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各界包括公众和学界对改革产生了很多争议和分歧,对改革的方式和方向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导致这种疑问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随着市场体制的深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富的差距更是巨大。尤其是,与改革前不同,这种差距是货币化了的,是显性的,由此导致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心态变化。
第二,经济体制转变中社会群体受益先后不同,甚至有一部分人受损。原则上讲,一个合理的改革应该使得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但是,改革收益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公平的,而且利益的获取也存在先后关系,这些差异就可能造成对改革看法的分歧。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补偿失意者的损失来推进的,比如对下岗工人的补偿。但是100%的补偿是不可能做到的,仍然会有一部分失意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补偿,这就造成了对改革的怀疑甚至反对。
第三,近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各群体对其福利水平提高的期望值有所提高,尤其对平等的诉求日益强烈,甚至产生了非常急躁的心态。如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现实的医疗服务体系所能提供的水平,没有意识到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的难题,还极少有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案例,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的上升是改革最大的公敌。
第四,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匿名式的大辩论、大批判之风盛行,压抑了理性言论的空间。
有人说,改革的阻力还来自于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笔者不认为这是目前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至少不是最新的阻力。因为在改革进行的最初阶段,各种利益群体就已经存在,历来也是推进改革需要解决的矛盾。所以,不同群体其利益的不同,并不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
重温富国强民的改革基本共识
为了分析和解决对改革的疑问,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历史和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动因何在呢?上世纪70年代末,绝大多数中国人明明确确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国力的疲弱。经过了十年的文革动荡以及近30年的封闭自锁,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所奋斗的目标正离国人远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阶层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
这一共识延伸出许多新的理论认识,如,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开始了不断的探索。开始是简单地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形成了当时所谓的“洋冒进”。后来又发现,仅仅引进技术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局面,需要在体制上下工夫,于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围绕着这一课题,先是探索和研究了前苏联和东欧,包括波兰、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验。在这些改革的探索中发现,对旧体制小修小补式的改革无济于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产生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道路。与此同时,通过国际经验的比较,包括总结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逐渐发现对外开放乃至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乃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
所以说,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摸索出来并且至今为止一直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改革和开放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才是中国各阶层最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中国各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包括在改革最困难的时期仍然没有动摇过的最根本的共识。
中国“未富先大”使改革面临更为繁重的历史任务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任务完成了吗?
应该说,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今天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更加复杂。其原因是,尽管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毕竟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目前只有1700美元左右,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只是一个刚刚脱离最贫穷国家的水平。不幸的是,由于人口基数巨大,中国经济碰到了一系列困难。
首先就是“未富先大”的困难。尽管中国刚刚脱贫,却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也遇到了“大国瓶颈”,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限制,包括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过多的关注、争议以至阻挠。这使得我们20多年前就确定下来并努力贯彻的“韬光养晦、避免冲突”的发展战略难以实施。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内需不足、全方位产能过剩及对外部资源、技术和市场依赖过重等难题。
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难题是历史性的,世界性的,那就是,怎样使一个贫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赶上经济发达国家。这是没有先例的。在人类历史上,要不就是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基本上在同一起跑线上一同发展,比如美国、英国;要不就是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利用对外开放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成功案例。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无论在资源利用、应用技术乃至经济制度上都必须有一系列的创新。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经济面前的一项根本任务。在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大前提下,全体中国人民应该也只能继续维系改革开放之前所形成的根本共识,那就是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最终完成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任务,也就是继续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当务之急的四项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深化已经启动的改革,紧紧抓住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一关键问题,解决阻碍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体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回避争议,减少矛盾,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
那么,是什么样的体制问题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呢?
首先,中国经济目前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背后就是中国自身应有的大市场尚未形成。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部大车还没有真正捎上所有的人,“中国奇迹”主要还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农民以及中西部非城市地区的居民尚未完全融入这个大市场体系里来。尽管农民以及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可以进城或者跨地区打工,但是他们还不能完全获得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不能完全纳入中国经济的现代运行体制,使得中国的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笔者完全不同意由此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即,给农村、农民以及落后地区补贴,以此扩大消费。这不仅要求从富裕地区征收更高的税,无异于给中国经济釜底抽薪,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解决农民和落后地区居民融入中国大市场的根本问题。更有甚者,这事实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内需,因为仔细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中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率高于低收入人群(世界银行的研究以及笔者的理论模型解释,见2005年12月本栏目)。
为了从根本上让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车搭上大多数人,解决方案还是体制改革,即,逐步、有序地放开城乡以及跨地区之间生产要素市场的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让农民工逐步成为城里人,扩大城市规模,让落后地区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发达地区,扩大发达地区的规模,以此扩大消费,扩大内需,让越来越多的人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车。同时,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自然会逐步下降。
与此同时,另一项改革就是要大力提升基础性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基础性公共产品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类不足:第一是基础教育仍没有到位,各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家庭为子女教育必须准备超额的储蓄,基础教育的投入不够也导致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动力的匮乏;第二类是基础卫生体系包括预防性卫生体系建立的滞后,这使得许多低收入民众对个人健康状况十分忧虑,这种忧虑也导致了他们消费不足。
