业。而温州以及浙江其他地方要保住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关键是要让那些产业有钱可赚，更要减少业者的经营风险。不然的话，即使现在“输血”救急，资金还是会流往其他容易赚钱的地方和行业，业内资金又会再度紧缺。
记得十年前同香港多家媒体的老总和主编一起到温州采访。尽管那些外貌朴实的温州老板说着听不大明白的普通话，但眼前的事实让香港媒体同行颇受震惊。比如，温州有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镇柳市，现在居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低压电器产地，正泰和德力西两大集团成为西尔斯、沃尔玛等欧美大商场的主要供货商。
还有打火机、眼镜，等等，温州企业都占有了全球市场的一大半，制鞋、制衣、印刷、小五金等行业也都做得风生水起。1997年笔者到巴拿马采访，遇到一位到那里投资开设打火机厂的台湾商人，交谈中他表示，就是因为受不了大陆温州人的低价竞争，不得不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开厂，还是设在台湾政府花了大价钱弄成的出口加工区，享受优惠和补贴。（过了几年有消息说，这个微小的出口加工区也办不下去了。）
那几年，“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典范，甚至被当成奇迹。确实，温州那里地少人多，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可以吸引外资，所有的成就都是靠着温州人赤手空拳打拼出来，靠的就是敢于为天下先，不辞辛劳和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敢吃市场经济的螃蟹，抢占到了先机。一时间，温州商人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就连西部边陲的新疆喀什市的中心，十年前就竖起了一栋温商大厦，很是醒目。
那几年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蓬勃、利润丰厚的时期，温州老板的成功为他们带来了庞大的财富，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杭州和上海许多新建的豪宅小区里，开始出现温州老板和他们家人的身影，也推高了那里的房价。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山西煤矿以至古董艺术品拍卖场中，温州资金越来越活跃。这本来是资本逐利的正常运作，只要本业继续盈利，就不会有什么“不务正业”的问题。
但从2005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开始恶化，起点就是那年七月人民币汇率大幅跳升，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首当其冲承受重压。接着几年，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涨，由于劳工荒造成工资大幅跳升，由于政府在环保、劳动法规、土地拍卖、出口退税等方面的政策收紧，各地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平均利润越来越薄，亏蚀经营的越来越多。它们能够支撑到今天，而且多数仍然艰辛维持经营，已可算是奇迹了。
而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如同雪上加霜。它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或者转型升级，或者转移到低成本的内地省份，经营风险大增，需要政府扶持，特别是要对民企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但是，当局投入的4万亿救急资金，却多被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大企业用去，加重了“国进民退”的格局。比如，在山西省整顿小煤矿过程中，数以千亿计的浙商资本被排挤出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就是温州资本。
在这样的局面中，投资房地产就成了许多温州商人的必然选择。正如一位老板所透露的，他经营千人工厂一年的利润，还不如他老婆一人在上海炒楼的获利。但现在，不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小，投入房地产的大笔资金也因中央政府持续不断的“宏观调控”而被套牢，资金短缺开始浮现。
而从去年到今年，中国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加剧，当局不得不一再抽紧银根，使得温州民营企业更难从商业银行正规渠道得到资金，不得不更加依赖早就十分活跃的民间借贷。随着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本身按照市场供求决定利率高低的民间借贷就转变成高利贷，进而把整个社会差不多都卷了进去。不但那些拥有资金的私人金主变成了“老高”，政府公务员也大量介入放贷活动，就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也通过各种灰色渠道流入地下高利贷市场，牟取暴利。这样的高利率，当然不是一般的企业能够承受得住的。
说到底，温州问题反映的只是中国民营企业当前整体的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认真从体制和方针政策上解决民企的各种难题，认真维护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主角作用。不然，不仅温州的危机可能周而复始，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或者已经）发生类似的事情。
至于有人认为，当前温州危机预示着中国经济也将出现大问题，而且会跟着西方经济一起坠入谷底，那只是因为他们实在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最好先去中国中部和西部的省市去转一圈，回来再发表高见吧。（香港明报月刊本月底刊出，之前请勿公开转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