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之后，我和上小学的女儿到公园去。她蹦蹦跳跳地跑去吊单杠，我注意到单杠上满是雨水。悠哉地在单杠上荡了一阵之后，她开始用舌头去舔那些水。我斥责她，“不可以！”她说，“可是很好喝啊！”舔够了之后，她从杂草丛中摘了一朵小花，假装从里头吸花蜜。我说，“那么小的花应该没有花蜜吧？”她回答，“有啦。”玩够花之后，这回她捡起落在地上的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线。她在地上画了铁轨，开始假装自己在开电车。我才把头转开一下，她就把抓着树枝画线而沾满泥巴的手指放到嘴巴里。我说，“那很脏吧。”但她根本没在听，小脑袋正忙着思考接下来要玩什么。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就算是掉在地上或沾满泥巴的东西，小女孩（们）还是会若无其事地拿来吃。只要大人一转头，她们就会把东西丢在地上，捡起来，然后放进嘴里。
我之所以决定从东京搬到爱知县的最大理由，正是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关东地区已经成为低量辐射区，是不可能在这里养育孩子的。想必有人会觉得我反应过度，但我想请这些人真正地去想象一下孩子们所生活的环境。你们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是怎样玩耍的？你曾经用嘴去接从屋檐滴下来的雨水吗？我们就是一面玩着这些会弄脏自己、让大人皱眉的游戏，一面长大的，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记这点。孩子们有权利玩这些脏兮兮的游戏。所以如果他们想玩雨水，他们就有权利尽情跟雨水玩。
巨大的都市灾害
三月十七日的《朝日新闻》上有一篇名为《来自阪神的讯息：请向西日本疏散》的文章，作者是内田树，内容如下：
阪神大地震发生时，我跟小学六年级的女儿一起住在位于芦屋的公寓里。她从睡梦中惊醒，因为衣柜里的一个抽屉飞出来打到她的脸，当场打断她一颗牙齿。附近的木造房屋大多都倒了，阵阵黑烟从神户街头窜出。由于公寓呈半毁状态，我们只好撤离到附近小学的体育馆，在那里避难了三个礼拜。
之所以很难对这次的东日本大地震做出适切回应，原因在于这场灾难还没结束，福岛反应炉还处于危急状态。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释出信息的速度太缓慢，而且对灾害状况的解读一直避重就轻。也有专家出来断言首都圈没有必要进行撤离。但如果接下来会发生辐射物质大量外泄的状况，这些人有办法负起责任吗？
为了要在危急的情况下生存，对危险的过份强调远比低调来得有效。如果避难结果只是虚惊一场，没有人会怪你，能说“还好没事”是好的。如果我们被引导去相信“我们很安全”，但结果却被告知“没办法了，快逃！”这才会引起恐慌。我有种感觉，那些主张“能避难的人就该去避难”的专家都被媒体封锁了。
我无力改变主流媒体，但我在网络上发起“撤退”到西日本的行动，因为西日本比较安全。目前来说，如果没有一定要留下来的理由，怀孕妇女、婴儿、病人和小孩子们最好撤离已成灾区和救援基地的都会区。
也许政府应该要求能撤离的人尽速撤离。如果居住在东北和关东区的人口能减少一至两百万，这也能降低资源的需求，更顺畅地调动救援人员和物资。
西日本应该接收撤离人员
“现在，我们住在西日本的人应该准备接收撤离出来的人员。因为我们身在安全的西日本，所以应该要讨论出适当的收容政策才对。大阪市长曾表示会提供五百个居住单位，而我相信类似的“欢迎”政策是必要的。
在我任职的大学里，我们决定收容从大学撤离出来而无法正常上课的学生。我认为每一所大学都应该考虑收容学生到无法再收为止。
西日本的角色应该是派人到东部去救援以及收容需要援助的人。我们也需要把原本高度集中在另一边的首都功能搬一些到大阪来。此外也要设立适合东西两边所需的救援劳力。
根据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灾难的经验，受灾者所失去的东西是无法计算的。只能庆幸自己至少还活着，想想自己手边还有什么，以及保有希望。有希望就有未来。而且最后，你还能倚靠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十六年前，我曾感觉到人情温暖包围着我。”（访问者：中村正宪）
