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梅:与死神几次擦肩而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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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梅  

自从“哇哇”地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我已在人世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走完了人生的一多半历程。在此期间,承蒙上苍的格外关爱,我很侥幸地几次躲过了死神的光顾。这个特殊经历,使我对人的生与死油然地萌生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理解。

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1968年夏天,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也觉得胆颤心惊。那是“文化大革命”倡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时,我们班一部分同学到长治市化工厂接受“再教育”。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外出纳凉,大家信步走到了火车站,那里有许多或平行或交叉的铁路轨道。我们上了一条看起来不经常行车的轨道,一边漫不经心地走着,一边聊天。天色渐渐暗下来,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了。突然,一个同学惊叫起来:“火车!”大家本能地跳到了铁轨的两边。刹那间,黑乎乎的一个大家伙驶过来了,几乎没有一点儿光亮和声息。它很快就开过去了,原来是连一节车厢也没有挂的一个火车头。我们几个互相呼喊着名字,原来大家都安然无恙,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是,也都能感觉到各自的呼吸和心跳都还处于异常状态。如果不是那个同学及时发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第二次是1969年夏天。那时我结婚有两三个月时间了,因为镇上要举行物资交流大会,我家的姐妹等远近亲戚都可能来赶会,我不想刚刚结婚就给婆家添麻烦,决定回自己空无一人的娘家做饭待客。我半下午回到家里,开门、生火。两三个月没有使用的火炉子,生火很费劲,冒了一屋子烟。而且,家里许久无人居住,成了蚊子的天下。我想,烟正好可以用来熏蚊子,于是就关门关窗睡了觉。我家是一个独院,我自己住一个屋子,另外一间留着一个房客,是个七十多岁的盲人老太太。之前老太太从来不管大门的开和关,我出嫁之后,她才自己开关大门。那段时间,隔壁有一个大婶在老太太屋里的织布机上织布,所以老太太一大早就打开了大门。邻家大婶早上把窝窝头蒸到锅里过来织布,看到我屋门紧闭,就到窗户前叫我起床,我记得自己好像答应了一声,但怎么也不能坐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从床上掉到地上的。邻家大婶吃完早饭,在家忙乎了一阵子,再来织布时,发现我的家门仍然关着,到玻璃窗那里一看,床上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枕头。喊我,没有人答应。大婶慌了,忙到外面喊人。邻居们闻讯纷纷赶来,有的去请医生,有的去告诉我的婆家人,更有一个后生从我家最上面的窗户爬进入家中打开屋门。大婶、大嫂们清洗了一片狼藉的我和屋子,把我抬到床上。这一切,我都浑然未觉。据说我的四肢已经发硬,体温也较低。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那一天若没有邻家大婶在织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能否活下来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第三次是1985年。从我们学校骑自行车进市里,途中要路过一个铁道交叉口。那天我骑车走到那个交叉口时,有好几个人推着自行车站在铁路这边。我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就没有想他们为什么站住不走,而是自顾自地继续向前走。我刚过铁路,火车几乎贴着我的自行车后轮从我身后呼啸而过。我一下子停住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真是侥幸地捡了一条命!

