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198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跨省人口迁徙、福利支出、失业率等因素并作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以后，以基尼系数度量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上升1个百分点，刑事犯罪率将至少上升0.185个百分点，并且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会导致政府增加福利支出以降低刑事犯罪率；城市化会导致刑事犯罪率上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增加福利支出都会对遏制犯罪发挥重要影响。
关键词：收入分配不平等，刑事犯罪，动态面板数据
*吴一平，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芮萌，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通信作者及地址：吴一平，杭州市下沙高教东区学源街18号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310018；电话：13505816201；E-mai l：wypren1977@hotmail .com.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财政分权对政府质量的影响：理论与政策研究”（08JC790091）、2010年中国法学会部级重点课题“分配制度与反腐败研究”（CLS？？B1001）、浙江省优秀青年教师计划和浙江省151人才计划的资助。
一、引言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通常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同时并存，而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又常常伴随着高犯罪率。古斯塔夫森等（2007）利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次全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了研究，基尼系数已经由1988年的0.3953上升到2002年的0.4682.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犯罪率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总数为53万多起，犯罪率约每10万人56起，到1990年犯罪率突破每10万人200起，而到2005年，犯罪率达到每10万人358起。犯罪总量在28年间年均增长约8.4%，而犯罪率在此间年均增长了约7.1%（黄少安和陈屹立，2007）。Becker（1968），Merton（1938），Shaw and Mckay （1942）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犯罪的影响。Becker（1968）提出了犯罪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穷人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回报很少，如果把时间用于从事犯罪活动则可能增加回报。
Merton（1938）提出了压力理论，如果周围的人比自己更成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会让他感受到某种压力，可能会从事犯罪活动。Shaw and Mckay（1942）提出了社会紊乱理论，该理论认为当社会控制机制较弱时，犯罪就会发生。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学界开始从实证的角度去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犯罪的影响。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犯罪率上升（Fajnzylber et al .，1998；Imrohorog luet al .，2004），并且有些文献将刑事犯罪划分为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可能导致财产犯罪率的上升（Chiu and Madden，1998；Imrohoro gluet al .，2004），也会导致暴力犯罪的上升（Kelly，2000；Fajnzylber et al .，2002b ）。不过，结论也并非完全一致，有研究就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没有影响（Doyle，Ahmed and Horn ，1999；Neumayer ，2005）或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影响存在差异（Kelly，2000）。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中国刑事犯罪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胡联合等（2005）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刑事犯罪的影响，认为贫富差距对于刑事犯罪有显著影响。谢旻荻和贾文（2006）通过2004年省级横截面数据研究了GDP 、地区差异等对于刑事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等对刑事犯罪率有显著影响。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每上升1个百分点，刑事犯罪率将会上升大约0.143个百分比点。目前大多数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影响的文献都是对跨国样本进行分析，但跨国的研究往往数据资料可比性差，国与国之间未观察因素存在的差异很难加以控制（Atkinson and Brandolini，2001）。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影响的实证研究做了相应的推进，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采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可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比如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2）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Edlund et al .（2007），胡联合等（2005）研究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地区刑事犯罪影响时，采用城乡收入不平等来表示收入不平等，这是一种代理的方法，但该方法存在较大误差。根据WorldBank（1997）的研究报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1995年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一半以上，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动则可以解释1984-1995年间总体收入不平等变动量的75%.这里仅仅是对1984-1995年的计算，因此1995年至今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无法得知；万广华（2006）利用1993-2000年全国样本估计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大概是60%-70%，但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我们不能根据全国样本的计算结果就可以推导得出：城乡收入不平等依然可以解释总体收入不平等的60%左右。基于此，我们认为目前采用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代理方法存在误差，而采用胡祖光（2005）的方法可能更好。具体来说，我们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分省的五组收入分类数据，计算出了用基尼系数表示的地区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数据（胡祖光，2005），并且利用UNU/WIDER Wor 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WDII ）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是比较可靠的。
（3）目前研究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影响的文献在计量方法上都过于简单，采用的是简单的OLS 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没有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Edlund et al .（2007）没有考虑到刑事犯罪具有惯性，因此检验结果都是有偏的。我们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解决刑事犯罪的惯性和公检法司支出的内生性问题（Kelly，2000），并且控制了时间效应，避免了不可以观测的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犯罪的影响（Neumayer ，2005）。
（4）我们的样本数据包括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Neumayer（2005）所提出的增加国家样本数据可能会改变检验结果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现有的文献相比更为稳健。
（5）除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直接影响，我们还考虑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福利支出渠道对刑事犯罪的间接影响。
文章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是讨论了计量模型的设定以及所使用的数据；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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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了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避免了Neumayer（2005）提出的此类文献中存在的难以控制的国家制度与文化差异以及样本容量太小等问题，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在估计方法上，我们采用了动态面板的系统广义矩方法，考虑了刑事犯罪的惯性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测量误差。我们采用基尼系数来度量收入分配不平等，并且计算得出了两种基尼系数，在检验中交替使用可以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每上升1个百分点，刑事犯罪率会上升0.185-0.24个百分点，这一结果高于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以及Edlund et al .（2007）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会导致政府增加福利支出以降低刑事犯罪率。第二，刑事犯罪具有惯性，上一年的刑事犯罪率对本年的刑事犯罪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打击刑事犯罪必须从早期着手。第三，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刑事犯罪也会增加。这表明，刑事犯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内生现象，只有在发展中解决。第四，人力资本对于遏制刑事犯罪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教育等方式来提高人们的素质，利用人们的自我约束能力来防止刑事犯罪才是正确的途径。第五，增加福利支出会降低刑事犯罪率。
我们的研究对于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2004年将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而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其中社会公平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就缺乏社会公平，这会导致刑事犯罪等不和谐因素出现，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也存在较大的威胁。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是保持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