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安门升旗仪式是意义的综合体，无论是其实体要素，还是仪式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政治“隐喻”与政治功能。官方如此努力地组织升旗仪式不是为了取得某种物质层面的成果，而是为了赢得人们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
一、仪式与天安门升旗仪式
关于“仪式”有很多种定义。一般而言，在界定仪式的含义时有两种取向。1一种是狭义的仪式概念，即仅把仪式限制在宗教领域并将其界定为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另一类是广义的仪式概念，即把任何标准化的人类行为都界定为仪式。这两种意义处于仪式概念连续谱的两端，要么过于狭隘，要么过于宽泛。在这里我们将主要使用卢克斯（StevenLukes）的仪式概念。他认为仪式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2比较而言，这一概念更具有指向性。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活动，其首要特征就是“象征性”。3所谓“象征在其实质上是有意义的现象，它指涉与其自身直接意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4“正是象征赋予了仪式行为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不具有象征意义那就不是仪式，而是风俗或习惯。”5
其次仪式行为具有形式化的特征。它遵循高度结构化、标准化的程序，而且通常是在特定的地点与特定的时间进行操演。所选择的地点与时间赋予了仪式特殊的象征意义。
再次仪式具有戏剧化的表演性。仪式的表演性特征意在创造一种氛围，使人们置身于特殊的场景之中，从而能够使人们脱离日常的时间与空间，进入仪式再造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在仪式再造的特殊时空中，人们能够生发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常有的情感。
“仪式”依其定义而言在于使参加者注意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我们可把这种对象称之为“仪式的主题”，而仪式的其它构成要素意在塑造氛围、烘托主题，我们可称之为“仪式的道具”。按此分析逻辑，可把天安门升旗仪式分解为仪式的“主题”与“道具”。国旗是主题，升旗的场所、形式、国歌等则属于道具。
下文将按上述分析，对天安门升旗仪式依次展开讨论。
二、天安门升旗仪式的主题──五星红旗
对中国而言，国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是“舶来品”。自清王朝创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始，其后历届政府都创制了自己的国旗。中共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后，于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选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除了其设计符合《国旗征集启事》的要求外，更重要的在于其设计者曾联松赋予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曾联松在其设计图案中指出：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中国的大众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五角环绕着大五角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旗面用红色，表示热烈，象征革命，五星均呈黄色，象征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6但也有人提议：五星红旗虽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以后，岂不是要更换国旗吗？7毛泽东提议：把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改动一下，四颗小星不代表四个阶级，五星红旗代表的是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8由此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经过官方的重新阐释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9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革命史实的象形记载，其象征意义也深深地打上了革命时代的烙印。在以“革命”而取得独立的中国，革命曾占据了中国近代的大段历史，也占据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大部分生涯。正因为如此，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革命”具有一种崇拜感，几乎成了处理问题的一种锁定的路径依赖。以至于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色彩依然笼罩着中国的政治舞台。所以，当官方把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界定为“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则再一次祭奠了革命，也再一次透露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革命的崇拜。
随着代际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的色彩退却了，发展、稳定占据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革命已真正成为历史，而官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界定的象征意义似乎已经显得与时代不合拍了。于是在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旗法》颁布时，官方对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又做了新的阐释。《国旗法》规定：“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10随着时代的变化，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已由“革命人民大团结”悄悄地改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了。
虽然五星红旗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在中共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成为人们膜拜的圣物。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象征符号的重要性。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后，1928年12月17日就公布了《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旗法》直到1990年6月28日才出台。烘托国旗的升旗仪式是如此的简单潦草，以至于在建国后近30年的时间里，这个泱泱大国的升旗仪式竟然是由北京市供电局的两个工人来承担的。
五星红旗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未成为真正的圣物，也许是因为它被笼罩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与领袖个人魅力的光环之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是党国一体的体制，中共这个政治体是国家这个政治体的神经中枢。在中国刚获得独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光辉业绩还光芒四射时，人们对中共的感情也许远胜于对国家的感情，或者人们对国家的热爱都转化、包含在对中共的崇拜与感恩戴德之中了。而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成为人们情感投射的中心指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成为中国的“神”，成为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根精神纽带。在中国政治系统中，毛泽东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囊括了五星红旗的象征作用。
毛泽东逝世后，代际领导人的更替使个人崇拜的狂热之情冷却了下来，毛泽东作为中国的“神”走下了圣坛。而八十年代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党政分开”的改革决策使“中共”与“国家”这两个政治实体的分野逐渐清晰，“国家”的概念开始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毛泽东时代铁板一块的思想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人们的利益也出现了分化。而走下圣坛的毛泽东，此时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作为激发、凝聚整个社会情感的“神”而普罩中国大地了。然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存在需以人们共同的集体意识与认同感为基础。因此，在领袖神话逝去的年代，在社会分化的中国，五星红旗作为国家的象征也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视。所以从1983年开始，中央下达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旗教育的指示与通知。1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旗法》也在1990年出台。天安门的升旗也从八十年代开始趋向仪式化。