第四次是1995年“五一”期间。当时,我公公被查出患了癌症,我和丈夫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陪他回一个叫“狼洼背”的小村去,那是他当年娶妻生子的地方,他的侄儿和胞妹仍旧居住在那里。狼洼背是太行山边缘、晋豫交界的小村庄之一,村边是悬崖绝壁,绝壁的下面就是河南林州,这个小村子里的人都是从林州搬迁来的。丈夫的堂弟们告诉我,这个绝壁上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过一个人,向前面走十几里,有一条小路可以向下通到河南。战乱时大路不通或者不安全,老百姓就是通过这条小道来往的。从狼洼背下去不远的地方,小道上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石门。他们描述的情景诱惑着我,我决意去看看那个绝壁上的羊肠小道是怎么一回事。陪我下去的是最小的堂弟,他的年龄和我女儿差不多大,那时是二十二、三岁。我们下去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那个唯一可以下去的口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陡坡路。上午我曾去看过那个地方,是畅通的,下午我们下去时,路被人用石头封住了。堂弟告诉我,这条路的下面,是一个面积较大、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有个大溶洞,有平台,有坡地,村里常有人家把羊群放到沟底,羊群可以在那里自行觅食和躲避风雨,主人只需每隔十天半月到下面给羊群喂食一些食盐就可以了。堂弟説,当天有人家把羊群放下去了,路就是他们封堵的,以避免羊群自己顺路上来走失。到下面以后,曲曲折折走了一段,才到了那条羊肠小道上。小道是天然形成的,靠里面比较平坦可以行走的宽度不足五十厘米,外面有几十厘米坡度较大不能落脚。小道的上下方都是绝壁,上面大约有三四十米高,下面深不见底。刚上那条小道,我的腿就开始发软,勉强向前走了几步,就想返回去。堂弟説既然下来了,就走到石门那边看看吧。我看距离石门也不远,就和他慢慢走了过去,走着走着也不觉得那么害怕了。看那石门,实际就是延伸出来的山体上的一个长方形的通道。到石门那里一看,发现也被人用石头封堵了一米多高,堂弟説这也是放羊群的那家人封的,不然羊就会顺着小道走丢。堂弟把封门的石头一块块扔到门那边,直到我可以跨过去。石门那边的路面比较宽,我们向前走了十几米,见天色已晚,就原路返回。堂弟让我过了石门别动,等着他把门封好一起走。可过了石门脚下坡度较大,站立不稳,我就下意识地向前走了几步。就在我刚刚停下脚步转身之际,突然听到有石头从高处跌落下来的声音。一看,原来从石门上面的山体上接连落下好几块大石头,就落在了我刚刚离开的地方,其中两三块继续滚落到了悬崖下面。我一下子呆住了,正在封门的堂弟也听到了声音,大声喊着“大嫂”急忙跳了过来。他听到我的答应声并看到我还站在那里,方才放心。再看看地上那两块大石头,惊得他直吐舌头。我告诉他还有好几块石头掉到崖下去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回声,他顿时吓得睁大了眼睛。他说,幸亏我向前走了几步,否则我一准会被石头砸到崖下,那样他可怎么向大伯和大哥交代?我早就听家里人说过,村里人寻短见时就有从悬崖上跳下去的,下去之后就会身首异处,四肢散落,家人得绕道走四五十里才能到达崖底收回尸体,而我那天就差一点落得这个下场!我和堂弟约好对此次遭遇秘而不宣,我的公公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家里其他人也是很久以后才听我说起这件事,我自己则每想起来都会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生死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常常是一刹那的事情,刹那之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会消失。危险无处不在,危机可能四伏。但我的这几次危险大都是自己不小心、不理性造成的,是犯了很低级错误。

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我们那几个人怎么会在铁轨上漫步?为什么天黑下来还不离开?那不是在自找麻烦吗?

当年我居住的屋子是个通风不畅的土窑洞,两三个月没有人居住,我回去后没有开门开窗通风,生着炉子后憋着一屋子烟就关门关窗睡觉了,那个屋子不缺氧就怪了。想熏蚊子,结果差点“熏”死了自己!

横穿铁路前不放慢速度、左右观察有无火车通过就是致命错误,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那里站着不动却浑然不觉,更不可思议。再怎么心不在焉,也不能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啊!

那次狼洼背之行的危险纯属意外,石门在一天之内被封堵、拆封、再封堵的过程震动了石门上面山体,山体上常年被风吹日晒的石头自然会松动脱落。不过那种情形真的太可怕了,我如若没有那么强烈的好奇心,不到那条一站上去就双腿哆嗦的羊肠小道上,怎么会遭遇那么危险的情景呢?

人们常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借用在此处也有几分道理。除了自己,谁还能制造出如此险境?我躲过了劫难,自己也知道事情的原委,才可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不幸哪一次醒不过来了,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景,也想不明白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那就见仁见智,由着别人猜想了。听惯了人们对一些意外死亡事件近乎恶毒的评介,我觉得我不仅保住了性命,还避免了可畏的人言,实在是幸运得很。

