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大陆温州，9月来不断出现暴力讨债、企业老板出走和自杀事件。企业主逃跑欠下的债务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牵连所及，供应商、上下游都会被累得陷入绝地，此起彼伏的骚动惊心动魄。
有增值意愿的民间闲散资金，和需要资金维持发展的企业，就好比一杯溶剂中的正负电子，只要不强行阻隔，总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从而生成一个稳定的化合物。正常人类社会状态下都是这样的景象，不过在当今中国大陆，正负电子却因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而无法结合。
温州老板大逃亡现象，仅仅是中国私人企业境况的缩影。在中国大量央企、国企与民争利，制度性歧视私人企业的前提下，私人企业倒闭潮恐愈演愈烈。老板举债逃亡的骨牌效应，何处有解？
中国大陆私人企业资金链断裂风波愈演愈烈，风暴眼浙江温州连月来不断出现暴力讨债、企业老板出走和自杀事件。事实上，中国中小企业困境是全面的，而温州、东莞、上海尤为突出。
从今年初开始，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温州、东莞、上海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中小企业的缩影。
《新纪元》记者采访发现，造成中小企业生存难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货膨胀，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内需不振，外部经济环境不佳，人民币升值，央行收紧信贷等因素之外，政府的各种费用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
温州老板大逃亡
温州曾有着几十万家中小企业，温州的产品卖向世界各地，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中国中小企业的晴雨表。
温州市鹿城区黄龙一间皮鞋厂的老板章女士已经在鞋业拚搏十几年，她对《大纪元》记者表示，除了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相对国内的消费量来说，产能太大，市场无法消化。“我去年在全国各地消费旺盛的地方开了四家店，但都没做下去，只剩下一家。”“生产100双鞋，可能只有30双最终卖到消费者手里，70双压在零售商手里，市场消化不了。”“放在手里就是亏，在国内处理都处理不掉，50元出厂，处理价15元，还得是有人要的情况下。”“现在到哪里看到鞋都是头痛。”
温州双屿一间鞋厂的老板吴先生也表示，市场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都压迫了利润，外单也并不好做，内部外部经济环境都不好，“融资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现在越来越差，外销的欧元汇率在跌，也不合算。”
章女士认为，在市场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企业被淘汰。
除了市场不好，央行收紧信贷也令当地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从而导致一些企业走上民间融资的道路。然而企业一旦不能度过难关，年利率可高达100％以上的高利贷却往往成为企业迅速倒掉的推手。
日前，网路流传一张《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将近几个月来媒体上报导的众多“跑路”温州老板加以罗列。《清单》称，不包括一些小企业。
《清单》从今年4月份开始罗列，当月，温州三家老牌企业倒闭，老板“跑路”。随后的6月、7月，每月均有两位老板“跑路”。
虽然《清单》8月份只列出了三位“跑路”老板。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灾区”温州龙湾区永强镇，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借了高利贷的人）跑了三人。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规模的跑路实属罕见。
《清单》截止9月22日，9月份罗列了近20位“跑路”老板，负债金额上亿的不在少数。其中仅22日当天，就有9位老板“跑路”。
继9月20日温州最大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逃后，又有温州龙湾泰尔铜业、温州五洲轧钢厂和温州综艺鞋业老板于9月25日出逃。
在可查较大的29家老板“跑路”企业中，有11家从事皮鞋皮革业，电器制造业5家，钢材及铜业4家，餐饮业2家，其余分别所属眼镜业和印刷业等，每一家涉及的资产都有上亿元。
在众多中小企业老板争相失踪之时，9月27日，正得利鞋业老板沈某从住所的22楼跳下身亡。这标志着当地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从“跑路”升级为“跳楼”。
大的企业倒掉往往会牵连一批小的企业。信泰的倒掉使两百多家眼镜配件供货商没能收到货款，只能拿到一张白条，当地眼镜商会称，十几家供货商已经停产。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最重要在于2008年市场环境宽松时，银行追着企业贷款，导致企业大范围扩展业务。而到了2009年，突然银根收紧，只收钱不借钱，企业的投资步伐一下子刹不住车，结果只能跌落万丈悬崖。
此前周德文还透露，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中已有20％歇业或停业，他甚至还认为，如果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政策方向在今年下半年依然没有改变，40％中小企业在今年年底将处于半停产、停产、或倒闭状态。
东莞私企苦撑
