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内首次从省际层面公开披露，区域政权关于粮政决策的真相。
我们试图探寻一位粮食厅长与一个决策群体的分歧和交涉，揭示那个年代的区域行政，究竟为谁服务；读者能够看见，在一个革命体制且缺乏法治的年代里，人的良知，如何艰难蹒跚于公共事务中，或挺拔或颓废或圆滑；并深思，为什么在粮食连续大丰收、以粮为纲的日子间，却有近半数农民连续发生饥饿、逃荒——
中国现代思想史著名学者朱正，评价发生在贵州1977-1978年的这场粮政决策时认为：“从一个省的粮食工作一个小小的窥孔中，可以看出改革的极端必要，和改革的极端艰难。”因此，珍惜改革、继续解放思想，应该是中国人毫不动摇的选择之一。
“从一个省的粮食工作一个小小的窥孔中，可以看出改革的极端必要，和改革的极端艰难。”这是著名学者朱正对发生在贵州1977-1978年的这场粮政决策始末的评价。
2007年秋天到2008年春天，我们七次拜访那场粮政决策的主角之一、原贵州粮食厅长王民三。
王民三，1940年16岁在冀南投入抗日征粮，1949底随部队进军贵州并接管国民政府田粮处，1956年被周总理任命为贵州粮食厅副厅长，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离开粮食管理岗位——粮食管理，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阅历。
如今，已经83岁的王老，住在粮食厅的老宿舍楼里，听力开始有些障碍，拿着放大镜阅读时，手已有了断续的老年性抖动。
第一次见他桌上堆积的《炎黄春秋》时，我们曾问过，您为什么还看如此“前卫的杂志”？他操河南口音说：“粮食不断涨价，民以食为天，我担心了一辈子。”1978年主持贵州粮食厅工作的王老，向时任省委书记曾这样说；30年后，在他澎湃却无声的晚年里，他仍在说。
解冻之年的尖锐分野
1977年，王民三52岁。
这一年，被文化界称为“解冻之年”，同时，贵州农村还是一个丰收之年，但是，乡村农民，望着稻田里沉甸甸快要成熟的稻谷，却露出难以言说的表情。
此前的1975、1976两年，贵州的粮食产量均超了100亿斤，可这两年的上半年，农村照样缺粮，而且，缺粮面积分别达到41.6%、49.1%（引自《贵州省志-粮食志》，P84），不断有浮肿、外流、逃荒、要饭的情况在缺粮地区出现。这，又是为什么？
统计报告表明，1977年贵州粮食产量达到了133.22亿斤（援引同上P14），王民三说：明显是有水分的，但粮食丰收也是事实，真实产量大约在120——128亿斤之间。
那么，农民为什么没高兴劲呢？
他想了想，继续说道：原因是，长期奉行的“国家征购、集体用粮优先于农民口粮”的原则，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农村最低口粮标准。
查阅相关资料，1977年，全省因提留农建粮过多，挤占农村口粮的生产队占40%左右，全省还有30%左右的生产队被征购了“过头粮”2亿斤（同上，P84）。
这样，农民怎么能高兴起来？
1977年3月，马力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大会上说:“对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贵州的落后面貌。”但有乡村农民，还是直接把缺粮断炊的上访信寄给北京，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电话干预。另一位副总理也来电话，要求重视类似的问题。
王民三说：粮政，在任何时候都是牵一发动全局的事情。
这年8月，贵州安排来年的粮食计划时，省委书记马力讲：“1978年粮食产量计划达到150亿斤，1979年不吃调进粮，1980年还账。”这是一个心愿良好的计划。
为了解决当年的粮食“短缺”，这次会议请了公安、劳动部门一起参加，重点解决：一、抓好秋收分配，解决又购又销；二、整顿城市统销、压缩销量；三是压缩非农人口；四是控制劳动力。
现在看来，一个粮食计划，四个会议要点，短短的几行字的背后却内涵历史深处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与命运变迁。公安、劳动部门都来了，在城市，有的人，将失去城市户口重返农村；而临时打工的人，会被端掉饭碗遣返回乡。在农村，农民继续与饥饿为伴，这样源于粮食分配而触及到宏大范围的一场决策，就这样即将在贵州全省展开。
王民三在8月的日记中写到：“省委突然决定今年粮食征购任务18.5亿斤，我感到任务太重了。74、75年贵州连续两年遭灾，农民负担承受不了，（现在）又要走征购过头粮的老路子。”
为此，个别征求其他常委意见后，王民三郑重给省委书记马力写了一封建议信，阐述粮食形势，建议不应过多征购。此前，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征购任务时，“苏刚、张玉环主张征购粮食17亿。”这二人均为省委领导。
收到信后，马力没有给予回复。但在9月2日召开的省委常委粮食汇报会上，对王民三的建议信提出严厉批评，理由是贵州要减轻中央的负担。
10月在地委书记会议上，马力再次点名批评王民三关于减少粮食征购的信。马力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当然，你写信也是好意，我批评了多次，看来思想还不一定通。