一般而言,一个人在几次经历死亡威胁之后,对物质得失、仕途争斗、名利诱惑往往看得比较淡,而对亲情、友情则更为珍惜。

我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居然没有名利得失等方面的特殊心得体会。究其根源,可能是我早期经历危险时,年纪尚轻,险情一晃而过,可现实生活则必须严肃以对。尤其是物质生活,没有米面就不能果腹,没有衣裤就无法裹体。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一直在为吃饭穿衣奔忙,难得消停。而且,同样是为生计忙碌,所从事的行业不同,收入悬殊很大,我还得为争取好一点的职业奋斗。从事任何职业,都存在职称或职位的晋升问题,它不仅与收入挂钩,也彰显一个人的能力,关乎名誉,入行随俗,容不得有半点懈怠。虽经历过数次死亡威胁,我在物质得失、前途进取、晋升晋级诸方面都和常人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在后两次危险过后,有过短暂的思想波动,觉得世事无常,不必对自己太苛求。可转眼之间,我就向现实生活举手投降了。因为只要活着,就要面对生存压力,就要对家人子女负责,生活并不会格外垂青受过死亡威胁的人,没有人会不经努力得到生活、生存所需的一切。当然我对待这些只是顺其自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为了得到会不择手段,这可能也算是看得比较淡吧。不过我更倾向于这是性格使然,而非历经死亡大彻大悟的结果。

由于母亲早逝,我从小就亲情缺失,所以很珍视亲情和友情。不过我接受的主要是深沉而含蓄的父爱,因而我对亲人子女也给不出一般女性那种热烈、温柔、缠绵的爱,而是显得比较“冷”。其实这只是表象,家人子女的一切都在我心里装着,我对他们的在意程度和付出精神无异于其他任何感情充沛的女性。1990年,孩子的三叔英年早逝,留下三婶和三个女儿,最大的才刚初中毕业。有过相同经历的我知道,对她们的最好帮助,就是为她们做一点实事,在和丈夫商量后,我们把她的大女儿带到身边,供她上了三年高中。公公患病住院时,已年近八旬,一开始,小姑子们不能抽身来服侍,丈夫有课、有时候还有晚自习,我就和丈夫替换着照顾,有时晚上也在医院,喂药喂饭,接送大小便。公公的病友们一直以为我是女儿,当得知我是儿媳时,惊讶之余对我大加赞赏。其实许多人都能做到这点,只不过他们没有见到罢了。婆婆晚年,我对她的物质、经济、精神需求诸方面都关怀备至,她临终前,我回到家里张罗兄弟姊妹给她洗了头发、擦洗了身子、修剪了指甲。那一晚,大小姑子和两个小叔子都到另外的屋子里休息了,留下我和最小的小姑子在婆婆身边。小姑子动情地説,他们都搞错了,都把他们自己的娘当成了我的娘,我一回来,他们就撒手不管了。而且她还举了个例子説,连我婆婆也搞错了,她没有觉得我丈夫就该在她身边服侍,而是认为我带着孙女回不来,打发丈夫回家替我服侍了。我也觉得婆婆没有把我当外人,婆婆和我在一起,什么话都不避讳,包括对自己子女的某些不满。这就是我对亲人的态度,甜言蜜语我不会説,该我做的我都会做到。亲情的付出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不管是血亲还是姻亲,担当一个角色,就得尽一份与之相应的责任。

对于邻里和朋友,我的情感很真挚。我并不善于向对方表达我与其是多么友好,但在他们需要我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帮,尤其是在他们痛失亲人时。非典肆虐的那年五月,凌晨五点多我的一个邻居打电话説她的公公病危,我立即到了她家。其时120救护医生已经放弃抢救,我在他们送老人到太平房之后,一直陪伴他们的女儿到她离开家。前年我家的另一个邻居突发疾病猝死,他的子女年轻,一时没了主张,我及时提醒他们该做些什么,并把他们年纪尚小的儿子带在身边,给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他们説一般人对这些场所躲避还来不及,我能贴心贴意地帮助他们,实属不易。我经历了多个亲人的去世,我知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和晦气、不吉没有任何瓜葛,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相帮的。我在危难时就得到过乡邻的无私帮助,我怎么会在别人需要时袖手旁观?何况,我已经摸过好几次阎王鼻子,又被阎王退回来,还能作为一个“生”者对一个“死”者的家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我是何其有幸!

