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与贸易保护主义
现在美国金融市场基本恢复稳定、经济止跌回升，但仍存在一系列不确定性，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目前美国失业率还在上升，10月份是10.2%。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尽管经济情况会好转，但失业情况会继续恶化。目前美国的高失业问题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从现在到明年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失业仍将是美国政府的头号问题。明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美国，“失业率上升+中期选举=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定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加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也许人们会问，高失业会维持多久？既然经济已经复苏，失业状况应该会逐渐好转，明年（或后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是否也会减轻？对此，我以为可能性不大。首先，美国失业率一旦因经济衰退而上升，这种上升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例如，1990年7月到1991年3月美国经济经历了8个月的衰退，美国失业率从当年5月开始持续上升了27个月。本次衰退中，从2007年6月到2009年10月失业率已持续上升了29个月。尽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已经实现正增长，但由于本次衰退比以往严重得多，因此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怕也会比以往长很多。美国一些机构的预测是，在未来4个季度中，美国的失业率还将保持在10%以上。其次，美国目前的经济回升基本上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十分疲软。
一旦美国政府减少财政刺激力度，美国经济就会回落，不能排除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发生，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不言而喻。最后，历史上美国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逆差往往同向变化（净出口是经常项目差额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总体上将经常项目差额与净出口视为同一概念，比如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就可以互换，但这仅仅是为了讨论方便——编者注）。如果美国失业率因经济增长提高而下降，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则可能因进口增长而恶化。经常项目逆差恶化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尽管此时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的身份可能会发生改变。
危机以来全球不平衡状况的变化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全球不平衡问题备受关注。2007年危机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球不平衡问题一度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现在随着美国经济的回升，全球不平衡问题被再次提出，甚至成为各种官方和非官方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将是一个不断纠缠中国的问题，对此中国不应回避。全球不平衡问题，也可以说是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其经常项目逆差总额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为8035亿美元，在GDP中占比超过6%。美国的净外债在2006年达到2.7万亿美元，净外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9%。
在1950年到1969年这20年间，美国绝大部分年份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只有三年逆差），是世界最大债权国。然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国海外投资大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增加导致了外国持有美元对美国黄金储备比例的增加，这进一步导致外国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崩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美元危机而崩溃。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比当年要差得多，且美元早已是没有任何支持的信用货币，但美元危机并未发生，岂非怪事？但说怪也不怪，其中的基本原因有两条，一是政治上当今世界没有戴高乐那样的“捣乱分子”（1940年代，法国迫于现实压力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法国总统戴高乐此后多年一直在反对这一体系，并批评其中的“美元特权”——编者注）；二是经济上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愿意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其含义等价于这些国家愿意对美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或愿意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有鉴于此，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2”（Bretton Woods 2，以下简称BW2）这样的“理论”，力图说明全球不平衡的合理性，并预言这种不平衡可以至少再维持一、二十年【“BW2理论”由杜里（Michael Dooley）、弗斯特兰道（David Folkerts-Landau）和嘉保（Peter Garber）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为了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必须依靠出口市场、必须维持大量贸易顺差。为此，中国必须保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盯住美元）。在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对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得到恢复，“BW2理论”也因此而得名——编者注】。
我不赞成BW2假说。关于“双顺差”的弊端，可以归结为为“多恩布什问题”（Rudiger Dornbusch）、“威廉姆森问题”（John Williamson）和“克鲁格曼问题”（Paul Krugman）。由于这些问题已经讨论过N次，没有必要再重复。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的政策是稳定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额和贸易顺差都大幅下降。中国官方估计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只有1900亿美元。我现在的问题是，全球不平衡在未来一年中将对中国的贸易环境造成何种影响？
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净外债对GDP的占比持续提高（经常项目逆差并不完全等于净外债的增加）。净外债占对GDP的比重越高，债务国还债能力越低。美国朝野许多人担心，终究会有一天外国债权人不愿再把钱借给美国。这时资本停止流入美国，触发美元危机。事实上，从2002年4月起美元即开始了所谓的战略贬值，尽管在危机期间美元曾一度升值，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以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计）在这8年中已经贬值了40%。在2009年3月到11月的8个月中，美元贬值了25%。尽管利息率等因素对美元汇率会发生重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则是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来说，捍卫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是否能够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从而保持美元稳定则是关系到美元霸主地位的根本性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这句话经常被美国官员挂在嘴边的原因。在当前形势下，美联储难以提高利息率，为防止美元暴跌，美国必须设法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应该看到2008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有较大幅度减少，这是危机导致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所引发的进口需求减少所致。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少有助于美元的稳定。而今年3月以来美元的贬值，则是美元套利交易等因素在决定美元汇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
美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再平衡与保增长的冲突
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未来一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变化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国际收支再平衡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分析美国的结构调整趋势有一个框架，即(I-S)+(G-T) ≡M-X，其中I、S、G、T、M和X分别代表私人投资、私人储蓄、政府开支、政府收入、进口和出口，这一恒等式表示私人投资减去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开支减去政府收入（即政府财政赤字），恒等于净出口。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经常把这个恒等式理解为一个因果关系：右边发生了变化，就从左边解释；或者左边发生了变化，就从右边解释。这是不对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恒等式，不是因果关系式，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就美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用等式左端解释右端还是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等式右端完全是被动的、只能被左端决定）。