三、天安门升旗仪式的道具
仪式作为一种表演活动通常在特定的场合与时间举行，并按照高度结构化、标准化的程序进行操演。仪式操演的时间、地点与程序并不是随意安排、任意而定的。而是组织者精心安排、慎重设计的结果。
天安门广场、升旗的程序、国歌不仅仅是升旗仪式的物化道具，更是承载仪式象征意义的载体与编码。
升旗仪式的举行地天安门广场是中国重要的政治“剧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圣地。
天安门作为故宫的南门，是通往皇宫的正门，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之前，皇帝的神圣权威一直是通过这道大门播扬的。最后一个王朝的灭亡使天安门原有的象征功能不复存在。1919年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前抗议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签署的卖国条约，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这场以“五四运动”而知名的抗议开创了现代学生运动的先锋。此后数十年中，为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学生冒着被镇压与监禁的危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议。由此天安门开始承担了新的功能，其历史角色发生了变化。
1949年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革命的领导人中不乏当年示威的学生。中共视“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赋予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天安门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就成了承载革命记忆的象征物。由此，天安门便由播扬帝王权威的符号变成了革命的象征。
建国后为了安排更为壮观的庆典，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经过数次扩建，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古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是隐身于天安门之后的深宫高墙之内，显得神秘而又至高无上。天安门之后的皇宫也便成为权力的中心所在。而当共和国的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狂欢便成为共和国历史永恒的一瞬了。此后，经过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便成为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与政治活动的场所。天安门城楼也便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与领导人主持重大典礼与政治活动的舞台。由此，中国数百年来的权力中心从门后转移到了门前。天安门广场便作为共和国的象征与重要的政治中心载入了共和国的历史。
升旗仪式的程序
由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并未意识到国旗这个象征符号的重要性宣扬国旗的仪式也就受到了官方的冷落。
从1949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天安门的升旗是分别由北京市供电局的两个工人来承担的。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只有在节日才升挂国旗，而且那时也没有群众围观。升旗的形式也很简单。
从1976年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的官兵承担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升旗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的节日升旗改为每日升旗。升旗的形式由一人升旗改为两人升旗。但那时升旗依然不奏国歌，升旗的时间也不固定。
从1982年12月开始，天安门升旗的任务由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即国旗班来担任。由此，升旗仪式有了重大改善。升降国旗有了准确的时间，即要与太阳一同升起、一同降落。这一特殊时间所传递的象征意义是“祖国与日月同辉”。升旗的形式由以前的两人改为三人升旗。1983年的“建军节”新的升旗仪式正式在天安门广场上操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84年李大维提出建议在电视节目开始前应奏国歌、映出五星红旗。12他的建议被采纳。从1986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作为新闻联播的片头向全国播放。
虽然从1983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已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官方对这个仪式的真正重视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凝聚功能凸显。执政阶层显然意识到了五星红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性。1988年3月，全国侨联副主席、天津塘沽区副区长黄其兴，向政协提交了一份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的提案。提案提到：“国家观念是民族凝聚力之本，国家观念淡薄了，人心散了，比经济问题更可怕，因而需要制定一部《国旗法》，通过法律形式，加强公民的国旗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13由此，宣扬展现国旗的升旗仪式也开始受到执政阶层的关注。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李玉坤赴美考察。在美期间，美国人强烈的国旗意识使他深有感触。回国后他写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有关国旗升降办法的建议》。他在《建议》中写到：“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费用是有限的，而它在人们心目中所起的作用是无限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国旗的存在对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往往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升旗、降旗决不是一种形式，其意义极为深远。”14
在这种情景下，为了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政府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着力进行了改造。
1991年政府对原来简陋的国旗基座进行了改造。改建后的国旗基座平面呈三层。内层汉白玉基座，象征着“纯洁高尚”。第二层是褚色花岗岩石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绿化带，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在基座的四周是56个隔离墩围成的护栏，象征着“全国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为了加强仪式的表演性，激发大众的情感，1991年官方策划了新的升旗仪式。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来操演。仪式分节日与平时两套方案执行：每逢重大节日和每月的1日为节日升旗，由62人组成的军乐队现场演奏《歌唱祖国》乐曲，升旗时奏《义勇军进行曲》，平时升旗播放国歌录音。
国歌
在分析了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场所与程序之后，还有必要提及国歌。“国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代表本国的歌曲，用于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奏。”15从这个意义而言，国歌是经由国家规定的全民族的乐曲，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性。
对升旗仪式而言，国歌是仪式表演必备的声乐要素。
一方面，升旗仪式需要国歌的乐声来感染人们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情感，就如同在舞台上在某些特殊时刻需要利用音乐与声响来刺激人们的情感一样。