到年底之前，据王民三日记记载，马力在各种大小会上多次点了自己的名字，“上了纲，戴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但也有不少省地和厅局领导，一再私下表示同情和理解。
以往也曾经无数次因粮食分配的捉襟见肘，使王民三过着“走钢丝一般的日子”。而这次，却因为自己的直言得罪了省一把手，怎么办？
决策：规则何在？
1978年1月8日，省里决定今年的征购任务要达到19.5亿斤，比原来公布的征购任务又增加了1亿斤。王民三说，听到这个指标，懂粮食的谁心里不捏一把汗？我担心的是，明年农村又会出现逃荒、要饭。
城市压缩已经兑现，查阅城镇粮食定量人口表得知，从1964到1977年，贵州城镇粮食定量人口，每年增加数约在6-9万之间；而1977年比上年只增加了2.45万，之后的1979年比上年增加了10万多。显然，1977年有5-7万城市人被压缩回了农村。至于临时打工被解雇的，因为没有统计数据，只能估计，遣返农村的人数至少不会低于“压缩人口”。（援引同上，P114-115）城市把这个负担直接转嫁到了农村。
1月13日，全国粮食会议召开，王民三没向省委请示，直接找到粮食部部长，汇报贵州农村已经发生部分县缺粮断炊、人员外流的情况，请求中央对贵州退库1亿斤。部长原则上同意了。
2月18日，王民三给省委汇报北京粮食会议情况。得知王民三擅自请示退库后，马力“很生气地说不准退库”；省委副书记吴向必说，“去年多征了两亿，农村生活有问题，并不是今年多征的原因，不要埋怨。”常委张玉环说，“不要脑子发热，粮食问题的教训很沉痛，低标准状况没有多大改变。”前两者的态度，明显是批评王民三；后者，属于暗中支持。
3月15日，马力参加完全国人代会返回后，在常委会上，讲了遇见粮食部长的事情。王民三在日记中记录：“谈到贵州农村生活出现的问题时，马力很气愤，好像是我告了他的状，批评之后，又强调今后各部门向中央反映问题，必须经过省委，这次会上马力仍坚持1978年不吃调进粮。”
之后，凡是再听到有上面的批评消息时，朋友就会告诉王民三。有人劝慰说，“你现在的情况已是满城风雨了，为民喊冤，掉了乌纱帽也值了。”
这年四月，王民三分别去长顺、惠水、独山等地调研，看到了农村缺粮断炊的状况在蔓延。稍后，又接到盘县、湄潭农村断粮的专题报告。
但在四月底召开的省委夏粮征购讨论会上，马力的批评更加严厉了，认为粮食厅的调查报告“在否定粮食大丰收，否定大好形势”。
5月8日，王民三在遵义南白镇出差时遭遇车祸，治病期间接到马力通知，要求其写出关于粮食问题的书面检查。王民三趁这个机会，用数据和调研情况说明了征购过头的实际情况，这份检查耗时三天，字数达万余。
6月初，针对惠水县摆金区部分农民向中央直接反映征购任务重、口粮不足200斤的情况，中央批示下来，要求尽快解决。
出于同情，一位法院老领导对王民三说：只要书记拍了板，别的人就不敢讲话了，否则农民不会上告中央。
行政规则，长期缺乏民主的元素，是王民三在征购任务问题上，与书记形成“将军”、“叫板”的原因之一。王民三回忆：其实当时民政厅长姚修文，也向民政部汇报了贵州农村闹粮荒的情况，也遭到马力的批评，姚修文对我说，“咱俩可是难兄难弟，要相互支持哩。”
这年7月，王民三赴京开会，时任国家粮食部长对他说：“在三月人代会期间我去看望马力，谈到贵州粮食问题，马力讲王民三要撤职、开除党籍。我当时找你省分管粮食的领导，请他从中协调一下，王民三同志实事求是反映粮食困难，不应该遭这个处分。”
8月，省财办传达省委意见，责问王民三的检查为什么不交？王民三说，三个月前就已送交财办，不知道谁给压住了。后经查找，迅速打印30份上报。财办领导说，有人言“粮食厅和省委唱对台戏” ，实际上你是忠心耿耿。
老红军、省委副书记陈行庚对王民三说，马力批评你，大家是不赞成的，我要给池必卿同志谈，你也要去谈，多找人谈谈，便于大家更了解实际。
王民三说：“我不担心帽子，只怕断炊户丢命”。
秋收后统计，1978年贵州粮食产量为128.61亿斤，比计划达到的150亿斤少了21亿多斤。这说明，在民众的吃饭问题上拍脑袋、拍胸脯同样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可是，在解冻年代之前，有多少决策不是以“高昂斗志、顽强的作风、整齐步伐”做出的？又有什么人，对那些产生了严重后果的决策负过责？那个年代行政决策的规则究竟在哪？
破冰：上下合力
1978年9月25日，王民三看到《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文章，便复印几份，送给省委常委。有的常委阅读后表示仍心有余悸，不便表态。
9月26日，王震副总理在贵州作报告，讲到“马力不足”。王震说：贵州40年前大姑娘没裤子穿，现在比那时好了一些，我看到农村生活还很苦，值得深思啊，要开足马力。
9月29日，马力在秋收分配会上讲，要理直气壮地大讲增产增购的政策，你们如不收购，王民三的仓库里放什么东西？王民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我认为增产增购的政策，只是为了国家多掌握粮食资源，实际上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是有伤害的。”
