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1年5月19日

地点: 华盛顿

主持人:

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Karen Dynan(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项目联席主任)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

Strobe Talbott(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

Joshua Meltzer(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参与人:

Ted Gayer(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项目联席主任)

Alice Rivlin(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研究员)

李拉亚(华侨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Nicholas Lardy(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潘功胜(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

Eswar Prasad(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Homi Kharas(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领域高级研究员、副主任)

金立群(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Susan Schwab(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Charles Freema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程立新(中兴通讯副总裁、中兴通讯北美分公司CEO)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Douglas Paal(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

Robert D. Hormats(美国副国务卿)

David 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aul H. Nitze国际研究学院George and Sadie Hyman中国研究教授)

编者：在中美两国各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双方在国内经济上面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为应对挑战，两国正积极推进国内经济转型，也在相应调整着各自的国际战略。这些应对措施势必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任何一国经济转型成功，都将使另一国受益。中美需要知己知彼。

2011年5月19日，财新传媒和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在华盛顿举行财新峰会华盛顿专场——“中国与美国：下一个五年”，把脉中美两国经济，把握未来五年两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实质和方向。

峰会嘉宾的发言既有对现实的精辟分析，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本刊特精选部分内容呈现给读者。

双边经济关系走向

罗伯特·D·霍尔迈茨(Robert D. Hormats): 展望未来五年美中经济关系，也就是我所负责的领域，存在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会遵循“二战”末期建立的基于规则、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会反过来尽力扭转这一体系?

中国一方面要顾及各项政策，以解决国内挑战，用统计的方法对经济实施管理，另一方面，中国严重依赖全球体系，总体上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正试图在这两者中寻求平衡。

近来，全球金融危机和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的异军突起，尤其是中国，使得有些人质疑全球经济体系是否还是真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质疑者通常指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也叫“中国模式”，注重建立和加强国内龙头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支持型企业。

我们注意到，中国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来自本国的创新、改革和数亿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但是，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国家支持型企业所享有的竞争优势也源于人为授予，造成了很多贸易扭曲现象。

是否建立并维持国有企业，显然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但是，有时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型企业通过扰乱竞争秩序的行为人为地获得竞争优势，这些行为包括财政特权支持，私营企业享受不到的监管便利条件，竞争保护，能够获得其他公司承担成本的知识产权，使中国公司在政府采购中创造优势。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非常担心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影响、威胁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私营公司的竞争力，甚至也包括中国私营企业。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当局合作，鼓励政府在这些领域推进全球体系标准。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省份之间的差距继续成为中国领导人首要关注的问题。腐败、资源限制和环境问题使得这些挑战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并非要就此说三道四，中国领导层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的确令人称道。

保持国内稳定仍然是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新近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反映出中国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和国内改革。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更加稳定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挑战。新的五年规划旨在转变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高投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新模式基于扩大国内消费，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使人们能更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商业价值愈加重要，中国公司自然想获得与其他国家公司同样的保护、可预见性与保障。中国贸易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想从全球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机会、公平竞争，就必须给其他国家同样的机会。

我所在的部门以及我本人，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承认中国的繁荣对美国经济有益。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的繁荣对他们有益。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言，美国的繁荣对中国有益，而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益。我们未来的经济愈加交织在一起。

中国需要承认，如果美国、欧洲、日本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认定中国的制度失衡或者不公平，并相信一国利用这种制度获取不当利益，而没能对全体的成功做出适当的贡献，他们就会做出回应，这将危及这一体系的未来，也就意味着危及中国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全球体系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利益，但至少也要为美国的经济失衡和增长缓慢负部分责任。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使人们相信政府正在采取政策措施，纠正失衡现象，以使各方汇聚于共同规则之上。此外，美国国内政策也必须加强美国的竞争力。

