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之前的所有朝代一样，满清并不缺乏战争，各种形式的暴动和叛乱绵亘不绝，而终清之世，规模最大、破坏最烈、影响也最巨的，毫无疑问当属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及其拜上帝会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并于咸丰三年，即公元1853年的3月19日，攻占江苏南京，改名天京，做为太平天国首都。定都之后不久，太平天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西征和北伐。领导北伐的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他们率领两万精锐，由浦口出发，穿过安徽，经由蒙城和亳州进入河南，攻克商丘，准备渡过黄河继续北上。但是由于没有船只，只好沿着黄河南岸一路西行，直到1853年6月23日，也就是农历的五月二十二，才在汜水、巩县一带渡过黄河。
这支北伐军并没有全部过河。其中有一部兵力被清军截断，渡河无望，于是折锋南下。他们攻占开封府辖下的长葛县，然后纵兵西侵禹州，其骑兵一度直抵禹州城之东关。之后又南下襄城，纵贯河南，在官军和乡团的围追堵截下一路杀伐去了湖北。这支太平军在流动作战之中的所作所为，比比可见于各地方志及清人笔记，《豫军纪略》亦可做为一个参考。兹不赘述。
自清朝立国以来，河南地处国之中央，一直安堵无事，所以驻防营兵一再裁减。以禹州为例：清朝建立之初，遵前明旧制，设立分巡大梁道，驻扎禹州，录标兵一百名。但在康熙元年即予大量裁撤，军器也减去很多：“大炮二十八尊，三眼枪二十八杆，俱解省讫，铅子、硝黄并革。”兵员与装备俱已有限。至道光年间，驻兵进一步减少，仅有襄城营分汛驻防禹密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一员，所有马步兵一共四十五名。各地驻军既已如此薄弱，又兼长年无事，暮气深重，战斗力很差，根本无法阻抗如狼似虎的大队太平军。这也是太平军之所以能够纵横冲突的重要原因。
河南巡抚陆应谷以剿防不力革职，英桂擢任。英桂，满洲正蓝旗人，晚清重臣之一。他就任河南巡抚之后，即传檄各地方，着令组建联庄会抗贼自保。既然官兵在“流寇”面前穷于应付，无法善尽保土安民的责任，让百姓开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和捻子不失为一个数全其美的办法：既不需官府操心费力，也不劳朝廷资粮助饷，解了官兵难以济事之窘困，而又使百姓得以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于是英桂传檄各地方，着令立即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
建立联庄会的确是个保境御敌的好策略。乡民们在官府的支持下被动员起来后，保卫乡土和自家财富之积极性不言可喻。太平军或捻子队伍再次出现时，看到的不再是四散逃命的百姓，而是整兵自卫的乡团。可以想象，对于流动作战、没有任何后勤供应的军队来说，这是多么令人头疼的事。
直接参与组建联庄会的，是地方上的乡绅和大户。中国历史上一向是皇权不下县，最低级的行政机构就是县衙，县级之下的地方则属于自治的范畴，在乡规民约和宗族制度的规范下，由民间有影响力的乡绅作领袖，承担起维持乡土秩序的责任。当官府要求各地建立联庄会时，也是由这些人出面主持组建。大户田产众多，生活富裕，当太平军、捻军或其他匪寇到来时，受损失最大的正是他们。因此可以想见，当官军无法指望时，那些大户们对于筹建地方自卫武装将会非常卖力。而在官府之外，也只有这些大户和乡绅们，才有充分的财力和影响力，去动员整个乡土社会，建立联庄会这样的自治武装。而当联庄会如愿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地联庄会的首领。
接到巡抚的檄令后，在创疼和余悸中惊魂难定的禹州立即动手，很短时间内就在各里甲都建起了联庄会。这应该是官府与民间少有的目的与利益高度一致的事情之一，因此一切进展顺利。但是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新生不久的联庄会蒙羞的丑闻。
