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喜欢发表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言论，他们看不惯当今，诉说着对社会的不满，甚至直面抨击政府，被大众看来是对社会吹毛求疵，这些言论就被政府或大众视为过激言论，这种行为被冠之以左派作风。这些言论就这样被过激了。
其实这些“过激”的言论本是无可厚非的。发出这些言论的人大都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的境遇不好，将责任加到社会制度之上，痛恨这个社会；另一种是热爱这个社会，希望社会有所改变，积极投入到变革力量的呼声之中。无论哪种情况，这些言论的出现都是对社会有好处的。对境遇不好的人来说，本来的生活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了，内心的苦闷积压不发泄的话，有可能在某个不理智的情况下做出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举动。内心的苦闷发泄了，也就轻松了。其实这种人，大都只是嘴上说说，然后说完就投入原来的生活。而另一种人的言论就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们热爱这个社会，热爱祖国，把自己当做国家的主人，甚至有时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这种人的见解往往有一定的价值的，当国家的前进误入歧途之时，他们会及时的发出提醒，希望国家社会步入正轨。也许有时不能指出解决方法，他们也要把弊端找出来。
其实历史上那一次社会进步不是在充满理想的过激的情况下发生的？陈胜高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掀起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正是有了“打倒孔家店”的豪言才兴起了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过激言论不是促成了明末清初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被当时的教会甚至学术界都认为是荒谬的，经过几百年的验证，不是为我们找到了真理？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将人类的理智挑战到了极点。如此过激的言论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冲击，但是却在一片反对声中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全国政协委员秦晓说过：“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我们担心社会动乱。如果说中国不存在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因素，我们没必要说得这么尖锐，我们只是想提醒。就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二战前做的那样，我们当然比不了那些伟人，但中国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主张彰显社会责任，言论促进改革动力。因爱之深，故责之切。无论激进还是保守都源于热爱，因为爱，所以求全责备。最可怕的是冷漠，是无动于衷，是旁观者。话语源于内心充满希望，不要等到邦分崩离析的境地，那是不负责任。过激的言论在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发出警告，在祸患还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将其扼杀。
加藤嘉一曾这样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治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要有观点就意味着对社会有责任心。任何人的观点都未必正确，但未来总有变化。只有冷漠才真的可怕，因为它既不去保卫社会中那些好的东西，也不去纠正那些坏的东西，这会使社会变得毫无前途。”“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越走越好。”
有些事我们谁也说不定对社会是灵丹妙药还是祸害，如果在对社会没有明确的危害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有所包容，让言论飞，让百花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