中国经济大市场没有形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有它深刻的制度原因,那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单纯依赖有力的行政干预,是治标不治本,必须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促进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到位。资本市场的改革不到位,导致企业控制权市场运行不力,许多企业难以退出,企业兼并难以完成。同时,企业在投资生产项目时缺少有力的外部融资渠道的约束。公司治理体制的不力,则使得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内部人投资的监督不足,导致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有过份扩张的趋势。事实上,过去3年以来, 中国经济中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的留利而不是银行的贷款,没有受到企业出资人的约束,留利没有回馈给出资人,所以很多企业都有过分扩张的冲动,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影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约束是资源约束。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未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造新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绝对是行不通的。怎么办?还是要向改革要答案。从短期来看,要产生合理的自然资源的价格机制,调节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减少浪费,同时也可以利用价格机制来促进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技术的研发。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这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
总的说来,中国当前迫切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劳动力有序的跨地区流动,从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内需, 建立大市场, 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车拉上更多的民众。第二是推进金融改革,这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建立大企业和提高创新能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大力投入。第三是加大基础性公共产品的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基础性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最后,媒体改革也至关重要。改革争论中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因素就是互联网上的匿名言论,这比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字报、大辩论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经济的改革者在改革的初期很快就认识到匿名的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辩论对于改革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产生了不搞大字报式争论的政策。笔者建议,在互联网上进行改革争论时,可以考虑在各主要网站建立改革问题的实名讨论区,与匿名讨论区并行,这对于促进言论的负责有很大作用，也可以让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法治不宜神化,利益集团不宜过早合法化和公开化
如果说以上是为了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所必须专注的迫切的改革,那么,还有一些是有长远意义,但是非急需,同时也可能产生副作用的改革。
比如,很多卓有远见的学者强调要建立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体系。毫无疑问,法律体系的建设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健全、有效的市场经济必须依靠一个良好的法治体系来维护。但是也要看到,法治的作用不应该被神化,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法治才能发挥其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治往往不能起到直接和正面的作用。
以印度为例,虽然印度拥有非常健全的法治体系,但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相应的法律人才和经济环境缺乏,其法律体系的运作效率非常低下。再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一向标榜其以法治和宪政改革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改革,但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产生了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资本寡头集团大有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趋势。
在普金总统大力整治尤科斯一案中,客观上讲,他的做法违反了法治精神,其程序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因此西方以及俄罗斯精英阶层大喝倒彩,但是他的这一做法对俄罗斯整体经济应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打击了资本寡头集团的势头。
在俄罗斯这样经济无序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法治的程序来办事情,一定是无效的。再以美国为例,在上个世纪初期美国各界就充分意识到其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表面上健全的法律体系被少数暴发户所挟持,因为他们可以雇佣最好的律师,动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左右法院的判决,乃至立法(因为在普通法的体系下,法院的判决就是法律),于是美国产生了进步运动,对传统的法律体系进行各种修补,加强了行政体制包括政府部门的干预能力,和传统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力的互补(对此,哈佛大学的格雷兹和史莱法有专门的学术论文论述,过去一年的《比较》杂志发表了该文的中文版)。所以说,寄望于建立法律体系来限制行政力量的干预,不见得是切合中国目前实际情况的。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利益群体的看法。有不少人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应该承认他们的利益不同,让他们在法律体系下按照正常的程序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意愿,从而使得改革与经济政策反映他们的呼声,进而促使改革的过程更为公平。利益集团的运作公开化和制度化,对于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可以限制和制衡利益集团的运作,不至于失去平衡,如罢工、罢市、罢学等等冲击性事件不至于经常发生。但是,对一个经济落后、现代市场体制不完备的国家,利益集团过早的合法化和公开化恐怕会适得其反。除了以上的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不同利益集团的力量和运作能力显然是不同的,这样公开承认利益群体的存在,让他们形成自己的组织,从而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将很容易强化个别利益集团的作用,令改革和经济政策进入歧途。
最重要的是,在改革问题上,最大的受益者是未来的中国百姓,而利益群体更多地是反映今天部分民众的利益,各个利益群体博弈的均衡恐怕总是不充分的改革,甚至是不改革。 事实上,有远见的政治家们一般特别重视个人的历史遗产、历史地位、历史名声,因此,成功的改革几乎没有例外都是政治家们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启动并推动的,而利益集团一般是改革的阻力。一般说来,面对危机,利益集团的均衡容易被打破(对此,已故经济学家奥尔森早有论述)。今天的中国经济恐怕谈不上有什么危机,所以一旦形成利益集团的均衡,难以打破,改革将举步维艰。
在发展中追求和谐
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大前提,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该是社会和谐的过程。首先,一个完善市场的建立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经济利益的差别。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低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两者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5和0.39,而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城市收入水平为农村的3倍多,整体中国经济的基尼系数为0.45。
如上分析,当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真正形成了一个能在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时,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就会逐步拉近,这就自然减少了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尽管各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规模差距可能会扩大,这并不奇怪,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再有,当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建立以后,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和利润水平差距必然会不断缩小,因为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进入壁垒会不断降低,从而使暴利性行业逐步减少。
有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才能有日益强大的财力扶持像农业和农村这样的弱势行业和弱势地区,才能更多投入到基础教育和基础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中。这无疑对改善社会平均福利水平以及最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极大的帮助。
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同质的社会,不存在宗教、种族、种姓等等的差别,同时中华民族有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而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在加强了基础教育之后,中国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将会逐步改善,这一点已被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所证实。事实上,香港和台湾地区现在很多的社会精英就来自过去的底层群体如农民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