美国的经济难题

爱丽丝·里夫林(Alice Rivlin): 美国经济复苏为何如此缓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走出这一困境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应当关注在无节制的消费和借贷时所忽略了的部分。公众和政府的当前消费过多，包括住房消费。但是，对于那些未来高生产率经济增长所需的部分，我们投入得太少。

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足，尤其是在交通领域。我们在劳动力技能方面也存在投资不足。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中，具备新世纪充足技能的人所占的比重低于许多国家，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加快投资。

如何使美国联邦预算重新回到可持续的轨道上?美国为此建立了两党委员会，其结论是我们要放慢未来福利项目支出的增长，尤其是医疗支出的增长。政府应当重新安排支出的优先顺序。在经济预期增长方面的支出应高于其他国内和国防项目。政府应把精力集中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包括弥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上的赤字，投资提高国民技能，投资科学技术。

这些设想都不会自动发生，因为很快就到债务限额了。为了实施委员会提议的措施，需要修改立法，改革医疗保险法，医疗补贴法，税收法，而在我们复杂的决策体系中，仅仅形成采取这些措施的意愿，也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最有可能的积极成果就是政府各部门集中在一起，由副总统主持，成立一个新组织，组织成员不要从参众两院两党的领导层中选。由这个组织领导，达成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未来几年削减开支的方案。方案很可能不包括提高税收，但要建立机制，执行长期的计划，实现可持续的预算途径。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许成钢: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这是多年以来众所周知的结构性问题。

之所以会存在这一问题，首先是因为国内需求太少。确切地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率也低于GDP增长率。其次，在很多方面，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迅速恶化，例如，政府征地，此类问题有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再次，制造业难以持续，例如，中小企业准入和扩张的环境恶化、技术升级缓慢、劳动力成本上涨等等。另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环保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政府投资。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是由政府完成的，而现在地方政府占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90%以上，所以，中央政府出现大量盈余，而地方政府则出现赤字。

中国的大部分结构性问题都源于制度问题，很多结构性问题是互相关联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源于区域竞争，而区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大多数结构性问题也是由此机制造成的。中国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大部分政策。为了竞争吸引投资，地方政府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以至于在很多方面存在风险，例如，地方垄断，强制征地，挤占私营部门的金融资源，建立新的准入壁垒等。地方政府也尝试通过各种途径收取各种新的税费，尝试新的征地方式。此外，面临中央制定的一些政策时，地方政府还是相当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想法。

区域竞争原来是独特的中国体制造就的。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中央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各级的人事权力;另一方面，经济管制权高度分散。如果衡量实质分权的程度，那么，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分权的了。我把这种体制称为地方分权的权威主义。这种体制为区域竞争创造了条件，因为地方官员的仕途与业绩排名相关，而中国各地区的区域性经济的结构也相似。

那么，为何区域竞争成了问题的源头?现在政府面临多重目标，例如，针对当前五年规划中设置的各项目标，区域竞争可能以多元平衡告终，而多元平衡并不是部分人想要的结果。

现在，中国政府力图运用很多非市场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政策行不通。处理政府设计的各项政策的主要方法是重新设计评估标准，但这种方法也行不通。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化也更行不通。但是，过去我们的确还有好消息，很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中包括研发和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

黄益平: 从市场预期看，从去年年初开始，一再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要硬着陆。近来，这种情况再次出现，部分原因在于通货膨胀仍是大问题。所以，现在加快放缓经济活动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这种做法是会导致硬着陆，还是市场崩溃，我持怀疑态度。从中国的资产负债表看，家庭、银行、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尽管存在上述所有问题，但是，这些部门看起来都很坚挺、稳健。但是，在今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年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化情况。

关于更长的五年转型期，有三点非常重要。首先，这五年是中国经济实质性转变的转折点，也许在五年之后，中国经济会与今天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一，“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与五年前不同。其二，在今后的三到五年中，我们至少会看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汇率，二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在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之前，就不得不实现利率的自由化。最后，如果所有这些都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那么五年之后的经济会呈现出新特征。