狼洼背遇险的经历被家人知道后,我的儿子説:“妈,你都死过一次了,还不高高兴兴地活!”这话说得不错,大难之后,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非常注重调节自己的心境。生活中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烦恼、郁闷不可避免。每当此时,我就会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和自己较劲。何况如意不如意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把标准降低、把事情看淡,心情就会截然不同。那一年我自己决定提前退休,同学们聚会送我,説我没心没肺,定会活大岁数。活大岁数倒未必,但没心没肺就会心情愉悦,就会无忧无虑,这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倒可能得益于我大难不死后的醒悟。

生死两重天,死了就一了百了。只要活着,不管是否经历过死亡威胁,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生存压力、子女抚养和教育、赡养老人等家庭责任、必须尽到的社会责任,还有精神需求等等。这一切都很具体,的的确确存在,需要认认真真应对。不是你想一想説:“我都死过好几次了,管它呢!”这些问题就会烟消云散。从这个角度説,有没有经历过死亡威胁,只要处于“生”的状态,就得奋斗,就得进取,就得付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可以调节的东西只在精神层面上。大难不死之后,对一些问题可以想得开、看得开,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变得比较达观,这样或许会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烦恼。

虽然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死亡是终究要面对的,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寻常百姓,概莫能外。

作为一个已在人生旅途跋涉了六十多个春秋的过来人,所受教育、传统观念都影响着我对生死问题的态度。我对儒、释、道和基督教等的生死观都曾泛泛了解,随着年龄、学识和阅历的增长,对各种学说或者信仰基本上是尊重多于质疑,既谈不上是那家学说的信众,也不会竭力反对那一种观念。我曾经很肤浅,现在也只能説对生死问题掂量过、探求过,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了。

早年间,我像许多人一样,对必将到来的老病死比较麻木,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甚或与自己关系不大。记得有一年在鞍山,看到空军疗养院的老人们无所事事地聊天、散步、锻炼,有的明显腿脚不太灵便,还有的精神不健全,某人很不敬地説:“你看那些人,整个一个等死队。”我当时年届不惑,对这种说法居然没有多少反感。倏忽之间,我已退休,按照前面提到的那种说法,也加入到了“等死队”的行列。这时才体会到觉得,几十年的生命历程,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年轻时,竟然觉得“老”距离自己那么遥远,真是可笑至极。“人人都要老”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居然用了一辈子才搞清。依稀记得鲁迅文章中讲过的故事:一位老实人出席朋友为儿子摆的满月酒,到贺嘉宾不是说这个孩子将来大富大贵,便是说孩子长大后一定官运亨通,唯独老实人讲出事实,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结果被揍了一顿。生活中,我们往往对一些并不确定的东西如名利、地位、财富等趋之若鹜,非常执着,而对注定要来的生老病死不愿正视、不敢正视。可见这种对现实置若罔闻、本末倒置的思维既有历史渊源,又比较普遍,像我这样肤浅与麻木者并非绝无仅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与沉重。宝贵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沉重是因为一个人从呱呱落地那一刻起,生命就不只属于自己。

三十年多前,我们的一个高中同学因为谋求一个合适的岗位不能如愿,一气之下,抛下他的老母亲、妻子和三个女儿寻了短见。人们纷纷为他抱屈,我却不以为然。他自己一死了之,却把无尽的哀思留给了他的亲人;更不能原谅的是,他把赡养自己老母亲和抚养三个女儿的责任都推给了自己的妻子。相对于生者的艰难,死是很容易的,我觉得他除了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还太过自私、太没有责任心。我也曾伤痕累累、进退维谷,也曾有过短暂的迷茫,甚至一念之差。但我想,我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是非常宝贵的;我把自己的子女带到人世间,我要为他们负责;我还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发展到那个地步很不容易,有父母、师长的培育,也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无论如何,我都要坚强地活着,断不能轻生。不仅如此,我还不断地调节自己的心态,阳光地面对生活。世上没有跨不过的坎,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回过头来看,除了那些被迫害致死者,其余的人只要自己不寻短见,文革后仍然是乾坤朗朗。而挺不过去的人,再平反、恢复名誉,那个鲜活的人也不能复生,活着的家人即便得到一丝心理慰藉,也难抵消失去亲人的痛楚。曾经一度,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即便为救集体的一块木板牺牲生命也在提倡之列。好在现在的主流在倡导人们珍爱生命、善待自己,凸显了社会与世道人心的进步。毕竟生命是最宝贵的,人死不能复生,而财富可以再创造,境遇可以改变。