内田先生说得很对。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并不想引起太多的危机感，但首都圈已经是灾区了。大多数人都不想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它的规模实在太庞大。但自从三月十一日开始，整个东北地区的太平洋沿岸和整个关东平原就已经成了灾区。我在此所说的“灾区”并不是由地震和海啸所引起的灾害（虽然那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灾害）。问题在于核能灾害，在于福岛第一发电厂正释放出数量庞大的辐射物质。
为了了解至今发生的核灾轮廓，让我们先确认一下受到影响的人口规模。辐射物质主要扩散的范围包括整个东京都和八个县。福岛县有一百万人，宫城县两百三十万人，栃木县二百万人，群马县二百万人，茨城县三百万人，千叶县六百万人，埼玉县七百万人，东京都一千三百万人，神奈川县九百万人。首都加上八个县共四千五百三十万人，等于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这之中，我们可以把总共一都四县人口三千八百万的首都圈当作受灾中心，也是复兴障碍最大的地方。光这个地方就集中了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维持这个超巨大都市运作的日常生活机能只要有一部份失能，就会产生将其它地区也卷入的大规模混乱。
现在，辐射物质已经渗入从利根川和荒川流域引入的供水管线，所以首都区的人都在抢购瓶装水。利根川是支撑首都区的庞大水脉，只要利根川上游的群马县和栃木县有辐射物质落下，几天以后首都圈就有一半会受到灾害，范围扩及琦玉县、东京都、茨城县和千叶县。简单粗略地算一下，至少会有两千万人没有饮用水可用，必须倚靠瓶装水。如果一个人每天需要两公升饮用水，换算下来每天就需要四千万公升，或四十个千吨（kiloton）。如果用四吨的大卡车载运的话，就需要约一万台卡车。要挪出多少劳力才能从甲信越或西日本地区把这些水运过去，这已经是规模大到无法想象的事了。
如今政府正在呼吁民众不要囤积饮水，但问题并不在此。这并不是光靠诉诸个人层次的节制或精神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支持首都圈三千八百万人的主要饮用水脉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这个城市的机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我们必须直视这个事实。
问题大到无法思考
核能灾害有两大特征。第一，辐射物质是肉眼看不见的。第二，必须处理的问题庞大到连思考都会陷入停顿。
首先关于第一个特征，辐射物质无法用肉眼识别，无色无味，无法靠人类的感官探知。而且，由于暴露在低量辐射线之下不会立即对身体产生影响，使人们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然而，这不表示我们就完全束手无策。辐射线的存在和集中程度能够靠仪器测到，所以我们应该跟探测病毒和细菌一样，用新的专用仪器来探测辐射。这并不会很难做到。我们应该把医院和诊所扮演的角色扩大到面对辐射物上，这样它们就可以进行除污染和隔离贮存的动作。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话，就把能让个人确定自身安全的一般性的方法或机材普及。政府目前陷入恐慌，无法响应，但其实只要用一种很传统而简单的卫生观念来想问题就好了。我们应该要大量发放测辐射的仪器，每天由管理者举行讲座让民众了解。此外在特定区域限制农林业、渔捞业和工业生产即可。
核能灾害的第二个特征是问题太大，以致于难以冷静思考。跟全世界比起来，包含部分东北地区和关东平原在内的这个地区不算大，但如果以日本为单位想象的话，就会非常大。遭受核能灾害的这个地区包含日本约三分之一人口，如果再把流通的食物和工业产品估算在内，它的影响范围是整个日本。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能抱持的态度要不是把问题想得很严重，就是干脆完全不去想。