首先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生产或者发展为导向的政府，其主要目标是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这一点无法改变，就会造成其他一些方面的不确定性。之所以一方面经济如此强劲，与此同时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这与我们过去30多年间放松经济管制的方式有关。经济自由化过程不对称、不均衡。产品市场几乎完全实现自由化，但是，要素市场普遍扭曲，问题相当严重。

事态正在改变。我从中看到了转变的希望。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几年以来工资年均增长15%到20%，还很有可能继续增长。涨工资已被证实对促进经济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涨工资有利于促进收入平等。其次，工资涨了，国内生产总值中可支配的收入比重就会上涨，因此将会增加消费。再次，全国范围涨工资，会使工厂从沿海地区迁往内地省份，从而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与此同时，资源领域也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电力、石油、天然气及其他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这会对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并减少我们对经济追加的补贴。所以，将来很有希望出现重大的经济结构优化。

其次，改革的最重要领域实际上是金融市场，或者是资本市场。金融管制可能是扭曲的最重要形式，取消金融管制将会是经济模式转变的主要问题。从涉外领域看，一是汇率非常稳定，二是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相对严密的管制。这是我们实现自由化的绝好机会，如果现在不行动，三到五年后就更难实现了。

那么，该采取哪些措施?首先，我们得做好准备，应对一些额外情况。利率自由化是其中之一，但是，央行官员表示这个实施起来会很快。其次是汇率自由化。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减少干预，人们会逐渐明白这种结果是可以接受的。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相对自由浮动的汇率，并且依然不会倒台。最后是资本账户可兑换。目前的资本账户管制，主要在三个领域，分别是组合投资、债务融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数监管官员对于放开后两项没什么疑虑。他们担心的主要是组合投资，投资到股票、债务、衍生品、货币和共同基金市场。政府不愿意完全取消这一领域上的限制。但是，台湾已经树立了榜样，通过取消所有限制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对组合投资却保留了一些限制，即所谓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拥有这些机制，保留QFII与QDII制度，与此同时大幅提高配额，使得资本和组合投资能够跨境流动，而又有所限制以避免流动逆转等。遵循这个模式，就可以实现货币的基本可兑换。

我的结论是，如果所有这些都会发生，那么，三到五年内中国经济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从所谓的经济奇迹过渡到正常的发展阶段。新的经济可能会具备一些典型的重要特征：一是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加大，因为所有的成本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上涨。二是收入分配将会得到改善;三是产业升级将会加快。

朱民: 先从经济增长说起。由于结构问题，目前的经济增长非常独特。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不同的，两种速度的增长率。2010年全球GDP平均增长率为5%，其中，发达国家为3%，新兴市场为7.2%。新兴市场首次引领全球。几个月或几年之后，新兴市场将占全球GDP的50%。

在过去的150年间，新兴市场首次与发达市场分享全部的世界经济增长，各占一半。经济增长显然带动了新兴市场。所有这些对经济学而言都具有意义。

第一个巨大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中心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新兴市场GDP接近全球一半，实际上改变了整个经济动态。因为经济增长发生变化，从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转向新兴市场的30亿人口，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并且改变了全局。因为30亿人，数量上有很大变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强劲，并迅速改变目标结构。这改变了全世界的需求模式。

比如，石油需求和增长，铜的需求与消费增长，整个结构变化有三大趋势。十年前，新兴市场的整体商品需求是由制造业全球化驱动的。因此，新兴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显著增加，但是，总体上这还是全球商品再分配。随着新兴市场的制造能力逐渐提高，这些国家也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道路、高速公路和建筑，等等。新兴市场创造了对资源的额外需求，这是第二个趋势。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个趋势的起点，人均收入的增加拉动了对商品和能源的需求。

第二大变化实际上是资金流量的变化。今天，新兴市场的GDP占全球的47.8%，而金融资产仅占全球的19%。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越来越多的资金会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投资。

