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这个词，人们耳熟能详，然而确切知其含义及历史流变者却不多——
“苏维埃”是怎样引入和退出中国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偕而来的还有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外来词，“苏维埃”就是其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常见外来词。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苏维埃”一词的引入与退出，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苏维埃”一词的由来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汉语音译，原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沙皇统治时期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但自从革命以来，“苏维埃”一词便与由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成员选举出来的某种形式的议会相联系。
早在1905年3月，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领导罢工的机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成为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
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各地又重新建立了苏维埃。1917年6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在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十月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组织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1917年11月—1918年1月，苏维埃的名称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1918年1月改称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1936年改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我国报刊是把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农代表苏维埃意译为劳兵会、劳农会。到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把“苏维埃”列入国名成为专有名词之后，就不宜采取意译。据著名学者高放考证，中文“苏维埃”一词是由当年北大教授、后来担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的张君劢于1918年音译的，1922年以后广为流行。
“苏维埃”是怎样引入中国的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之后，开始在城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在农村，尝试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这时，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但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发表的《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但又指出：“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8月9日，联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说：“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
直到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抓了。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农民协会等形式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转变。井冈山、广州、黄冈、麻城等地的党组织，先后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当中，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由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大王”的彭湃领导创建的;影响最大的则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担任。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又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雏形时期的一种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故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简称“苏区”。从此，“苏维埃”一词作为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由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进行执政探索时所普遍使用。当时，苏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样板，其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也自然被当作典范引进了。对此，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普通民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误区
然而，就以江西苏区而言，群众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这个外来词首先面临的是本土化思维，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把苏维埃称之为苏先生，使之人格化，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认知水平。又比如在鄂豫皖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
这样，些许的史实在中国百姓固有常识的发酵下，驱使承载外来新思想的外来词，变成了完全另外意义的东西，甚至变得荒唐和可笑。具体说来，由于普通民众对理论知识和外语词汇的无知，外来词经过本土化思维处理后，会产生完全地方化、庸俗化的解读，使脱离外来词本来含义的倾向日益严重。
“苏维埃”是怎样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对外来词“苏维埃”的重新认识使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该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确定了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苏维埃存在的方式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这充分体现了依据形势变化而逐步转变的策略思想，避免了180度大转弯所造成的不利局面。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它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的认识突破了原有阶级基础的局限性，从“工农”到“人民”，扩大了群众基础，推动建立了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历史至此，“苏维埃”的口号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48年9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实行苏维埃。他指出：“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
表面上看，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会议”的转变，好像只是一个名称的简单变动，但这却使得政权组织形式的变革的阵痛相对较小。这种摆脱话语困境、实现制度变迁的策略非常高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政时话语范式的悄然转型。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从而形成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一词最终完全融入中国政权建设的视野。
仅就 “苏维埃”这个外来词而言，不仅从其字面意义上，而且从其内容和策略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逐步达到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倍加珍惜这当中漫长曲折的探索历程，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重温这个历程，能获取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刻启示。
来源: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