这桩丑闻是由一件不大不小的纠纷引起。紫金里有个穷人跟一个富人因为某件事产生了矛盾，去找紫金里的联庄会首领仲裁评理。大户出身的联庄会首领在仲裁时没有保持应有的公平公正，而是偏袒了富人。至于为什么偏袒，是因为被贿赂买通，基于自身利益之上的现实考虑，还是身为大户习惯性的歧视穷人，此时已难以确实考证，但是穷人被伤害，受到了不公对待却是事实的结果。事情发生之后，舆论大哗。紫金里有个叫刘化镇的人，为人正直，有侠义之风，他听到消息后愤愤不平，主动出面替这个被欺负的穷人说话，当众指责联庄会首领不公不义，欺压弱者。
这是刘化镇第一次以公众人物的面目出现在禹县的史藉上。在此之前，关于刘化镇的记录则是空白，因此对于他的家庭状况和个人履历全都不详，《豫军纪略》上也只是说他是东乡人。更多的信息来自民间传说，说他开过杂货铺，算是个小商人；或者是铁匠铺，因为职业关系而孔武有力。他为人仗义，急人之难，经常打抱不平。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刘化镇是个有意于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当官府命令组建联庄会时，刘化镇必然也曾热衷于此，甚至有意出任首领。但是由于他仅仅是个小商人，资产太少，在注重门阀资历的乡土宗法社会里，他的愿望必然无法实现。但是此时，这场发生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而他也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严厉斥责了偏袒富人的联庄会首领。联庄会首领在他义正辞严的指责下无言以对，就辞去了首领的职位。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是这位大户良知尚存，还保有做人最起码的羞耻之心，但这同时也证明了刘化镇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力，否则，大户不可能因为他的指责而轻易辞职的。
虽然我们可以假定，像刘化镇这样热衷于公众事务的人，对于联庄会首领之职会有向往之心，但是对于那些大户来说，领导这种武装组织却未必是其所愿。因为打打杀杀的事毕竟危险，当敌军杀来时，做为抵抗武装力量的头领，无异要比平民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一旦被敌军打败，对方要惩罚反抗者，自己必然冲当其冲，身家不保。所以，当官府下令组建联庄会，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些大户们的确会很热心，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相关，但是让他们出任武装力量的头领，却未必是他们所愿。这也应该是紫金里的那个大户在受到刘化镇的谴责之后立即辞职的原因之一。而在此事件被广泛传播开来之后，其他里甲大户也相继辞职引退。这种大面积的大户辞职风潮，是不能简单地用意气行事来解释的，因为县境广大，各里甲大户之间未必有足够亲密的关系，使他们在其中一人遭遇打击时，出于同情或义气而与之同进退。相反，如果有足够的亲密关系，或者结有政治和利益联盟的话，他们反而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胆敢与他们作对的刘化镇，而不是借着这个风潮纷纷辞去联庄会首领的职务。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这些大户们虽然在官府的支持下热心于建立武装组织自卫，但是他们却并不愿为此赌上身家性命，去做武装组织的头领。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考量与选择。