不仅如此，升旗仪式更需要国歌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仪式的现实场景提供一个在场的历史背景。《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欢唱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其歌词更是对中华民族一段特殊历史遭遇的记录与陈述。这段历史遭遇几乎在此后每一代人的心目中都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而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则被官方定义为这段历史遭遇的圆满终结。国歌在仪式现场的演奏能再现那段历史，从而激发人们对中华民族那段段特殊历史遭遇的追忆与反思。当人们把这种历史情怀与五星红旗升起的现实场景联系在一起时，一种感动、自豪亦或类似的情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所以，国歌不仅为升旗仪式营造一种声乐氛围，更重要的在于为仪式的现实场景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背景。
四、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政治功能
官方于1991年设计的新的升旗仪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16一般来说，春、夏、秋三季每天大概有近三万人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冬季相对少一些，每天大概有二万人左右观看升旗仪式。17节假日观看升旗的人数则更多。尤其是在国庆节，从1991年国庆节开始每年国庆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都在10万18以上。
观众的到场确认了仪式的有效性。在任何一种仪式中，公众的缺席从定义上就表明了仪式的失败。尤其对于天安门升旗这一“开放性”仪式而言，大众的回应与观众的在场尤为重要。因为与其它仪式相比，这一仪式并非强制观众到场或安排大众参与。为了确保观众到场，官方精心设计、策划升旗仪式以吸引大众到场，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大众极力宣传、推销。19除此之外，官方还通过制度措施，以加强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渗透性与扩散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官方通过出台《国旗法》使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并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在全国中、小学甚至高等院校建立升旗制度。20
官方凭藉各种资源优势不遗余力地组织天安门升旗仪式，不在于它能产生什么物质效果，而在于它能对人们的政治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升旗仪式如此隆重，目的是烘托仪式的主题“国旗”，意在向大众提供“国家”这一抽象政治实体的表像符号，以向大众灌输一种“国家”概念，从而加强人们对“国家”这一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无论是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的国旗本身，还是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的升旗时间；也无论是象征“纯洁高尚、人民江山万代红、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国旗基座，还是象征“全国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的隔离墩，都是为了表达一种对祖国的美好情感与激发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崇敬之情而设计的。通过升旗仪式本身极富魅力的表演和勾起人们历史记忆的国歌与庄重、神圣的仪式氛围，试图营造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时空。在这里平日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对祖国的情感被激发、唤醒，一种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之情得到了生发与强化。“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神话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与庆祝。
从这个意义而言，升旗仪式是通过表达与演示象征意义来强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的政治心理。正如徐大同先生所言“国旗、国歌、国徽都是特定的政治符号，这些符号通过一种直观的形式，对人们政治心理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传递该民族的政治文化。人们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重要场合要奏国歌等活动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聚集作用。”21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升旗仪式的整个组成文本是一个象征意义群，是记录、传达政治文化的载体。因此，在官方的意义系统中，天安门升旗仪式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国家对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一种重要策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
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之情，更深层次的是为了向公民寻求对政府的支持与合法性认同。尽管国家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实体，但在政治实践中所有的政府都是以国家代表的面目出现的。对大众而言，政府代表了国家，是国家的具化机构，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感受都来自于政府。当存在国家认同危机的时候，必然就会出现政府合法性危机；而对一个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常常也会导致对国家权威的挑战。所以，培养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之情，意在强化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这正是天安门升旗仪式隐而不宣的功能。
从升旗仪式的主题国旗本身来看，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与其权威性。五星红旗不是任意一个“国家”的象征符号，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增强人们的爱国观念究其本质是强化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支持。其次，五星红旗不但是国家的象征，也是中共革命那段历史的图像表达。五星红旗在当时之所以被选定为国旗，是因为其设计者在设计图案中指出：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中国的大众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五角环绕着大五角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喧唱，则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共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共执政的历史基础。
当然，大众在观看升旗仪式时不会意识到这一层。大部分人对升旗仪式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官方的权威解释上。大众只是相当然地把观看升旗仪式仅仅看作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深意究竟何在、国旗象征意义的真正隐喻便是模糊或混沌的问题了。因为“各种象征符号主要是用来发展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了使各种象征符号有效的运作，它们的社会功能必须要尽可能地停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人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些符号。一旦人们得知了这些象征符号的功能，这些象征符号就会失去一大部分原有的效果。”22所以，当观众在国歌的旋律中陷入一种历史回忆中时，当观众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肃然起敬、被一种神圣的爱国情怀而支配时，则在不知不觉中表达了对中共执政历史基础的认同与对政府的支持，尽管在意识层面上未必会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天安门升旗仪式是意义的综合体，无论是其实体要素，还是仪式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政治“隐喻”与政治功能。官方如此努力地组织升旗仪式不是为了取得某种物质层面的成果，而是为了赢得人们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来源: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