几次经历死亡威胁之后,孟夫子所说的“性本善”在我身上似乎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冲动。我善良到希望周边的人都好的程度,我与他人相处,会忘大恶而记小善。我知道基督教和佛教精心构建了一个死后的彼岸世界,他们的宗教教义都在教育人们向善,在告诉人们善恶有报。但这些教派中有的人的做法和现实并不是那样,那些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不是也有宗教信仰吗?有人杀了那么多的人,不是还躲在世界某个角落里过得有滋有味吗?他们向善了吗?他们忏悔过吗?他们得到恶报了吗?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善良是心灵的一种自然需要,不为来世,只为心安,活着心安,死时心安。

我不会想方设法地追求长寿,而只是顺其自然。古时帝王费尽心机要长生不老,有那么多人对他们山呼万岁,他们不也只有几十年的寿命吗?何况我这一介草民?这种观念倒也省却了许多麻烦,从前我没有随波逐流地喝鸡血、喝冷水、喝三株口服液,近期则没有被张悟本忽悠得去吃绿豆、吃生茄子。何况那些所谓的“健康理念”多如牛毛,哪些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哪些是随便忽悠,哪些又与相关产品挂钩存在经济利益,谁能搞得清楚呢?早年间曾经看到一幅漫画,夫妻二人一个头朝北睡,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上写“头朝北睡好”;另一个头朝南睡,手捧一本杂志,上写“头朝南睡好”。细品那些林林总总的健康提示,的确让人莫衷一是,所以只好按照自己的习性来,只要注意不懒惰、不挑食、不执着于某种恶习即可。

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介草民,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志,也无须“舍生取义”之激昂。我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也绝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只是作为社会和家庭的一员尽了应尽的职责。我的死既不会“重于泰山”,也不可能“轻于鸿毛”,而将是一个很平常的生命终结。我理解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意在使人生不朽。正如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所说,“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可以永垂不朽。因为他的肉体虽消失了,而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都会长期影响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事实上,“死而不亡”的伟人毕竟只是少数,即便是伟人,当我们把他们的一生放进历史长河的时候,依然是那么微不足道,一如恒河之沙,终将淹灭于沧海桑田。尽管作为普通人,由于心智、能力、努力不够和机遇等等原因,难以留下生命的印痕,但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生活了,尽到了社会和家庭职责,也没有什么遗憾和愧疚。

据説,无论是基督教和佛教精心编织的彼岸世界、儒家的“不朽”追求,还是后来道教的长生成仙,都是针对人们的死亡恐惧而产生。但死亡依然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永恒的、基本的恐惧,它将永远盘踞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 威廉·詹姆斯 称死亡为潜伏在人各种幸福欢乐的虚饰之后的“深藏的蛀虫”,所有的人,无论他承认与否,都必然对这“深藏的蛀虫”怀有直觉。从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到怕死、怕尸体、怕墓地、怕鬼的心理,每个人不难体察自己意识深处盘踞的对死亡的本能性畏惧。

有一种说法,説癌症患者不是被吓死、就是因过度治疗而死亡,真正被疾病夺去性命的极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普遍恐惧死亡,强烈求生。我认识一个大姐,她开朗、豁达,生活理念和健康理念堪称我辈楷模,我们都説她必定会高寿,她则笑答死亡并不可怕,她会从容面对。可她刚刚六十出头就罹患绝症,住进医院几个月就被死神夺走了性命。她的丈夫説她临终前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非常震撼,由此他觉得“贪生怕死”真的是人之常情,长期以来,人们把贪生怕死作为一个贬义词,太不恰当了。

其实大姐临终求生的欲望和呐喊是再正常不过了。古今中外的一代代人,从平头百姓、凡夫俗子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不可一世的皇帝,从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到深沉敏锐的哲人智士,当面对人生短暂、谁也不免一死的现实时,无不感叹嘘唏,形之于色,发之于声。感叹人生苦短、百年如梦,是古今中外的诗文中最常见的永恒主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卧龙跃马终黄土”,此类诗句,传诵千古,引起多少人心弦的共振。就连曹操那样的乱世英雄,在死亡面前也只能无奈地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无论是恐惧,还是感叹,死亡是必须面对的。无论是死后升入天堂、还是到了极乐世界,无论是创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还是庸庸碌碌的寻常百姓,人的肉身终归是要消亡的。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于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谁也无法与自然规律抗衡。著名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其实,我们每个人肯定都对生死问题想过许多年、想过无数次了,有时会像史铁生先生那样想得很明白,看得很开;有时难免会犯迷糊,感到很纠结。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这和一个人的信仰、修养密不可分,而且无论持怎样的观念,都无可厚非。就我自己而言,也是如此。豁达时,我觉得可以捐献器官甚至遗体;纠结时,我会觉得人生苦短,觉得似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人怎么就老了呢?想想那些哲人智士、英雄伟人面对这个结局尚且感叹嘘唏,何况我这个像蚂蚁一样的小百姓呢?