珠三角同样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聚集地，而东莞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东莞市茶山镇贝乐园玩具厂揭老板接受《新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企业没有什么利润，经营很困难，“订单不多，玩具来说，往年这个时候是旺季，但今年这个时候还是淡季，整个行业都是这样。”以前他还做外销，但现在全部做内销，而且竞争还很激烈。
两个月前，他告诉《大纪元》记者，除了税收高，原材料也涨价很多，进货成本提高了10％左右，除此之外，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工资已经涨到2,500至 3,500元人民币，去年才1,800至2,500元，上涨在30％左右。”现在他再次提到：“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涨，厂房租金、水电费都上涨了。”
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国家没有贷款，“不想贷给中小企业，怕老板跑了。”而民间融资风险太大。“有些企业贷了高利贷，想维持下来，后面就倒闭了，债也欠了一屁股。”
“大家都在苦苦支撑，利润很低也在做，维持生存。”揭老板说，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基本上都这样”，在东莞经营困难的最少30％，有些经营不下就倒闭了。
他还透露，目前当地的制衣行业更加困难，现在很多也都是苦苦经营，也已经倒闭很多。总体来讲，他所在的地方，“当地500多家企业，已经倒闭有一、二十家。”
他还表示，这边也有“跑路”的老板，在他工厂旁边一家老板在上个月刚刚“跑路”。
东莞常平一间毛织厂老板萧致和（化名）对《新纪元》记者说，中小企业的负担根本没有降低，甚至比过去负担更重，“跟去年没得比，今年根本没有什么钱赚，只有亏本。”
由于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导致中小企业本身就不好经营，萧致和透露，“今年接的单都是内单，没有外单，买来的毛织机器，好的一台十几万，都是分期付款，但一台机器每天才能做出100多元钱的产品，没办法赚钱。”
对于报纸所说的中小企业减负行动，萧致和并没有看到：“赞助费、管理费等每年都有，对于今年来说，本身利润就少，这些都是企业的负担。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收费、税呀，都是跟以前一样，也没有减赋。”
萧致和表示，从事这一行业十几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困难，“东莞这里的毛织厂都是这样，不管那一家，都很困难。前段时间有个老板月供付不起，已经跳楼了。”
此前，东莞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倒闭，倒闭的还包括大朗宏事达家具公司、灵通涂料公司等东莞最常见的出口型小企业。这些企业倒闭时间集中在6月中下旬至7月中旬之间，共同特征是，老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卷款跑路，而后供货商上门追讨货款，最终员工获悉消息，集体上门讨要薪水。
上海、杭州生存难
紧邻中国东部出海口的是上海和杭州，当地也有大量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目前遇到的状况也并不理想。
上海一间中小企业的高管陈女士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小企业的负担很重，这些负担让中小企业很难生存。
对于企业负担，她表示，首先是17％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税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业进来的发票，不一定有进项，不能抵扣，是很高的，导致生意很难做，而且还有企业所得税等。”
除了税收之外，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还很严重，“上次当地工商分局罚款我们企业10万元，开了5万元的白条，上面盖了一个很模糊的财务专用章，不是他们单位的，这根本就是‘智能套现’。”
对于工商局对郑女士所在企业的乱罚款开白条，举报的作用并不大。陈女士说：“我告他们，可写了举报信给上海市工商局，最后这举报信反而转到被举报的单位——上海闵航工商分局去了，还派人到单位来找我……”
为了在政府机关办事能够顺利，她透露，中小企业还要不断的给政府机关送礼，“平时过年过节，那些购物卡呀、东西呀都不能断的送，断了马上有脸色看了，就不好办事了。每年要‘孝敬’两次，最起码的，中秋节一次，过年一次，不‘孝敬’（人家）不开心的，前几天中秋节，什么月饼呀、水果呀、OK卡了（购物卡），你要是不给他，办什么事就卡住了。”
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还要应对赞助、授课之类的。陈女士说：“有一家企业被当地镇政府要求每年赞助多少多少，说是为解决当地贫困户的问题，最后给一个白条。上次还有教育局的什么领导，来上课，上的课根本没用，现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又忽悠了老板2万元去了。”
最令陈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关单位“不去整央企、国企、政府机关，专门整小企业。”
陈女士还透露，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难，不得不通过一些担保公司融资，“我有一个企业，现在融资的年利率达到22％。”她说，由于中小企业各种成本加在一起负担太重，导致经营困难，“干什么都亏。”为了生存，一些企业不得不开始靠造假来降低成本。
陈女士透露，有一些老板，经营不下去，就大量让供应商供货，再低价抛出去，变现大量现金，然后用集体旅游或其他办法支开员工，最后老板消失了，工厂关门了。“最近青浦区就有两个搞汽配的老板跑了，以前还是纳税大户。”
杭州萧山的贾老板也有同感，他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形无形的费用令企业很无奈。如企业的各种证件，营业执照、许可证之类的，每年都要来收一次钱，所谓的年检就是收钱。各个政府部门还要搞各种培训，实际也是收些费用，企业是不得不交。
贾老板还表示，如果企业不小心违规，则罚款从数千到数万，全凭当官的说了算，关系好按最低，关系差就按最高，这使企业有时付出的费用太大。