这些大户乡绅们相继请辞之后，一大批像刘化镇这样经济并不雄厚、社会地位也一般、但是却拥有侠义之心，并有意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人浮现出来，成为了各地联庄会新的领导者。比如岳三教、武宣文、李贤、袁西成、王自修、王化纯等等。大家共同推戴刘化镇为会首，将联庄会总部设在紫金里的高庙。联庄会就此转型，从地主领导的地方团练，转变成以普通民众为骨干的自治武装。这个转型是联庄会在这个乱世环境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个转型将会为禹州以及联庄会带来什么，沉浸在亢奋之中的新首领们懵然无觉。不仅是他们这些新的乡土领袖，就连已经引退的乡绅大户，甚至包括官府，也没有意识到联庄会这个水到渠成的转型所包藏的悲剧未来。
在权力掌控一切的专制社会，官民矛盾往往是由官府挑起。当统治者变成掠夺者时，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和国家暴力机器，会非常便利地成为他们掠夺民众的得力工具。而在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弱小而又孤立的民众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偶尔有不愿服输的人起而反抗，结果也大多是以粉身碎骨而告终。这无异助长了奸官污吏们的凶残之心，使他们在朝廷权威的庇护下，掠夺民众的时候底气更加充足，甚至为了贪婪的欲求而不顾民众死活。此时的禹州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个身为知州的统治者叫程佶。
二
在古代绝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们的日常经济活动——比如生活用品买卖和普通市场交易，一般都是使用铜钱，或者是细碎银子。国家征收赋税之时，农民上交钱粮，交的也是铜钱或者细碎银子。而地方官府向上提解的时候，要将铜钱兑换成银子，而那些细碎银子，也要融铸为一定形制的大绽官银，以方便上解押送。但是在把细碎银子熔铸成大锭官银时，是有一定的损耗的，比如十两的细碎银子经过加工熔铸，最后可能只剩下了八九两。这称之为“火耗”。这些损耗掉的部分地方官府当然不可能赔出来，而是分摊到了交税的农民身上，在征收钱粮的时候，就已经预先加收了这个损耗部分。但是官府在加收火耗的时候，并不是基于科学的计算，使加收的火耗银子刚好弥补住熔铸时的损失，而是比较主观随意地加收，比如一两银子正常火耗是一分，他却征收五分，这多余出来的四分，就进了官吏的腰包。
而铜钱在折换银子时，有一个汇率，而且这个汇率并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发生改变。通常情况下，一两银子折合一千个铜钱。当市场上的银子增多时，银价就会下跌，对铜钱的折换就会下降，而当经济流通中的银子减少时，银价就会上升，所能折换的铜钱也就增多。但是官府在征收钱粮时，往往以强制手段控制汇率，使得百姓总是处于吃亏的境地。
在征收银钱之外，朝廷也需要大量的粮米，用以供养皇室和大批的京官。而粮米在运送的过程中，是需要运输成本的。古代交通不发达，运输成本相对也高，而这个运输成本，也毫无例外地加摊到了农民身上。官僚衙门也趁此机会大事加派，以至到了在一石粮米的正税之外，再加一石米的额外损耗，甚至更多。而这多余的部分，不用说也都中饱了各级官吏的私囊。
以上火耗银子、依靠汇率而多收的铜钱、以及额外加征的粮米，叫做“羡余”，又叫“平余”。这些所谓的平余银钱，是地方官的主要收入来源。中国自宋代之后，朝廷为官员们定的俸禄是很低的，比如清代，禹州知州的俸银是每年八十两银子，但是实际只能领到二十一两一钱五分七厘。这点钱恐怕连家都养不起。所以朝廷虽然明知道平余里的猫腻，但是采取了默认态度。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将这些平余银子收归国库，然后再由朝廷拔发给各级官吏，当作养廉补助。这等于在国家制度的层面，承认了这项原本属于地方官员灰色收入的财富来源的合法性。
