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但是局部战争、局部冲突此伏彼起。除了传统的战争，还出现了恐怖主义组织向它们所仇视的国家发动的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对称性战争”。这些战争严重地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严重威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环境。世界各国每年支出的军费高达上万亿美元，仍然不能确保世界的太平。世界需要新的安全理念。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重申了体现我国新安全理念的新安全观：“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新安全观是我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重大创新。
人类必须摆脱传统的旧安全观
２０世纪的主流安全观理念是结盟、实力、威慑和强权，在国家战略上的表现就是均势战略、地缘战略、威慑战略。这种旧的安全观自古有之，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首先在西欧国家被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为了结束欧洲的战乱，１６４８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并试图在欧洲国家间形成一种均势，以维持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维持多久。１９世纪欧洲大国在战胜了拿破仑以后，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召开了维也纳会议，通过王朝复辟，重新分割领土等措施，在欧洲实现了一种“均势”。而奥地利位于这种精心设计的均势结构的中心，可以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处于一种支配地位，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后来，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更是把均势战略运用得得心应手：先是争取一些欧洲大国保持中立，联合奥地利打败了丹麦；然后争取俄、法的中立，与意大利结盟打败了奥地利；最后，向法国开战，打败了法国。德国终于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为在２０世纪发动争霸欧洲和世界的战争打下了基础。均势战略表面上是要通过实现大国间的制衡来维持和平，实际上，执行这种战略的国家往往通过结盟、军备竞赛、分割别国领土、肢解独立国家、分而治之、挑拨离间等手段，在所谓的“均势”中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势，最后，打破“均势”，实现自己的地区霸权或世界霸权。这种充满了纵横捭阖、阴谋与出卖的国际关系理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安全与和平，而是战争与征服，小国、弱国往往成为大国利益的牺牲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半岛格局的重新安排，都可以看到均势战略的印记。
实践表明，旧的国际关系理念、旧的安全观有以下特点：第一，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不是考虑如何培植国家间的平等、互信关系，而是以所有的国家都是潜在的敌人为前提，考虑如何利用、控制、征服别的国家。因而，国际关系中没有平等和互信，只有强权政治。第二，只追求本国的利益，不考虑别国的利益，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出卖、侵犯他国的利益。第三，只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不考虑别国的安全，甚至出卖、侵犯别国的安全。第四，旧安全观所追求的，是地区霸权和全球霸权。旧安全观所能实现的“和平”，只是大、小霸权国家在两次霸权争夺战之间的一个间歇期。旧安全观所散布的是猜疑、不信任和仇视，造成了国际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世界最终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战争和霸权国家一次次的更替。
今天，旧安全观，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所体现的旧安全观，是世界不安宁的重要原因：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不是着力培植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国家关系，而是随意确定自己的潜在“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如“中国威胁论”），并对其进行遏制、打压；美国只考虑本国的利益，并认为国际规则应服从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可以拒不执行保护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美国只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以至自行决定退出反导条约，由此可能触发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造成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美国宣称对外用兵可以不经过联合国授权，大搞“单边主义”；美国不顾各国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愿望，在冷战结束后反而加强和扩大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军事同盟，并赋予其新的使命。美国为了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不惜动用武力肢解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还要用“先发制人战略”推翻它所不喜欢的主权国家政府。“美国治下的和平”，就是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统天下，必然要遭到各国人民的反抗，必然造成国际关系中的对抗、动荡和战争。因此，人类在２１世纪要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必须告别给人类带来过无穷灾难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旧安全观理念，树立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的理论意义
首先，新安全观摈弃了西方传统旧安全观的话语霸权或曰安全逻辑，创造了服务于２１世纪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全新的安全观。江泽民同志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人民日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７日）西方国家的“结盟战略”、“均衡战略”、“地缘战略”、“核威慑战略”、“有把握的相互摧毁理论”、“先发制人战略”等等是以实力和互不信任为基础的，其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不如说是为了争夺地区的和全球的霸权。而我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是以实现真正的持久和平为宗旨的，是服务于２１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因此新安全观是服务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安全观必然反对霸权主义。
其次，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其中互信是前提，只有在国际关系中实现了互信，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间才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开展真诚的协作，实现互利的共赢。因此，新安全观摈弃了传统安全观的相互猜疑、实力政策、强权政治、“丛林法则”。
第三，新安全观不是主张通过实力，而是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在国家关系中主张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国际社会果真能够这样，就会在国际关系中杜绝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而实现这个目标，是要通过“对话与合作”，包括与美国的对话与合作来实现的。这表明中国的新安全观没有排斥任何国家，没有把任何国家视为“敌人”，体现了中国人的历史器量。
第四，新安全观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进一步表明，新安全观是着眼于创造一个和谐的国际新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的，新安全观不是为了中国一国的私利，一国的安全，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共同利益的。
第五，新安全观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政治基础、经济保障和正确途径：“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７日）
新安全观的实践意义
首先，国际关系中贯彻新安全观，必须在国家关系中建立起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承认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才能通过对话寻找和扩大开展合作和协作的共同利益领域；才能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一直是身体力行地贯彻新安全观的。在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合作中，中国为了在２１个成员中建立起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关系，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在国际关系中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的教导，以及关于“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１、３３０页）的教导，与东盟成员开展了真诚的协作，共同与美国等发达成员进行对话，创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样板。中国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精神，在２００２年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２０１０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可以说，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贯彻的新安全观，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必将造福于中国和东盟的１７亿多人民。
其次，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新安全观，是为了追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为了维护世界普遍、持久的和平，而不是为了少数国家的“绝对安全”和争霸，因此，必然会促进各国彻底抛弃冷战思维。江泽民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第３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新安全观，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摈弃相互仇视、相互猜疑、实力政策、强权政治和结盟战略。中国正是这样做的。江泽民指出：“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同上）中国与俄罗斯、欧盟、法国、德国、东盟等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结盟关系，都不针对第三国。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发展而开展的真诚合作与协作。
第三，新安全观在国际关系中的推广，将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来掌握。”（同上）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各种双边、多边关系中，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条件。一个实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世界，必然是一个没有霸权主义的世界。
第四，新安全观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要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间建立起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关系，必须承认、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否则，国际关系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各国人民也无法掌握自己和世界的命运。江泽民同志多次论述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问题。例如，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只有承认、尊重、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才能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才能使世界上的多种力量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合作发展，才能实现世界持久和平。
第五，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新安全观，必然促进多样化的民主的多极世界格局的形成。只有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新安全观，才能维护世界的多样性，确保各国的主权和各国人民平等地参与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确保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多极化世界格局，不是为了大国制衡、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而是为了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所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霸权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世界上，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才能由所有的国家共同分享，人类才能在持久的和平中走向共同的繁荣。
新安全观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实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多极世界等２１世纪重大课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实现２１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指明了道路。当然，新安全观只有被各国普遍接受，才能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发挥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习惯于以实力地位来安排世界秩序的对话者，是不会听取没有实力的弱国的声音的。我国在国际关系中身体力行地倡导新安全观的同时，面对着各种全球的和地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分离势力的现实威胁。我国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以便确保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的统一。由此看来，要使新安全观被各国普遍接受，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相互适应、相互了解的、需要付出代价的磨合过程。
（原载：《前线》2003年3期 时国英3月17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