第三个变化是贸易方面。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新兴市场，而新兴市场越来越以消费者为导向，新兴市场的需求加快了其经济的增长。

再看通货膨胀。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很严重，背后有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大宗商品和能源进口，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以流动性为例，纵观过去六年，全球利率从未这么低过。当流动性充足，全面通货膨胀时，既带来了压力，也使人们形成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通货膨胀也源自很多方面。对于大宗商品和能源进口而言，出口国也存在通货膨胀问题。

不仅在中国，还有印度、泰国、印尼和巴西，劳动力、环保和土地成本出现上涨。所以，供应方成本的确有所上涨。

供应方和需求方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这种压力源自从新兴制造业市场和先进国家流出的资源。全球面临通货膨胀，这的确是一种趋势。世界正面临通货膨胀，利率呈上升趋势，全球正处在紧缩周期。

那么，在政策方面，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新兴市场国家用尽了各种办法。这些国家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尤其是中国已提至21%，此外还有汇率手段。它们使财政政策正常化，紧缩货币政策，用尽各种办法给经济降温。这些办法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开始实施，但要起作用并不容易。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平衡?对这一短期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新兴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过去三到四年中，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从依赖出口贸易的模式转变为内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因为当你推行所有的刺激方案时，很多的货币涌向投资领域，投资领域和货币储存池子也满了。

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结构调整，新兴市场的角色不再是供应方。实现价值转变，确保有足够大的利润，以克服成本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新兴市场需要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更多领域，让人们能多赚钱，但是，服务业也创造了就业机会、收入和利润。总的来说，整个新兴市场需要从极度依赖外部拉动转向内部驱动，自我持续的增长模式，这才是新兴市场真正的挑战。

目前，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从根本上说，新兴市场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当前的证据表明，通货膨胀不只是货币问题，更多的是结构问题，供应方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工具和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还未摆脱困境，走出危机。新兴市场增长非常强劲，但是不平衡——全球经济结构实际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球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中美经济结构调整的全球影响

金立群: 当我们考虑对其他各国的影响时，需要把中美放到一起，这是因为现在中美关系密切。我们需要让中美贸易平衡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上发展，这一点无庸置疑。但是，中美最主要的问题是找到解决方法，延续巨额贸易和跨境投资。如果美国人愿意向中国出售商品，就可以减少对华贸易赤字。

那么，如何看待结构重组问题呢?美国当然需要促进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美国人已经不可能去生产袜子和低端纺织品了，但是，美国的制造业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包括对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对中国而言，内陆省份和民族自治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仍然是今后一二十年的重要任务。

现在，如果中美保持非常好的贸易关系，使其更具可持续性，继续保持跨境投资，就会对全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里面有个误区，就是把其他国家当成全球竞争中的被动参与者，而实际上它们在其他方面非常有竞争力。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提供者。这对世界其他各国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愿意提供资源，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或者说向欧洲大陆的周边国家提供了资金。中国愿意同其他国家合作，寻求多赢的局面。

所以，中国将会成为工业制成品的重要提供者，更重要的是，将会提供服务以及资金来源。所以，中国的影响会是积极的。但是，在一些国家看来，如果其宏观政策有问题，中国影响就可能带来压力。所以，我们应该共同合作。

贸易与直接投资

苏珊·施瓦博(Susan Schwab): 首先，有些人担心中国遇到了麻烦，这不仅与美国的进口敏感型产业相关，还与出口导向性地区相关，因此表示担心的不只是领导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当时人们担心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而事实上人们的这一担心传播得非常深远。这就要说到第二点，有人认为竞争环境并不公平，甚至就连在中国有大量生意的美国农业和服务业、制造业的公司和企业都对此表示担忧。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不能让市场发挥力量，这些企业就无法想做多大生意就做多大，市场上总是存在干预现象，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干预，前景不容乐观。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首先，无论是人民币改革以扮演适当的国际角色，还是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中美之间各自的时间表确实相背离，但是，美国太喜欢干涉他国了。其次，美国只是在为失去竞争力寻找借口，无论是在遇到自身经济问题时，还是在我们取得进步时，都是如此。美中两国解决这些问题，诸如知识产权之类的问题时，中国认为自己已经有所进步，当美国继续批评中国的进展时，已经很努力的改革者们就会很生气。