河南钱粮完纳大多是收制钱。在清代道光年间，禹州百姓的赋税额目是：每两正供税银，加上火耗之后，折算征收制钱二千六百文，漕米的成本损耗，则是每斗加收六百五十文。但是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军在广西起事，转战大半个中国，朝廷的军费徒然增加，清政府所能掌控利用的银子也急剧减少，银价于是也迅速上涨。这时候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额度来征收铜钱，折换成银子之后，除去应该上解的国税，地方官所能获取的平余钱就了了无几了。知州程佶并不是个清高廉洁的官员，他为时局变化所给自己带来的巨大损失耿耿于怀，决定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属于朝廷的税银当然是不能动的，知州程佶要保护自己的灰色收入，只能从百姓身上下手，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程佶首先想到的就是加赋，而太平军的叛乱战争，则成了他加赋的藉口。他以军国镇压叛乱需要军费为名，每两银税又加收三百四十文钱，每斗米则在六百五十文钱之外加收二百余文。据民国版《禹县志·赋役志》记载，禹州正供赋税为四万余两银子，如此折算，程佶每年将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多收铜钱一千多万文。对于旱蝗频仍、而且刚刚经过兵燹之灾的禹州农村来说，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道光、咸丰之间，禹州人口大约在三十万左右。一千多万文钱数目虽然庞大，平摊到人头上，看上去也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而农民早已经习惯了与官府打交道时的不公平，虽然程知州的加赋政策不合情理，也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是如果依照以往的惯例，他们很可能会再次忍了，最多骂骂脏话泄愤。这也是程佶多年浸淫官场所获得的政治经验，而且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政治经验应该是促使程佶对百姓下手刮钱的心理主因。
遗憾的是，此时的禹州虽然还是那个禹州，百姓也还是那些百姓，但是这些老百姓却已不再是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当官府的差役凶神恶煞地上门催科时，老百姓在愤怒之余，想到了成立不久的联庄会。联庄会的成员本来就是从群众中来，自然对程知州的这项恶政感受深刻。在有群体呼应的情况下，群众的情绪往往会在彼此壮胆的率意鼓动下被激化和放大，对官府的厌憎和仇恨也会随之增加。而现在的联庄会也已经转型完毕，乡绅大户们基本已全部从首领之位上退出，代之以刘化镇、岳三教这样的草根英雄。这些新首领们大多具有江湖侠义道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不缺激情和斗志，而且做为初露头角的乡土领袖，他们有必要做些为民请命的事，以证明自己不负重望。这也是草根英雄们在传统社会里获取名望的必要行为。以这样的人为领袖的联庄会，毫无疑问会成为群众抗粮的后盾，甚至是对抗官府的前驱。禹州的农民们生平第一次团结了起来，开始有组织地抗粮。而在官府意图使用暴力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充满敌意的农民们也开始有了暴力对抗的倾向，并且在联庄会的领导下具有了暴力对抗的能力。知州程佶的政治经验在此触礁了。
官民对立已经如此普遍而突出，禹州社会已经到了大规模动荡的前夜。失算的程知州必须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来改变目前的危险状况，也为骑虎难下的自己谋求出路。缓解矛盾最好办法是收回成命，宣布废除加赋计划。但这也意味着官威尽失，颜面扫地。以官府的暴力机器作威慑，继续强制征赋，为此不惜激发民变，用一场血腥战争来镇压胆敢反抗到底的群众，也不失为一个可能的选择。但是程知州徒有当官发财的理想，却没有杀人流血染顶戴的胆量。他既不想出尔反尔收回成命从而遗笑于人，又不敢豁出去放手一搏火中取粟。此时此刻，他必然会为当初加派浮收的举动追悔不已。经过一番纠结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决定：辞官。