加上当前经济环境不佳，这些都构成了当地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他很希望政府能减税，“放水养鱼”。
民间借贷断链 私企面临崩溃
大陆私企资金链断裂，“高利贷借钱是找死，不借钱就是等死”。中国官方把钱借给美欧富裕国家，任凭国内资金严重缺乏，有钱的负电子无法与缺钱的正电子相结合，这种被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电死的何止是私人企业？
有增值意愿的民间闲散资金，和需要资金维持发展的企业，就好比一杯溶剂中的正负电子，只要不强行阻隔，它们总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从而生成一个稳定的化合物。正常人类社会状态下都是这样的景象，不过在当今大陆却出现了种种怪象。
私企老板大逃亡
最近，“温州老板大逃亡”的消息引起世人的关注，仅9月22日一天，官方称温州就有9个私企老板因躲避还债而悄悄逃走。
9月20日晚11时左右，信泰集团执行总裁胡明芬不安地给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打去电话，说老板胡福林可能跑了。此时胡的电话已打不通。直到21日早上，胡福林突然主动给胡明芬打电话，说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面过广，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后来证实，这位董事长已经逃到美国了。
信泰集团成立于1993年，员工3,000多人，旗下的“海豚”牌是中国眼镜业唯一的驰名商标。除了眼镜业，胡福林还涉足太阳能光伏、房地产等行业，其目标是中国民营企业100强。据统计，信泰集团去年光眼镜的产值就有2.72亿元，今年1月份到8月份产值1.25亿元。
不过由于对形势判断过度乐观，战线拉得太长，投入也很大。据知情人介绍，前段时间银行将胡福林借贷的资金收回去了，他只好通过民间借贷解决资金来源，“一个月光利息就要还2,500万元，一年的利息就是3亿。这么多钱怎么还？”传说胡福林真实欠款是20亿。
同样面临资金链断裂的还有温州“永久弹簧”厂的董事长高志胜。据乐清当地媒体的报导，“永久弹簧公司的欠帐中，社会上的欠帐约达5,000万元，其中约有 2,000多万元是高利贷。担保公司将高志胜的女儿控制住，高志胜只好用自己将女儿换回来。有消息说，高已请求政府成立清算小组。”
更悲惨的是，9月27日当天下午竟然有两位民营鞋厂老板因资金压力相继跳楼自杀。一位是“温州正得利鞋业”沈姓负责人。当天下午4时许，同样位于双屿鞋都的“温州美人鱼鞋业”也传出负责人跳楼自杀的消息。
不光是在温州，类似无力还债而出逃者，遍布全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私企的大面积倒债风潮呢？
银根紧缩导致民间借贷兴盛
大陆金融业是中共掌管的国营垄断行业，银行利率的调控不是由市场经济自发决定，而是由中共官员人为制定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确保GDP 年增长不低于8％的稳定底线，中共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和9万亿的放贷，结果官方大量印刷钞票，使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最后引发全球性的通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泡沫经济的崩溃，中共又人为地采取极端强制手段，不断提高银行储蓄的准备金，把大量资金收回来。
银根紧缩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大陆私企的中小企业。银行为了减低风险，贷款对象常年都是国营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政府贷款的支持，若不想自生自灭，就得向民间借款。特别是2010年以来，私企普遍原材料涨价10％，工资上升30％，税收也提高了，而产品竞争更加激烈，产品价格很难提高。于是在上下游的同时挤压下，私企被迫选择向民间高息贷款。
私企被逼饮鸩止渴
在大陆，民间借贷从借出钱的这方看，叫“高利贷”，从借入钱的企业来说，叫“非法集资”。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就出现很多非法集资案，官方曾透露 2006年大陆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于是当局先后出台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 [1998]第247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 [2002]30），规定“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官方正规利率的4倍。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如2007年在辽宁沈阳爆发的“蚁力神”非法集资案，至少骗取了30多万户的近200亿资金。与上次主要集中在个别企业直接面对投资者所不同的是，这次集资类似于传销，层层加码，参与者是个人、小额贷款和投资公司，牵扯的百姓更多，集资的数量更大，危害也更大。
目前大陆官方的基准存款年利率是3.5％，贷款年利率是6.5％，而民间借贷最低也要3分的月利息，年利率是月利息的12倍，这等于贵了10倍多。在江苏泗洪县，高利贷最后一棒竟然炒到月息一毛两毛。从企业角度看，如今大陆的实体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一般只有3～5％，好的也就6～8％，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 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不过私企主面临的困境是：不借钱公司马上就得倒闭，借到钱才存在转机的可能，于是大多企业不惜饮鸩止渴，病急乱投医。
高利贷下的全民疯狂
