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运动式扫黄打非时，不仅一些隐性的娱乐场所、美发场所经营受影响，而且北京的出租车，包括黑车生意，都很受影响。
没有真实失业率这样的核心经济指标，还能有科学的经济研究与决策吗？
发达地区喜欢把经济数据往下压一压，以免报太多，过于张扬；发展中地区更喜欢把数据往上估一估。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彼就是了解真实情况，科学决策要掌握全面信息。遗憾的是，至少在经济领域，决策者并没有正视全面信息，比如，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在官方统计、政策与报告里，几乎看不到有关隐性经济的指标与数据，大家都对此熟视无睹。显然，以隐性经济现在的规模，轻视乃至无视它，难有科学决策。
中国隐性经济6万亿左右
什么是隐性经济？有的称之为黑色与灰色经济，有的把它等同于灰色经济、影子经济、非正规经济、地下经济、非统计经济、不合法经济等。如果把那些纯黑的，比如无证生产不健康食品、劣质与有毒商品等排除，隐性经济大体上就是没在官方注册的经济。比如，各地普遍存在的黑车、地下博彩、地下职介、中介、无照小生意、未登记幼儿园、路边修理、路边市场、街头力工与临工、假冒商品、废品收购、性工作者、非登记家政、私下租房、血液与器官买卖、私人调查等。
在多数国家，隐性经济基本没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对隐性经济做官方估计。比如，英国政府配备专人估计正规与非正规经济中偷税漏税的规模等。
世界的黑色经济比重是什么格局？奥地利一位教授曾对76个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GDP的30%以上。该研究指出，非正规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约占其GDP的70%以上，规模最小的国家也要占其GDP的10%。据有的欧美学者估计，全世界的隐性经济占全部经济的20%，我们只统计了80%的经济。
我国的隐性经济伴随经济转型逐步增加。有学者研究：1978年前，中国隐性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在5%以下；之后到1990年代一路增加到20%；近10年隐性经济增速放慢，可能有减少。目前规模估计占GDP的10%-20%。如果按2010年40万亿元GDP算，中国的隐性经济应有6万亿左右。
举几个身边例子吧。我在北京，经常坐出租车，通过与司机交流、自己调查统计出，北京正规出租车有7万辆左右，而北京非正规出租车估计有15万辆，白色与灰色之比是1∶2。如果每辆黑车每年收入5万元，则每年总收入应在80亿左右，这还不算改装的三轮车等。北京的自行车烤白薯，估计有万人规模；北京的废品收购也有数万人；小产权房的买卖与出租更是规模惊人，有数据说有60亿平方米，相当于10年来房地产开发总量。最近，我去长沙3天，6次打车中有3次坐的是黑车，与司机们聊天，他们说，长沙正规出租车是六七千辆，而黑车有万辆。小小的橘子洲头就有7辆黑车。
中国经济波动，时常是体制内波动不大，而体制外特别是隐性经济波动很大。比如，每当运动式扫黄打非时，不仅一些隐性的娱乐场所、美发场所经营受影响，而且北京的出租车，包括黑车生意，都很受影响。
与隐性经济相关的是隐性就业或隐性失业。宏观经济关键指标主要有价格、就业、收入等，其中就业尤其核心。遗憾的是，我国没有统计过全国的失业率指标与数据。目前只有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度量的是拥有城市户籍人口的自愿登记的失业人数，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各地人口流动很大，加之传统、文化与习惯等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能代表全国失业率的实际水平。200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已达9%以上，大大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还有人估计中国失业率达到20%，甚至更高。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年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在4%-5%。30年来，失业率都在2-5个百分点波动。显然，这数据大大背离了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真实失业率这样的核心经济指标，还能有科学的经济研究与决策吗？
庞大的隐性财政，保密的粮食储备
与隐性经济类似的是隐性财政。比如2010年我国预算财政收入为8.3万亿，占GDP比重20%，其中税收收入为7.3万亿，其它收费项目约为1万亿。