三
程佶辞官的决定非常突然，而且意志坚决。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怀抱发财梦想的胆小官僚，在梦想破灭之后，面对着随时会爆发的剧烈冲突时的惊惶不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急于逃离不测之地的迫切心情。他逃任之后，上头派了一个叫朱光宇的来署任知州。
朱光宇，字锦桥。在代理知州之前，他的职务及事迹不见史传，《县志》也仅仅是在他出场的时候，对他的能力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价：“光宇者，健吏也。”健吏，即精明强干的官吏。上峰在禹州官民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候，派他暂时署理州事，应有借重他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意图，可知在领导眼里，朱光宇是一位有手腕会办事的能员。
要打开困局其实并不艰难。目前虽然官民对立严重，但还没有突破临界点，事情也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朱光宇只需取消前任滥加的浮收，即可解除目前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群众团结一致对抗官府的理由和动力也将随之涣散，然后再相机改组或者取消联庄会。做为群众组织靠山的联庄会一旦取缔，群众也将再次变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小爬虫，不复再有对抗官府的能力和胆量。哪怕朱光宇在署任之后，仅仅是减去部分浮收，保留谈判渠道与带头抗粮的联庄会周旋，亦可赢得转寰之地。而浮收是前任知州定的，减免它并不会使自己面子难堪。
但是被称之为“健吏”的朱光宇却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无意修正程佶的这项恶政，反而将错就错，执意要沿着程佶开辟的错误道路走下去，而不愿做任何妥协。咸丰四年九月十五日，岳三教等人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在联庄会会首刘化镇的带领下，前去县衙向新知州请愿，请求免去其前任加派的浮收，被朱光宇断然拒绝了。这等于把谈判的大门彻底关闭，从而断绝了联庄会和农民们和平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线希望。
朱光宇这个毫无政治智慧的强硬态度，将会让后世所有读史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以至要怀疑这个所谓的健吏能员是不是浪得虚名。他来代理知州，好像不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要激化事端。也许只有从个人利益角度来考虑，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程佶所加派的浮收，是一笔数额巨大的钱财，而且这笔钱财将归地方官所有，只要能收上来，就将属于自己。所以，朱光宇并非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最快最好地解决问题，而是别有打算。他既要控制局面，也不想失去这笔唾手可得的钱财。而他之所以敢如此玩火，除了与程佶相似的政治经验，认为百姓终究玩不过官府，还应该基于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坚信自己完全可以对付得了那些刁民。
对于程佶和朱光宇来说，这些不听话的群众无异是刁民。然而这些官员眼里的刁民们的要求事实上并不过份。他们抗粮，并非拒绝完纳皇粮国赋，而是反对程佶加派的浮收。对于该交的赋税，他们还是交的，包括已经成为陋规惯例的火耗平余。他们只是希望能把前任知州滥加的不合理收费取消。不仅禹州百姓如此，其他各地抗粮百姓俱如此。河南学政张之万的奏疏里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奏疏里说：“奸民之纠众，皆谓减价完纳，非敢谓抗不完纳也。皆谓求减差徭，非敢谓不应差徭也。”被称为“奸民”的农民们不是不愿承担赋税，也不是不能忍耐不公平的滥派和浮收，但是请不要把他们往死路里逼。并不是所有人的忍耐都可以没有底线。当无路可退的时候，最软弱的羔羊也可能会挺角反触。