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恰当的着眼点，弄清楚哪些领域是最担忧之处，处理好这些问题，前景就会更加乐观。

首先，整个问题涉及透明度。例如，中国决策时缺乏透明度，很难弄清楚谁在做决策，做了什么决策。如果一家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随时都可能碰到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往往自相矛盾，有的很少执行，有的全面执行，你就很可能违反其中的一两条。

其次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国有企业”“国家支持型企业”。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中国，但在中国特别突出。最近，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开始提出疑问，那些想要通过世贸组织承担国际规则的国家将要充分解决竞争环境的潜在不平等问题。保持沟通，就竞争中立机制进行健全的对话，这一点非常有趣，也非常有用。

再次是知识产权问题。如果你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市场力量的比较优势，剽窃知识产权就是非常棘手的挑战。

政府采购也是一大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双方有协议去解决部分问题。有人认为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产生了一些强劲、有前景的成果，关键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信心相信这些承诺能够兑现。

此外，美国需要弄清楚需要解决哪些双边、多边问题，人民币不是双边问题，而是多边问题。

最后，美国方面明显不确定是否欢迎对内投资，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这比任何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变化要重要得多。

总的来说，首先我们双方并没有统一行动，不像贸易伙伴所相信的那么有条理;其次因为双方没有沟通观点，而且各自关注点不同，我们都可能到头来伤害自己。

众多难题需一道解铃

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 我看到胡舒立女士采访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本·拉登之死是否会导致美国重新调整战略。国务卿说她认为不会，她的答案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首先，我认为希拉里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因为现在美中关系的基础非常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基础超越了恐怖主义，当然还包括我们两国改革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国内改革，并不逊于中国，我们需要战略时机，摆脱过多的国际问题。所以，从观念上讲，双方处在相同的位置。

其次，我认为我们都非常在意两国经济关系恶化的代价，包括处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全局能力以及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

最后，我们双方更加担心跨国问题不断增长的威胁，如果我们无法合作就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点是，2009年和2010年，中美关系并不理想，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过去六个月中，美中关系有些好转，但是美中关系还存在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能够处理，就像做园艺工作，必须坚持下去，永远不能放松。

美中关系存在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在悲观情绪和乐观情绪之间不断调节。为此，简要地列举我担心的几个领域。

首先，中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与官僚作风做斗争，这体现出中国的发展和积极的进步。但当我们实际上面临政府决策时，并不清楚谁在代表中国说话。所以在特定时刻，解读中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难。

其次，两大安全体系会更加不信任双方的共同战略，而非狭义上的安全，尽管我们有着军事和情报体系，但是，中国在宣传和公共安全设施等重要方面有所加强，双方在各方面都极不信任对方。这种不信任感短期之内不会消失。

其三，今后的一年半里，两国都要举行选举，但这不会带来缓和。中国的新一任领导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安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双边关系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其四，中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就创新问题做出了承诺。但是问题不在于中央的承诺，而在于地方执行上，中国即使做出最有诚意的努力也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民进党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地区选举中胜出。民进党很难接受“一个中国”的框架和/或“九二共识”。

总而言之，我们要从冷战时期两大国之间的技术性互动，即行动/回应中学到教训，例如，关于网络领域、海军活动、空军建设、太空卫星、情报感应，等等。我们也有行动/回应周期，一方的技术进步有时会不利于对方的安全。

总之，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两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稳定的。但是，在基本稳定的框架下，两国将继续面临大量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