首先，我们分析(I-S)——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的差额——在美国如何变化，这里我们要先分析I和S分别如何变化。这些变量在目前和未来一两年中、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有很大意义。因为它们的变化与美国净出口的变化密切相连，换言之，它们的变化与中国的外部环境联系紧密。举例来说，如果美国的净出口从目前的巨额逆差缩减为零，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没法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了。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09年第3季度同去年同期比，美国国内私人投资需求急剧下降——I减少了。2009年第3季度，同上年同期相比，美国私人投资减少了5640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即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18个月中，美国居民净资产减少13万亿美元（现在应该有所回升），而美国2008年GDP估计数为14.4万亿美元。这对于美国经济必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负债率非常高，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居民负债率最高达133%，危机之后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在负债率畸高、财富暴减的情况下，居民必须对自己的资产重新进行配置，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所以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大幅上升，最新数字显示，储蓄率由危机前的接近零上升至6.9%，私人储蓄相应增加了数千亿美元。美国储蓄率在第3季度有所下降，这个可能和“旧车换现金”等促进消费的政策有关，但也可能是美国人乱消费的积习难改。
因为私人投资减少、私人储蓄上升，恒等式左边第一项（I-S）是减少的，在政府刺激政策发挥效用之前，这必然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去年第4季度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大幅缩减，这个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再来看（G-T）。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了非常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美国国债余额为11.7万亿美元，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市计划耗去了8000亿美元，奥巴马82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改为7870亿美元，其中包括2860亿元的减税，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估计将达1.6万美元。未来十年内美国政府累计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9万亿美元，2010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将达120%，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仅为20%，比美国好得多，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仍然经常担心财政状况。日本的这一比例已达160%-180%，其财政状况比美国还糟糕，但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靠国内资金融资，这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财政赤字(G-T)的增加超过了私人投资和私人储蓄缺口(I-S)的减少, 那么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应该是难以避免的。
在2009年，根据现有数据，（I-S），即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的缺口，将比危机之初减少8千到1万亿美元；（G-T），即财政赤字，将增加约1.6万亿美元。这种局面意味着在短期内，随着政府财政赤字发挥作用，而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缺口的减少可能不足以抵消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假如真的出现这种状况，那么短期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状况将可能得到一定恢复，不过这要排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而且拥有最庞大的消费总量，因此这种状况意味着国际环境可能会再给中国一个喘息机会。但如果我们认为短期内出口的恢复意味着中国可以延续过去那种高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那就错了。因为按计划，在危机最艰难的阶段度过之后，美国会迅速降低财政赤字。2010年和2011年，美国每年至少会压缩几千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如果到时候美国的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不明显增加，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就可能会减少。换言之，从长期来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终归是要减少的，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很难继续保持大量经常项目顺差。
同中国一样，美国政府也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为了保增长，美国希望在后危机时期居民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但如前所述，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其很难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如果两者的增长不足以保证解决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政府就要增加财政开支，从而增加财政赤字。但是，储蓄投资缺口和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而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将导致美元贬值。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在于：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减少经常项目赤字。用政府财政赤字来抵消消费和投资的下降，这只能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而不能实现再平衡目标。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同时实现增长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其实质是维持美元的相对稳定）两个目标的政策呢？答案是肯定。
回过头来看恒等式 (I-S)+(G-T) ≡M-X。我们习惯上的理解是，如果投资大于储蓄的缺口和政府财政赤字给定，经常项目逆差就给定了。这种理解实际上否定了贸易政策的必要性。既然等式左端给定，右端自动等于左端，那还要什么贸易政策呢？显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美国当前形势下，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少贸易逆差是同时实现增加就业和稳定美元两大目标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途径。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前面的两缺口恒等式变换为另一个等价的恒等式：I+C+G-GDP≡M-X【按照定义，GDP≡I+C+G+X-M, 由此推导得出I +C+G-GDP≡M-X——编者注】。从这个新的恒等式可以看出：即便在I、C、G增加或不变的情况下，一国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使M（进口）减少、X（出口）增加，即使贸易逆差（M-X）减少。在I、C、G给定的情况下，M-X减少意味着GDP的增加，而GDP的增加又意味着储蓄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的增加不是靠消费的减少而是靠GDP增加实现的。要想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一目的，除非有什么新技术革新、革命出现，否则美国就必须让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我们在前面说过，稳定美元是美国政府的两大目标之一。而事物的辩证法在于，只有让美元有序贬值，进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美元才能最终稳定下来。但在目前条件下（危机刚过，人心惶惶），对美元采取“善意忽视”的方针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美元会急速崩溃，并把美国拖入一场空前的新危机。
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来说，为了减少贸易逆差，防止美元危机的出现，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出口、限制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逆差。而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少在减轻美元贬值压力的同时，为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从长期来讲，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同容忍美元大幅贬值一样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但对于视野不超过四年的政治家来说，实行或容忍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但愿奥巴马政府能够抗拒这种诱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期选举期间失业率上升产生的政治压力、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持美元稳定两大政策目标的冲突，很可能诱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2010年很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年。
中国目前也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的许多问题是美国问题的镜像反映。关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因而贸易政策（含汇率政策）无用的说法，不但违背事实（出口退税、人民币盯住美元都是促进出口的政策），而且在理论上也完全站不住脚。本文不打算进一步讨论中国的贸易政策。我们只是希望再次强调，尽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美国政府极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可能会再次增加。但从较长期的时间来看，其经常项目逆差最终会减少，中美之间贸易冲突的激化是难以避免的。因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必须要抓紧时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是余永定先生根据其近期一专题演讲整理编辑并改定，并授权FT中文网发表。谷重庆先生为此文的编辑整理提供了众多支持，在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