刘化镇、岳三教这些联庄会首领们要比羔羊强大得多。他们年壮气盛，血气方刚，易于意气用事，而对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后果缺乏理智的远瞻。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为联庄会领袖，肩负着为民请命的重托。这使得他们也无法后退，否则，之前在群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形象将瞬间崩溃，甚至落个怯懦无能、勾结官府的骂名，从此身败名裂。因此，当他们免除浮收的请求被朱光宇断然拒绝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愤懑和恼怒。在他们离开县衙的时候，这些满怀恨意的性情中人少不了要骂骂咧咧。这本来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却引起了一个看大门的张某人的不满。张某也许是为了向新知州表忠心，也许是在衙门口坐久了，就以为自己也是衙门里的人，遇事自动就与衙门一条心。他狐假虎威的无礼行为激怒了刘化镇等人，那些农民代表们正有满腔愤怒无处发泄，此时一下子都发泄到了这个张某人身上，将他的房子给毁掉了。迁怒之火点燃之后，如果没有及时限制，就会在惯性之下越燃越烈。一个叫田子昌的，也是官府中人，家住西关，刘化镇等人毁掉张某的房子后，又跑去把田子昌的房子也毁了。
从朱光宇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健吏”的称誉，其实应当解释为“强悍的官吏”。听闻刘化镇等人的暴力活动之后，朱光宇勃然大怒，立即会同营讯长官督率兵勇去捕拿。他们从拱辰门追出，在颍河北校场附近追上了刘化镇等人。双方在校场旁相互对峙。刘化镇等人再次请求知州免除浮收，而朱光宇也再次断然拒绝。农民代表们群情激愤，喧嚷起来。朱光宇命令兵勇捉拿。联庄会里有个叫赵仁的气愤不过，手持兵刃冲上前去。然而他没有伤到朱光宇，自己却被杀死了。史载其“为光宇击毙”，由于古文辞记事的相对模糊性，这里可以解释为被光宇所带的兵勇击毙，也可解释为被朱光宇亲手所杀。联系到后来朱光宇在镇压联庄会造反时身先士卒的强悍表现，此时杀人的极可能是朱知州本人。赵仁在激愤之下咋咋乎乎虚张声势，不料碰上了一位杀人不眨眼的老爷，结果就落了个命丧校场的下场。紧绷了多日的那根弦终于断了。
然而怪异的是，赵仁之死并没有使联庄会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在血腥的刺激下与官兵展开一场激烈的拼杀，而是以刘化镇率众离开而暂时告一段落。据史载：“有赵仁者持兵径前，为光宇击毙。化镇乃率众去，屯城东张良洞。”这是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岳三教等人之前迁怒看门的张某和田子昌，把他们的房子都毁了，此时面对着同伴之死，居然能够忍气吞声而去，而强硬暴燥、一意要拿人的知州朱光宇，居然也任由了他们离去，处处都显得不正常。
答案将从刘化镇之后的行为表现里逐步揭晓。朱光宇上书巡抚告变，隐去滥加浮收之事，只说禹州百姓抗粮造反。河南巡抚兼提督英桂闻报，派开封府知府王建泰和前任获嘉知县王万龄督率兵马前来镇压。但在官兵出发之前，联庄会已经在攻打州城。攻城并不是刘化镇的主意，而是岳三教等人的意见，围攻州城的命令也是在岳三教等人的强烈鼓动乃至胁迫下发出的。禹州历来都是中原重镇，城墙高厚，联庄会人众不过是临时纠合的民兵，自然难以攻克，朝廷大兵开到的消息传来，他们即便解围而去。朱光宇率众追击，纵火焚烧了联庄会在高庙的总部所在地。刘化镇带领部下逃到密县超化镇。朱光宇传檄密县县令胡燕清，与之围剿刘化镇。刘化镇自杀。