在终止滨冈核能电厂运转的诉讼案中，被问到是否有可能发生数台备用发电机都无法启动的状况时，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斑目春树委员回答，“我们不预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后来在国会再度被质询时，他甚至回答，“核能发电厂无法针对无法预期的状况做设计，这是实际的事实。”这里他所指的“实际”，其实就是把无法估算其危险的东西当作不存在。全部电源都丧失的状况被当作不会发生，超出设计预定强度之上的地震、海啸也被当作不会发生。若被问到这些问题，就说那是问问题的人自己想太多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确估算可能的危险和必须因此花费的劳动力，会使得核能发电这整个不合理的产业不可能继续下去。他们不去思考那种不能发生的严重状况，他们不去思考其它方案。他们不去思考可能发生的大灾难。这种隐而不宣的冒险而反科学的姿态，正是核能政策的核心。
四千五百三十万人就被这样冒险的核能政策所包围。国内大部分的报导都对辐射外泄问题采取低调处理的态度，弥漫着“只要大家都努力的话就没问题”的精神主义。在灾区的居民也没有理性看待问题。即便关东平原如今被宣告是低量辐射外泄区，但举例来说，一对还背着房贷压力的年轻夫妇也没有条件对这项宣告认真看待。因为就算他们跟政府或东京电力公司求偿，会被认定是有遭受辐射损害的机率也微乎其微。因此，他们能做的也只有闭上眼睛不去看。辐射线是肉眼看不见的，而且反正大家都说没问题。似乎为了把损害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大家就把辐射外泄的危险当作不存在，忍耐下去，整件事就变成这样。核能产业的原则——不去设想最严重的状况——也逐渐成为灾区居民之间的普遍原则。
“生产”与再生产
但是，不对，并不是灾区的每一个居民都陷入这种停止思考的状态，还是有人冷静地对这种难以想象的核灾做出回应。真正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居民们，正把撤离东日本视为一个真正的可能而进行思考。使他们最感到为难的是必须放弃许多权利，这些权利可分成两大类：
1.）生产领域的各种权利。土地、生产设备、住宅等财产权、入会权、顾客、参与事业和受雇用的权利。
2）再生产领域的各种权利。健康、生育、养育子女、教育、娱乐。
这些权利他们都必须部分地、选择地放弃。如果放弃生产领域的各种权利（如果撤离的话），就可能还拥有健康的生活；如果放弃再生产领域的权利（如果不撤离的话），则可能保有某种程度的收入和财产权。就是这么回事。
政府反复宣称东北和关东地区这些低量辐射区所受到的损害“不会对健康有立即影响”，这些宣称可以理解为是把是否撤离该区域的决定权留给居民“独立”决定。换句话说，政府已经先放弃传统上法定的“生存和财产权”了，他们在告诉民众要自行在生命和财产之间二选一。这跟福岛第一核电厂附近的状况一样。政府的撤离命令是在居民们自力撤离之后的很久才发布，而且发布的时机显示他们事实上是要确定居民会先采取自力撤离的行动。在这之中很可能会产生金钱赔偿问题，而政府正竭尽全力避免对这些居民负责，而非担起责任。一种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或“自力决定”的概念，是在政府试图把政策决定的责任转嫁到大众身上的这个过程中浮现的。
在被辐射污染的地区，被迫面对这种必须自主放弃各种权利的居民之间被彼此撕裂了。是不是非撤离不可，往后的工作怎么办，今后要怎么养育孩子，这些问题使得家族之间产生裂痕。如果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意外可以在接下来几天后解决，那么暂时的“避难就足够了。但是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反应炉在往后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会持续漏出辐射物质，一些以为只是暂时避难的居民们如今不得不考虑长期移居。
我们必须在自己一直生活于其中的既存现实和新出现的现实之间的空间，思考“现实”是什么。基于相信某种既存“现实”就是现实本身的思想，也就是严格意义下的意识型态，如今已经有问题了。我们要相信生育、育儿、教育和娱乐是应该优先于一切的现实，还是说再生产领域是从属于生产领域的附属现实？如今展现出来的危机是怎样的危机，是对谁而言的危机？到昨天之前还才在宣称“安全、安心社会的实现”的人，是在对谁，以及对谁的现实提出诉求？当现实能作为其本身被认识时，此时的意识型态正被放在阳光下重新检视。
