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经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陈云，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对此，他坦然面对，深刻剖析，总结经验，完善方法，充分显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自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陈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但是，从在江苏省委领导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到中央苏区再次领导工会工作，正是第二次、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全党盛行之时。在这种情势下，陈云在领导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束缚。陈云说，大革命失败了，站不住脚，脱离了生产，参加领导机关工作，受了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盲动主义的影响，以至立三路线的影响，许多“左”的观点在他脑子里成了天经地义。所以，他能和教条主义与‘左’倾路线结合起来。
十多年过去了，陈云的理论水平显著提高，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也逐渐形成。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如何分清是非呢？就是当一个主张决定了，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客观的情况。假如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也不要忙于就跟着说这是机会主义，要看一看。假如有人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路线是不是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也应该考察一下。过去是不是考查了呢？没有考查。比如，在上海要罢工，该罢不该罢，应该弄清楚，不要听书本上和别人讲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崩溃，所以我们这个工就要罢。这个工罢下去，对工人有利还是没有利？又如打中心城市，该打不该打呢？那就要考虑考虑，敌人城墙有多厚，多高，敌人有好多，你自己大炮也没有，你自己能不能打进去？打进去能不能站稳？如果不能站稳打进去又要退出来。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只要辨别就能弄清楚。
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其实，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共产党中央就是决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命运，责任这样重大，搞得好那就对得起老百姓，搞得不好，那就要死人，可以死几万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可以把革命推迟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少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在中共七大前，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摸索正确的发展道路，通过六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和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党才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迎来了胜利的、团结的中共七大。在决战前夜这样一个重要时机，陈云认为：“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因此，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省委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没有严格执行，以及一度打风盛行，犯了很多‘左’倾错误。”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陈云这样写道：出现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七个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
一、对于贫雇农翻身，在现阶段只能翻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恰当的认识。现在看来，分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口以后，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于牲口还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后发展生产中逐步解决。否则，必然打击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农对土改犹豫观望的一面，没有充分认识坚定地团结中农的必要，分了富裕中农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农。这种做法，贫雇农经济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损失甚大。
三、没有研究富农剥削剩余劳动量的大小，以为凡雇长工者都是富农。当时不知剥削部分只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应划为中农。因此，误划许多中农为富农。对佃富农，则偏看其二地主性（转租地主土地），他们在乡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与旧富农大体上同等对待。
四、在工商业政策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原因，在于未彻底认清保护工商业、发展经济，无论对城市和乡村，对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对支援战争，都是有利无害的。
五、在打人问题上，当时没有认识到，农民打恶霸虽属正义，但群众运动中人多手杂，打风一开，就会乱打，其结果必然祸害百出。以法庭来处罚应惩之恶霸，既可避免乱打，又可为农民伸张正义。
六、运动中凡属农民提出之要求，总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从全局和长远看来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当时说来也是不尽合理的。因此，在运动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众的尾巴。
七、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运动范围可以大些。但如无明确政策，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干部，过度扩大运动范围，就容易出乱子。
陈云严格要求自己担负的工作，一旦发现错误，甚至是很小的失误，都是立即检查，坚决改正。所以，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亿万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出发。他常讲，人民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要把这些事情解决好。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那是应该的。反之，就没脸见人民群众。
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嘉善、萧山，江苏吴江、昆山、吴县、无锡等等。
在调查中，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问题，陈云多次说，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公社党委书记有他的责任，但是也不能完全怪他；县有责任，也不能完全怪县；省、市有责任，也不单是省、市的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有许多东西是中央确定的。他就在中央，他也有错误。他们是好人，结果做错了事情。面对群众，陈云明确表示，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找出问题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于是，陈云对三个最要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了全面、比较、反复的研究，提出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少种一些双季稻和小麦、多分一些自留地等主要意见。陈云说，母猪还是私养好，试验结果证明，母猪放回户后，快死的救活了，干瘦的逐步胖起来了。关于种植方法的改变问题，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要很好地继承、研究群众的经验。关于自留地问题，陈云说：“南方有些地方的县委、公社舍不得分自留地，有的地方自留地只占总土地数的百分之二三。看来这么做不合算。民主得有物质基础保证。群众有了自留地，今天卖点瓜，明天卖个蛋，生活方便，花钱方便。没有自留地的基础，我看很难讲民主。”
回到北京后，陈云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篇调查报告，这些意见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受到很大干扰和阻力，所以，陈云的建议最终无法实现。
1962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为切实贯彻调整方针端正思想路线。会后，陈云多次发言，提出了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使认识更正确些的观点，以促进思想路线的调整和统一。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主要参考文献：
①《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
金冲及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来源: 《红广角》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