与企业借高利贷相对应的是，不顾风险而出钱贷出的“高人”（放高利贷者）。人们谈论最多的江苏泗洪县辖下的石集乡，这个苏北欠发达地区，2010年全县财政收入才突破30亿，不过泗洪县共有宝马（BMW）在800辆左右，宾士600多辆、奥迪500多辆、保时捷50多辆、英菲尼迪（Infiniti）50 多辆、捷豹（Jaguar）30多辆、凯迪拉克20多辆、路虎20多辆、林肯10多辆、悍马10多辆、宾利3辆、法拉利1辆、兰博基尼（Lamborghini）2辆、玛莎拉蒂1辆……
这些名车都是当地人放高利贷（放爪子）得来的“战利品”。据石集人向记者介绍，当地不少人放高利贷，借来（月息）2分、3分，放出去1毛、2毛，甚至更高。以月息1毛（10％）计，借出去10万元，1个月后收回来就变成了11万元。
据悉当地“放爪子”的人也有好几个层次。有人将钱投给“放爪子”的人，得到的是3至5分的利息。尔后，“放爪子”的人再将钱放给自己的上线，上线给的利息可能会是1毛。中间经历多个环节后，钱款到达借款人手中的时候，利息有的已高达3毛（月息30％）多。据不完全统计，当地投入高利贷的资金约20亿元。
比温州更厉害的是内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放贷。外界估算其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且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入当地房地产市场。
不过疯狂过后，当借贷大户一夜间“失踪”、停止付息后，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除少数人一夜暴富外，更多的人已是血本无归。如在泗洪县，已经出现几起命案。如6月24日晚，4名放高利贷的石集乡村民，找上线要钱后，所乘轿车被追撞，村民吴刚当场死亡，刘彩胜送医院后不治身亡，张守虎重度昏迷，冯雷受重伤。同样的事情也在福建安溪县发生过，在这个不到20万人口的小县城，首富许火从跑了，他欠下的3亿多债务令民间借贷也瞬间崩盘，留下众多债主血本无归、望天无泪。
祸根不在民间 而是政府
最近大陆一两年掀起了民间借贷的第三次浪潮。据《中国证券报》9月22日报导，仅9月1日至15日这半个月内，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的存款，出现了罕见天文数目的4,200亿元负增长，外界分析这4,200亿元大部分是流向民间借贷市场，以获得更高收益回报了。
面对近日不断曝光的借债人“逃跑躲债”现象，有人说是民间高利贷导致了企业破产，不过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反问道：“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他建议要放开民间借贷，从政策上加以规范和引导，光堵是不行的，越堵，借出钱人越少，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就会越高，引发的悲剧就越多。
庞氏骗局、马多夫与老鼠会
贪婪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劣性。目前大陆曝光的各地高利贷事件，实质都与美国金融界名人、前纳斯达克主席马多夫（Bernard L. Madoff）的骗局类似。都是与“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具有相同的原理：并不依赖公司具体实业来赚钱，而是利用金字塔形的层压式推销，拿新加入者的本金来支付老会员的高额利息，只要不断有新人加入，骗局就能不断上演。
马多夫以深奥难懂的对冲基金为掩盖，保证投资者每月获得1％的利息，蚁力神以养蚂蚁为藉口，15个月养一轮蚂蚁就获得32.5％的回报率，如今大陆的高利贷把这些障眼法全省略了，直接就是“玩钱”、“放爪子”、“击鼓传花”，只要最后那一棒不“跑债”，或者说只要最终借钱人不赖帐、不是个“坏老鼠”，这种比老鼠繁殖还要快的众人捞钱游戏就能进行下去，令参与者陶醉在短暂的欢乐中，什么“贫困县出宝马乡”，“鄂尔多斯一半人家放贷”、“温州家家玩钱”等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民间借贷坏帐率比银行低
不过也有很多人看到另一面，称目前大陆媒体故意夸大“跑路”现象，目的是为了配合官方对民间借贷的故意打压，相比于官方银行40％的坏帐率，民间烂帐比例还低得多。大陆知识产权律师周宾卿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的贷款主体还是银行，民间借贷相当于在他们的锅里抢肉吃，官方会通过各种藉口来对民间资本进行管制和打压。
对于民间借贷在短期内会出现大的震荡这种说法，他认为是危言耸听。大多数民间借贷的资本都是民众的辛苦钱，出借方会非常关注其风险控制。“坏帐会一直都有，风险也会一直存在，但目前大陆媒体有炒作之嫌，目的就是不希望民众把钱投入民间借贷中去。其实国有银行的坏帐一定是高于民间借贷的坏帐的，它们可以通过政府拨款、全民买单的方式来填补这些漏洞，民众不会知道烂帐的具体数据。”
广东佛山一家民间抵押贷款公司的老板陈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们做小额贷款已做了两年。贷款者需以房子、汽车、黄金做抵押获得贷款。“我们按抵押物的 7、8成提供贷款。比如以房子抵押，双方需要办律师见证，房管局办抵押手续，办理公证等。我们一般以3分的利息揽储，再转手以5分的高息放出去。客户如果不还钱，我们可以直接将其房子卖了，当初做公证就是这样的意思，风险自担，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出什么事。前两天一个私企老板急需用钱，他不想把价值100万的房子卖掉，这样不但要交税，还要花仲介费，等今后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来，他直接用住房抵押，从我们这贷款30万周转一个月，这样少了很多折腾，双方都满意。”
不过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表示，如今大陆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0～100％，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年利率，更不必说年利率100％的高利贷了。大陆出现这么众多的高利贷现象，这说明现在大陆私企被逼上了绝路，他们的资金链断裂了，“借钱是找死，不借钱就是等死”，反正都是面临死路一条的绝境了。