政府匆匆忙忙地对这场混乱做出政治上的控制。把基于证据提出的合理指责斥为“流言”、“道听途说”和“妨害名誉”，并继续自行其事，彷佛东京根本不是受灾区域。政府的两大口号是“避免恐慌”和“保持冷静”。但真正恐慌而失去冷静的其实是政府，他们那些荒谬滑稽的举动，简直像是冷战时期反共运动的再现。
实际上，政府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在阻止福岛核电厂炉心融毁的同时，阻止首都圈的融毁。
自从三月十一日以来，许多年轻妈妈先后带着孩子离开首都圈。她们的行动应该会持续扩大并长期化。无论试图在观念上怎么翻转，已经有辐射物质降落在公园里孩子们玩耍的沙子上，这是怎样也无法动摇的事实。如果仔细看电视，也能发现政府的核能政策是产生和操作于谎言、秘密和形象操弄之上。正是那些先前满口说“百分之百安全”的人，如今使辐射物质从我们头上落下，这些所谓的“专家”的话，怎么想也没有人会再相信了。这些女性之所以率先开始采取撤离行动，并不是因为失去冷静和陷入恐慌，而是恰恰相反。
到目前为止把首都圈的人连结在一起的企业社会/家族的绝缘管，如今开始破裂。会从这里流出去的人口规模无法预计。而这种流出是带着一股对于支撑这个社会至今的意识形态的怒火和“非和解性”的。
会向外流出的并不只是女性。长远看来，集中在首都圈的大学和大学城也会崩溃。学生、照顾者、年轻教授和研究员、外国学生和外国研究员都会逃离东日本，进入西日本和国外。东京的人才将会以大学为中心开始流失。再生产领域的现实无言地宣判了“生产”领域意识形态的罪。
私领域的复兴
我们撤离东京大约十天之后，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走呢？”
她的朋友小茜、小静和章代不撤离没有关系吗？我的朋友们都还在东京，爸爸你怎么想？如果东京很危险，不是应该大家都一起撤离吗？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在这里，所有朋友却都留在东京？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说不出“对啊”或“不是那样的”。
这件事我还是无法对现在还小的孩子说明。对于孩子想念朋友的心情，我不想拿一些艰难的措辞应对。就连我自己，对于离开已经习惯生活的地方、大部分的朋友，我都还感到很难接受。但是，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撤离东京，而且跟谁都没有商量就一个人决定移居，我还是确信这样做是对的。
我明白，面对危机时最好的方法是集思广益，一起面对困难。但在这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这种习惯态度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大灾难是一次发生的，有时候会超越人的智能限度。在超越人智能的压倒性暴力将侵袭自己生命时，跟其他人商谈能有什么结果？他们会替我扛起我得负的责任吗？我要叫他们帮我负责吗？当我试图过我的生活时，我应该基于别人的认可来活吗？
在灾难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人们变得孤独。国家、社会和公众的东西失去了力量，人的生和死被私领域的关切所支配。这不只是作为事情发展的结果，而是对该暴力采取诚实面对的态度时就会如此。在受灾区域，私领域的复兴是以大范围的规模发生。这是灾后社会的一个新动力。
我女儿戴着新帽子上学去。在东京，她的帽子是消防车的红色，但在这里则是黄的。她没有来得及参加开学典礼，但转学手续还是顺利完成了。在三月十二日撤离东京之后，一个月以来她第一次上学。无聊的避难生活终于告一段落，现在她又恢复往日的笑容。
离开出生的土地到新的土地生活，会有很多事情被女儿遗忘吧。当我仍跟东京保持联系，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事，我女儿则应该会忘记这些。她会忘记曾有一个叫做东京的地方，活在一个跟我们这些大人们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未来。这场天真、肆无忌惮的“神的暴力”，准备了一个后福岛的新状况。斗争将会以一种有别于我们这个世代所想象的方式再度构成。
（*林家瑄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