由于父母和他们上一辈的老人都去世得早,我曾説,我若能活到五十岁就满足了。托福现在的医疗卫生条件,现今我们姐妹都六十多岁了,我常和人戏言自己已经赚了十多年。

到了我这把年纪,有过数次脱险经历,我感觉非常幸运。我常想,如果我第一次出意外,我还是学生,没有对社会做任何贡献,也没有成家;第二次时,我是农民,已经种植过粮食和蔬菜、对社会有所贡献,但我还没有孩子;第三次时,我已经做了十多年教师,教过不少学生,但我的孩子还没有成人;就是距今最近的第四次时,我的孩子也还没有成家。可以説,走的越早,人生缺憾越多。

有人说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没有完美的人生,但可以有完整的人生。据说完整的人生就是做孩子,做兄弟姐妹,做爱人,做父母亲,做朋友,做学生,做师长……人生中各种角色都尝试了,都做得无悔了,这就是完整的人生了。从这个角度看,我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

我做了上面所说家庭里可以做的一切“角色”,如今我还做了祖母和外祖母,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女、外孙女。同样是天伦之乐,做父母时,每天为生计奔忙,给孩子吃饱穿暖让孩子受教育是主要任务。做祖母和外祖母,少了一些责任,多了休闲与欣赏,孩子的一颦一笑,孩子的天真无邪,孩子的每一个哪怕是微小的进步,或使我会心微笑、或使我捧腹开怀,那种人生乐趣,没有这个经历,是无法体会的。曾看过央视一档节目,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説他不准备要孩子,而喜欢旅游,他説他已经到过二十多个国家,到他老年时,就会游遍全世界,那对他将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记得我当时脱口而出,説“他连什么是天伦之乐都体味不到,还奢谈什么人生财富?”且不说生育后代是人类繁衍的需要、是为国家培养建设者,单就儿孙绕膝的情感体验,就是人生的一种财富,是其他财富不可比的。

我有各个阶段结识的朋友。他们中有曾和我是“发小”、现在还常和我屈膝谈心的村妇,有以其研发的科技成果和创作的精神产品飨我慰我的专家、教授乃至院士,有经常通过邮箱鸿雁传书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有不计长话和漫游费与我煲电话粥、向我倾诉心思的莫逆之交,有一起散步和娱乐的邻居,还有拎包一起游山玩水的“驴友”……

做学生我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小学我在过复式班,一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四个班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也在过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学生的教室,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模式。我读大学是在高中毕业返乡十多年后,在有了一双儿女拖累的情况下,和一帮比我小十岁上下的同学做同窗。我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不说,还和她们玩得一塌糊涂,以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就是在今天,在退休多年之后,我对自己的年龄也是模糊的。有时在公交车上我会情不自禁地给老人和带孩子的年轻人让座,引来别人奇异的目光。

做老师我做过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教师,只不过我任职的大学只是一所成人高校,我常戏言我这个副教授比不上名校的一个助教。在各个阶段的教学中我都做到了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敬业、思维清楚、讲授条理是一般学生对我的评价。

我还回乡当过农民,种植过蔬菜和粮食;我又在厂矿劳动过,做过翻砂、描图、修理电动机等工种;没有商业头脑、不把加盟费、店面租金、税款、服务员工资和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计入成本的我,甚至开过一年商店……谁能説我的人生不完整呢?

