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向社会征求意见。（新华网）

最不能令人接受的，是在修正后的部分条文中，增设了“等”、“其他”性质的条款。

法律条文中应尽可能避免包含“等”与“其他”字眼。特别与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为挂钩时，绝不能在条文中包含“等”与“其他”之类的模糊表述。否则，必然导致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凌驾于权利之上，法将不法，以公民为枯草。

以修正案草案第36条为例。修正后的条文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这一条文，坊间争议激烈。争执焦点，在于国家是否必须保证公民在任何时候有不被失踪的权利？公民可以被失踪本身，是否正是最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性质的行为之一？我个人以为是。

纵然如此，却必须承认，相比于现行条文，这已经是很大进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此外，修正案草案第39条，相对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1条，在关于逮捕后通知家属程序上，修改原则相同。

相比于现行条文，修正后的条文主要缩小了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即依据现行条文，在无法通知情况外，但凡执法部门认为通知有碍侦查，就可以拘留、逮捕人，并不通知家属，令其被失踪。而修正后的条文，于立法初衷上，是只能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案件中，为避免有碍侦查，可以先拘留、逮捕人而不通知家属。此外，现行条文规定“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皆可，修正后的条文，明确规定通知家属，封闭了暗箱操作空间。

但，以上所推测的立法善意，即便真实存在，而“等”字一出，复以“等严重犯罪”相连，则一切为滔滔逝水，滚滚东流去了。“等”可以无限延伸，“严重犯罪”实际由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任意认定，便形成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譬如秦中飞写一首词，词中讽刺了地方政府领导，然后当短信发出去，领导怒了，地方执法部门为献媚领导，就可以偷偷拘留、逮捕他，让他被失踪。尽管秦中飞一不危害国家安全，二不从事恐怖活动，但他的写诗、发短信，依然能轻易地被装进“等严重犯罪”的框子里去。在具体环节上，修正初衷、立法善意都被架空，修正失去了意义。

就是说，必须保证法的清晰，法的严谨，只有法所必须、法所禁止，没有含糊其词，仿佛可以又仿佛不可以，不能给权力留下任意为之的空间，以及逃避问责、处罚的借口。否则的话，便会于权力的颟顸张扬、侵犯权利上，肯定有；于公民的权利保障上，肯定没有。且不仅在刑事诉讼法中，更应该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等”、“其他”类模糊字眼去除，代之以清晰表述；予“公共利益”等概念明确定义，实现法的严谨，杜绝在法的条文中挟带私货。

如修正案草案第30条中规定：“（监视居住），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便清晰严谨，清楚明白，不容得任意解释，堪为标本。

但从长远计，从社会的进步计，则不仅要保证法的清晰严谨，更必须尽快实现法的以人为本。在具体条款上，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公民被失踪。不能“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而必须“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人”。法治社会之法，法治社会之执法、司法，以保护人而并非惩罚人为起点，为终极目的。社会因此而运行有序，公民因此而生活幸福、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