刘化镇的自杀比前知州程佶的突然辞官更出乎人们意外，因为此时的联庄会远未到山穷水尽之境，刘化镇本人更未陷于官兵的包围求生无望。从被动下令攻城，到此时自杀，所能证明的只有一点：做为联庄会会首的他根本不想造反。他有侠义之心，但却不是军事革命家，他希望当民意领袖，但却不是造反司令。而多年经商，虽然只是个杂货铺或铁匠铺，难求大富，家境也应相对殷实。在没有身家性命之危时，他会在侠义心推动下，为弱势百姓出头，替受伤害的群众谋求公义，然而一旦有身家之忧，他就必然要重新考虑进退得失，对所做的事做出新的判断与取舍。在他当初出面打抱不平，并因此成为联庄会会首的时候，他是决计想不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走上绝路的。当他在民意的裹胁下，成了对抗官府的领袖时，他在勇于承担道义责任的同时，内心也会有所不安。他知道仅仅依靠那些鲁莽的手下，事情将会不可遏制地走向自己所不愿面对的方向，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来做自己的军师谋主，一方面借以制约联庄会内部强大的非理性力量，一方面也可以藉之分担自己的道义压力。他愿望中的谋主人选是居住在州西北的举人王成业。
王成业，字仲述，号引溪，道光八年副榜，己酉举人。一生未仕，在州西北老家传学授徒。王举人名望素著，为地方所重，曾经依照保甲法制订了《民约》，成为维系地方秩序的民间约法。如果能把他请来当谋主，无疑将会有效地压制住弥漫于联庄会内的莽撞燥动情绪，也将极大地消解刘化镇独自对抗官府的风险。但是他的诚恳礼聘却遭到了王举人的拒绝。王举人的态度让知州程佶大加赞赏，奖给他了一块匾，上书“品端学优”，挂到他门上以示表彰。而刘化镇则失落不已，并最终在岳三教等好斗者的裹胁下，身不由已地走上了造反的不归之路。
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颍北校场赵仁被杀后，官兵与联庄会双方居然不战而退。岳三教等联庄会人众在看到同伴被杀之后，其悲愤不难想象，而且以岳三教在整个联庄会造反的过程中的表现，可以推断他在此时报复冲动之强烈。要放纵冲动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一旦出手杀官，即成叛逆，从此就背负上了诛灭九族的重罪永远不得翻身。而这是刘化镇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以联庄会会首的身份，极力制止了愤怒的部下，使他们未在冲动的支配下逾越雷池。而气势汹汹追来的知州朱光宇，原本是不相信这些不安份的刁民敢于造反的，所以抓人杀人，态度粗暴。然而当他看到岳三教等人竟然真个敢造反时，面对着人多势众的联庄会人马，他也只能暂时忍耐，任由对方怀恨而去。
刘化镇的悲剧在于，他只是个有着侠义心肠的江湖之士，而不是可以做大事的领袖人物，他没有领袖的韬略和驾驭局势的能力，却不幸地被推上了领袖的位置。而他的侠义意识，又使他明知事态日益恶化，却又做不到激流而退明哲保身，在岳三教等人以民怨和义气为感召，提出莽撞的攻城报仇的计划时，他也同样无法后退。而当攻城失利，巡抚派出的镇压大军开到之后，已经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他崩溃了。于是，官兵还没有杀到，他先自杀了。
四
知州朱光宇对联庄会造反所带来的血腥战争是有心理预期的。在他意识到联庄会刁民真个会造反时，曾经有过犹豫，拿不准是否应该做些妥协。卜以决疑，古有明鉴，遇到棘手难决之事时，谋诸蓍龟、问之鬼神，是古人惯常采用的一个方法。朱光宇决定扶乩，向乩仙问休咎。据王棽林主编的《民国禹县志》记载，朱光宇扶乩招仙，得到这样一首诗：
“阳翟新祠宇，
高阳旧酒徒。
回头郊原望，
一片血模糊。”