此外，还有预算外的表内收费与表外收费，万亿级的社会保险收入，2万亿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采矿权出让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等，它们占GDP的比重相当大，应该近于10%。然而，这些项目目前都还没纳入财政预算收入，各地区财政收入数据极其不准确。考虑到这些因素，估计广义财政收入应占GDP比重30%以上，比现有比重高50%。对应的是，财政支出口径也偏窄，比如，近期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或隐性债务高达10万亿，大大超过7万亿的中央国债余额，也超过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隐性财政的制度化公布刻不容缓。
存在的问题还有不透明统计或统计数据的不公开。统计部门对某类经济现象或许有统计记录，但没有对外公开或未直接对外公开。
比如，中国究竟有多少粮食库存与储备，至今仍是秘密数据。一国粮食储备不仅保证消费需求，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而且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突发事件时。为确保粮食安全，政府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大部分粮食储备由国有粮食企业保存。
储备粮主要包括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国家临时储备粮和国有企业的商品粮。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库存与储备也许是个较敏感数据，在市场经济时期，继续保密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加剧市场的过度反应，割裂政府与社会的联系，阻碍学术研究，降低科学分析的质量。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如无例外，应该公开。
统计太随意，不公开甚至造假
目前官方统计数据权威性不高，除了中国幅员广大，经济社会情况复杂，统计准确较困难外，更多原因是人为因素。常有人说，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也有人说统计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更有形象表达：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骗上，层层加水，水到渠成。
例如，十年前山东泰安市GDP造假，居然夸大1倍，以至当时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鲁吹1号”，等等。2003年《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省肇东市某乡实际只有21头奶牛，但经过各级干部的浮夸虚报，最终“统计”结果竟达到2100头！2009年中国GDP增幅8.7%，但地方GDP总量相加远高于此，达到两位数，自2004年以来，这种现象几乎年年如此。只要地方GDP数据与政绩考核挂钩，不与老百姓口碑挂钩，则统计造假就是必然。
统计的夸大或缩小有特点。比如，发达地区喜欢把经济数据往下压一压，以免报太多，过于张扬；发展中地区更喜欢把数据往上估一估。这样夸大与缩小抵消之后，数据有没有平衡呢？据我近几年在珠三角、长三角的调查，发达地区往下低估，大概低估2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地区则高估3-4个百分点，高低估相加，最后还是夸大多一些。
此外，还有媒体传播偏差。由于媒体工作人员受自身经济专业水平的限制，对经济指标数据的理解可能产生偏差，或受商业利益驱动，人为制造经济指标数据的偏差，从而给公众传递错误信息。
学术界难以发出独立声音
显然，科学决策需要正视隐性经济，而正视就需要质疑流行与权威的勇气。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正在逐渐丧失真做学问、敢做学问的精神。
我国学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目前这些单位都是党政领导下的事业单位，不仅教学与科研经费来源于上面拨款，学术机构主要负责人（如校长、校党委书记等）也来自上级行政任命，有确定的官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等），评上院士或一级教授可享受所谓副部级终身待遇等。
在这种情况下，想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出独立声音，难。在官本位体制下，搞命题作文与结论先行的“学问”研究不足为奇。敢讲“不利于和谐”的实话真话有风险，特别是对有一定行政职务头衔的学官，小则警示教育，大则“乌纱”难保！在这样的学官领导下，学人很难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也就不可能有真学问。
怎么办？一方面，需要学术机构去官化，许多现有学术机构可以转型，就像三十多年前企业改制一样。从增量看，要大量民间学术机构。
只要由民做主，百姓不是被代表，民意不是被征求，科学不是被决策，学问不是被官控，大多隐性经济可以而且应该转化为显性经济，堵塞打击与轻视忽视无视是不可取的，隐性经济是可以波动于一个有限的幅度里的、是可统计的，阳光是可以普照的，决策是可以科学化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