我还有一些与特定“角色”无关的体味,比如读书和旅游。

读书是我一生的喜好。上小学时,偶然读到亲戚的一本初中《国语》,从里面学习了超出小学的知识,觉得非常有趣,从此爱上了读书。上初中时,开始读凡是可以到手的各种书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人的经历见识有限,书中的世界广阔无限,她可以将人带到古今中外的各个领域。书籍对人的作用犹如食物,人很难说清楚自己哪个时间吃的哪种食物营养了自己的大脑、内脏或四肢,因为这些食物是综合发生作用的。书籍也是如此,也许读到的知识或故事并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不定哪一天就会发现,原来学到的东西已经点点滴滴渗透到自己的方方面面了。静静地捧着一本书,或快速浏览、或细细玩味,那种享受,完全可以与品尝任何一种美味佳肴媲美。

我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古迹名胜,接触过很多地方和民族的风土人情。仅名山一项,我领略过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俊美、千山的迷人,在五台山上拜过佛祖,于嵩山少林寺内谒过塔林,还曾登临骊山和崂山。我曾在大连、北戴河、青岛、日照三亚等地与大海亲近,感受大海的博大胸怀和其潮起潮落、瞬息万变的雄宏气势。我到过三十多个省会和直辖市中的一半多,或旅游、或客居。我在朝鲜族的土炕上品尝过香喷喷的狗肉、目睹过土家族的特色婚俗、参观过黎族的山寨、观赏过彝族、白族的舞蹈,拍摄过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做客于傣族的竹楼。登山磨练情志,近海开阔胸怀,城市有其韵味,山乡各具特色,人生在世实在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只要生命犹存、力所能及就应该尽量去品味。读书和旅游丰富生活、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使我的人生更加多姿多彩。

之前从未梳理和思考过自己的人生,经过此次梳理,我忽然发现我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很少和人攀比。记得我在小学任教时,我有一个同事,我们是同龄人,她是公办教师,她每年回家过春节之前都要给自己及全家人购买当时最好的衣服和其它用品。她説,她要和村子里那些女人比,把她们比下去。我那时不能理解,现在也理解不了,那有什么可比的吗?因为我不知道和别人比,所以居家过日子就总是按照自己的条件和需要添置衣物、日用品和大件的家具、电器。记得我当民办教师时一直买不起手表,那时学校实行坐班制,凭借我家距离学校近,常常是第一声预备铃响起,我从家里动身,铃声未落,我已经站在学校院子里,这种状况直到后来买了闹钟才改变。我不知道当时的流行趋势,因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落伍。因为不攀比,就知足,知足就常乐。就像现在,梳理了我的人生之后,我觉得我一个出生在山庄窝铺的农家女孩能有这样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满足。我要把我的满足感告诉我的亲人们,让他们知道,不管我哪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都是带着满足离开的,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天,我希望他们届时不必过度悲伤。

我的挚友爱兰看了拙文的一部分之后,来函説:“看了‘生死',我想到了‘生若夏花般灿烂,死若秋叶般静美'这句名言。善待生命、享受生命、对人生自我总结、欣赏,则堪称灿烂;如能读懂从夏到秋是无法回避的短暂的自然过程,那么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就会少一些恐惧,多一些达观,甚至没有恐惧;这时静美的秋叶会为之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真感谢爱兰,她把灿烂定义为“善待生命、享受生命、对人生自我总结、欣赏”,从这个角度看,我也可以“堪称灿烂”了。因为尽管我非常满足,但内心不免有点怯懦,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平淡了,似乎一个闪光点也没有。由爱兰的话,我又联想起了一个朋友在《怎样活一辈子才值得》一文中的话:“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上苍赐予自己的具体客观环境和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在自己主观能动性所能达到的程度上,一辈子都能坚持不懈地去力求正确认识和改造自己周围或大或小的世界,并从中得到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满足,得到一定的社会肯定和尊重,那么,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光荣的人、有成就的人,他的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是啊,就像我们的父辈,他们也许目不识丁、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但他们一辈子不停地劳作耕耘,毫无疑问是“一辈子都坚持不懈地去力求正确认识和改造自己周围或大或小的世界”了,“他的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由此我觉得自己即便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介草民,也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也可以不必感到卑微了!

和一位朋友谈及生死,他説:“生死乃一对孪生兄弟,能真正坦然面对生死的人并不多。到我们这个年纪,关键是要做我们想做的事,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此言甚是。一个花甲老人,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宜居城市,有阳光、蓝天、白云、有绿树、花香、鸟语,有老窝、老伴、老友,虽没有丰厚老底,但有足够自己正常生活支配的退休金,儿孙绕膝,其乐融融,夫复何求?做自己想做的事,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至于那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亦即死亡何日到来,以什么方式到来,随它去吧。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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