他同时指出，中国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把钱借给美国、欧洲等富裕国家，同时国内资金又面临严重缺乏，这在经济史上也是很罕见的现象。大陆私企面临的困境，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
在中国大陆，有钱的负电子无法与缺钱的正电子相结合，这种被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一定会把中国经济的主体电死，这是必然的规律，只是放电时间早晚而已。
受压制的经济增长火车头
私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大陆城镇70％的就业由私企提供，中国经济过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然而在中国，官方却不重视民营企业，甚至一直对私企带有制度性歧视。
近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并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人把中国经济的活力含糊地归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过英国《经济学人》在2011年3月刊登的《竹林资本主义》一文中称：“中国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决策，还取决于自下而上的活动。就像德国有其强大的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一样，中国也有很多欣欣向荣、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的竹林资本主义。”
解决70％就业 私企已成经济主体
相对于国家公有的国营企业，3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大陆出现了大批非公有制的私有企业（私企）。私企以前以个人和家庭的“个体户”为主，近十年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经过几十年的国营企业改制，目前剩下的国营企业都是规模庞大、掌控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所以一般大陆媒体所称的中小企业，也就是私企。
2011年1月18日，据大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2005至2010的“十一五”期间，大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840万户，年均增速达14.3％，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54％。据估算，2010年底中国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8亿，成为吸纳扩大社会就业的主要管道。
从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上看，这五年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速20.1％，总额超过19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超过3,400万户，注册资金超过1.3万亿元，较2005年底分别增长41％和133％。
从对外贸易来看，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高于国有企业出口总额1倍以上，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30％以上，私企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主体；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大陆私企在具备较高营运效率及竞争力的支持下，期内盈利增长17.4％，大大超过国有企业-4.5％的负增长。如今超过300家私营企业已在香港、新加坡及纳斯达克等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李宁、国美电器、玖龙纸业、中国蒙牛、中国旺旺及腾讯等大型民营企业。
从税收上看，2010年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万1,173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2.0和12.7个百分点。前不久官方首次公布《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称2009年央企上缴税金1万1,475亿元，“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不过有学者更正说，“国企的利润来源于不缴租金”。在政策性歧视私企的大环境中，国营企业占尽所有好处，但给国家的贡献却那么少，国资委还有脸来回顾。
在过去十多年间，大陆注册私企的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有学者推算，大陆未上市私企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比国营企业有限的4％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前些年大陆官方对私企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经济统计数据也经常忽视私企的作用，不过随着私企如雨后春笋般的暴增，目前连外国学者都认识到，大陆城镇70％的就业是由私企提供的，中国经济过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私企