就在弦绷得特别紧张的时候，对王民三的个人命运而言，国家的大形势在帮助他，一些社会传言也在围绕着他。有的说，省里准备调他去铜仁；有的说，调他去黔南。省委组织部的一朋友说，老王，哭了好多次了吧？本来想把你工作调动一下，但组织部和一些常委都觉得你是老粮食了，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不支持，又不调了。王民三答道：古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庆幸的是，这年秋天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10月6日，王民三参加全国粮食会议，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国有一亿多农民吃粮标准很低，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都困难，要提高他们的吃粮水平，让农民缓口气，休养生息。要下决心把征购任务减下来。
10月23日，粮食部长传达李先念的指示，粮食市场要放开，议购议销、高进高出要搞活，部长还检讨了去年给贵州压任务、购了过头粮。
10月28日，省委决定，农村大核算单位确定为对口作业组，可以搞定产和超产奖，社员可以划出一部分自留地养猪。王民三高兴地在日记中写下：“这两年来，一直在收自留地，把五天、七天赶场改为半月、一月赶一次场等；对比这些，这是突破左的流毒的地方。”
11月2日，王民三来到惠水县姚哨公社调查。群众对他说：“不愁没粮吃没肉吃了！”时任惠水县委书记邱跃国说，“这是人心所向”。王民三回来后，逢会便说：搞了包产到组，人心沸腾了，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随后他给马力书记的秘书打电话，建议转告马力书记去惠水县姚哨公社看看那里的包产到组情况。
11月16日，马力从北京直接电话询问王民三：“如果按中央规定的起征点（300-400斤），贵州能完成多少征购任务？”王民三只说了一句话：最多能完成15亿斤。
老伴看见，王民三放下电话时，眼泪已经止不住奔出了眼眶。
这一年多来，王民三所经受的压力——缺粮农民处于生死关头，个人政治命运风雨飘摇。他都顶住了。
有人这样评价他：为了“让贵州人吃饱”，不惜倍受责难，王民三是一个时代省厅级干部的代表性符号，即，属于少有的敢正视现实的那种人，属于唯实不唯上的那种人。
分野背后是什么？
实际上，粮食问题，一直是贵州农村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最突出的贫困症状。王民三说，在我退休之前，贵州每年都要调进外省的粮食，多时20亿斤，少则10多亿斤，后来粮食实行市场放开流通之后，省委的说法是，粮食基本实行自给。但市场上每年流入的外地粮食也应该在10亿上下。
说起当时与第一书记的分歧，王民三说，马力首先高估了当年的产量。粮食产量有所增长，这是事实，但十年文革，贵州人口猛增900万，粮食增产却不可能达到人口增长的同等比例，贵州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65年减少了200斤，这是基于农业生产实际情况上的一个分歧点。
第二个分歧是，王民三认为，低价征购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样还不算，还要求超产超购，超购部分虽然加价30%，但依然低于市场价格，也不是等价交换。所以实际状态是，谁超产谁吃亏。他说，“这是我和书记分歧的根源”。
第三个分歧是，对“农民粮食增不增一样不够吃”的现象认识的差异。王民山觉得，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为此，他在1978年9月下旬省委的一次务虚会的分组讨论上直言：包干到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包到组，有了超产奖，农民才有热情。1979年1月，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再次直言：该为批了20年的“单干风”平反了，批“单干”，批得老百姓没饭吃。同年底，在全国粮食会议上，他激荡会场的言论是，“解决粮食问题非走土地承包之路不可。”王民三比较超前的这些认识，和当时一些害怕挨斗不敢面对现实的干部，自然形成绝对分野。
第四个分歧，是时代的大背景。时任第二书记的池必卿认为，可用“一场拔河比赛”来概括1978年到1980年初的形势。他说：“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这个令人惊叹、洞若观火的判断，构成那个年代先行者令人起敬的清醒认识水平——执政立场站在谁这边？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12月底的日记里，王民三写下这样的心声：“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阶级斗争天天讲和空头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贵州要按起征点14亿斤征购，而1977年征购了20亿斤，我想，应该反思了吧！”
从20亿减为14亿斤，这是一场为农民温饱、以个人力量对抗官僚粮政的博弈。在一个为市民增加一两油也要冒政治风险的年代，王民三以及在粮食搏弈中支持他的人们，用伟大的行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人祸，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解冻时期粮政变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