不过大陆官方一直对私企带有制度性歧视。在中国80个行业当中，目前私营企业仅能参与42个行业。直到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才颁布“新36条”，允许本土私营企业投资于能源、金融、物流、社会服务、通讯、国防及科技、公共房屋兴建以及其他基建工程等行业。然而这个纸面文件到具体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早大陆官方对私企实行“睁只眼、闭只眼”政策，听任其自生自灭。没有多少法律监管，也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如私企克扣工人工资福利等。不过最近一两年，中共打着保护中低收入者、保护私企员工利益的旗号，推行《劳动法》的“最低工资制”，“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裁员比例控制”等，表面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形中把本应政府做的事推给了企业，给私企经营者带来巨大压力。
据悉，2010年以来，随着富士康等外企加薪24％，全国各地私企工人的工资都上涨了20～30％，加上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私企的制造成本都大幅上升，而产品价格却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而无法上涨，这令许多私企面临资金周转不灵的巨大困境。
对比西方国家，政府只是在宏观上确定经济发展大方向，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并通过征税进行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而在中国，国家设立的大量央企与国企，实质是“与民争利”。比如高房价的本质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费者征收高额的税，政府把自身承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不加选择的推向市场等等，这是政府的错位。国营企业按理是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国企的高额利润应该平分给全体人民，把钱用在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上，如今北京当局却把这些重担都推给企业主，政府表面上是名利双收了，但最终这些还是会由企业转嫁给员工。
没有法律监管，也就没有法律保障，这令私企的正规募资成为泡影。大陆媒体报导说，2009年3月，中国的总体银行贷款只有13％流向私人公司。而作为对比，非公有经济产生了中国经济支出的三分之二。私企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向民间借取高利贷，利率从18～200％，而且很少有两年以上的长期贷款。
在《中国经济缺什么》一书中，作者朱敏汇集20位主流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读，指出中国存在政府“定位分工上的错位，管理执行中的越位，对内保护上的缺位”。他说：“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实都绕开了国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最低工资、社保、失业、审批、索贿、劳动纠纷等等这些反映经济问题的名词似乎变成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专利。对于国企，行政和司法都绕着走，对于私企，政府却是又爱又恨的紧盯不放，因为它们既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又是政府的财税源泉，甚至是官员“私房钱”的保障。国企不改，一半的经济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经济必将奄奄一息。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
不重视私企 印度将超过中国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是研究中国与印度“龙象之争”的知名学者，2003年他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印度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引起世界关注。印度全国引进的外资不如上海一个城市，但在没有多少外援的帮助下，印度经济稳定地持续增长。印度成功的经验是在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上，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短短几年就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国际大公司。
然而在中国，政府却不重视民营企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2004年全国人大才通过宪法修正案，提出对私有投资者的产权保护，而外资企业却早在1982年便已获得同样的保护，两者相差了22年！
同样在贷款方面，1980年代，25％的私企能获得官方贷款，1990年代下降为19％，而到了现在，据北京大学调查，仅有15％中小企能从银行借到钱，剩下的一半以上就得依赖民间借贷。今年银行又把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要求，从过去企业资本至少500万提高到1,200万，这样更多私企得不到银行贷款，就可能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民间借贷游走在高风险的高利息的环境中，其利率至少是官方的4～5倍，由于缺乏资金，私企只能搞短平快的小项目，无法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最终只能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挣扎。本文转自244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