阳翟是禹州旧称。祠宇即祠堂神庙，是供奉贤能者的所在。而“祠宇”之“宇”，又正合“朱光宇”之“宇”。高阳旧酒徒，指明末分巡大梁道李乘云。李乘云，字腾洲，直隶高阳人，崇祯十四年，以才调河南大梁道，驻禹州，是年冬十二月，李自成攻打禹州，李乘云率部坚守，城破后不屈而死。禹州后人感其忠烈，为之立祠纪念。“回头郊原望，一片血模糊”，不用说是指残烈的战争。朱光宇之所以犹疑，是因为他明知道自己处理抗粮事件的方法怀有私心，是不对的，一旦群众造反，自己难逃咎责。然而乩仙的诗却将他与忠烈公李乘云并列，预言他将会成为圣贤英烈，进入祠宇受人供奉。这首莫名其妙的乩诗不但扫除了他的顾虑，还使他笼罩在一种虚妄的神圣使命感之中，好像自己不是逼民造反的恶吏，而是将要为国平贼的英雄。而乩诗后面两句关于战争的预言，又等于明白无误地给他指出了成为圣贤或英雄的道路和方式。从朱光宇的行事风格以及后来抵御捻军进攻之顽强，我们可以知道，他与胆小的前任程佶相反，是个刚暴不怕死的官，杀人流血的事并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与心怯。在乩仙如此这般的蛊惑与怂恿下，就算联庄会不造反，朱光宇也要逼他们造反了。于是，他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戏码，上书巡抚告变，指控联庄会抗粮造反，并以挑衅的态度，对待联庄会那些他眼里的反贼。联庄会内汹涌的仇恨终于突破了会首刘化镇艰难支撑的堤坝，在岳三教等联庄会骨干的强烈要求下，围城之战开始了。
我们可以想像身为罪魁祸首的朱光宇竟然以平叛英雄自居时的荒谬与滑稽，而他为此不惜期待一场战争，更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残忍和邪恶。战争开始之后，打了鸡血的朱健吏大开杀戒，当巡抚派遣的官兵杀到，联庄会解围而去之后，朱光宇率众追击，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人，然后传檄密县知县，围剿逃入密县的联庄会人众，又杀死了十一个人，其中包括武宣文、王化纯等联庄会骨干。另一个骨干王自修与其他十几个会众被俘，朱光宇将他们押回禹州，斩杀若干，其余的则钉死到城门上示众。刘化镇自杀后，同党将其掩埋，此时被朱光宇掘开坟墓，破棺戮尸，刘家财产也被全数藉没。
群龙无首的联庄会虽然屡次溃败，但是余党尚众。他们吁天泣血，冤愤莫白，只能豁出命去拼到底了。咸丰五年正月，李贤、袁西成率领部众汇聚到了密县大隗镇。密县知县胡燕清闻报，于正月十九这天，亲自督率弁兵前去捕拿，不料却中了李贤他们的埋伏，一个叫王青山的外委——清代低级军官——也在战斗中被杀。这场带有计谋色彩的埋伏战，是联庄会自起事到最后被镇压整个过程中最大的一次胜仗。得胜的联庄会员们情绪激昂，决定去报复胡燕清。他们分兵潜入密县城，趁夜纵火焚烧县衙，又杀死了胡燕清的妻子。等胡燕清率众返回时，他们已经扬长而去。李贤、袁西成和他的兄弟们意气风发，乘着锐气北上攻打郑州。以前联庄会全员攻打禹州，尚且不能攻克，何况郑州乃河南要枢，而李贤等人又是散兵余众，岂是可以随意攻夺的？所以，他们很快就被郑州知州黄见三打退了。
李贤和袁西成此次攻郑虽然徒劳无功，但是却惊动了皇帝。我们无从得知李贤等人攻打郑州是毫无预谋的乱拳打斗，惊动皇帝纯属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战略举措，目的就是为了惊动皇帝。从联庄会起事从头到尾所呈现出来的混乱和被动来看，他们中间应该没有深谋远虑的人才，我们也不能因为李贤和袁西成在此之前打了一次成功的埋伏战，而对他们奔袭郑州的举动赋予过多的主观深意。而在此之后李贤和袁西成在官兵追剿中的不堪一击，亦可佐证两人并非富有谋略的干才。因此，他们的攻郑之战惊动皇帝，很可能是无心插柳的意外。
不管是否有意为之，惊动皇帝的结果却无疑是李贤他们乐见的。对于匍匐在国家社会最底层的小民来说，受了坏官员的欺负而求告无门之后，终极的愿望就是告御状，将自己的屈辱遭遇上诉天听，让圣明天子为自己作主，下旨惩罚那些做恶多端的坏官员。而对于那些在申冤过程中有过过激行为的人，还会冀望皇帝在为自己伸冤作主之余，体恤自己的过激行为实属被逼无奈之举，从而格外开恩，赦免他所做过的一切不法情事。这些富于梦幻情调的喜剧桥段，在古代的戏曲和评书里是被演绎得泛滥成灾的情节。这本来是作者们在帝国体制下无路可走之后一厢情愿的希望，或者说是一种使人不至于完全死心的理想，但是在代代轮回的演艺传播中，却让那些无钱无势、当不公降临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小民百姓们信以为真。他们固执地认为，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帝国的大小官吏都是混蛋，但是高坐龙廷之上的皇帝却是圣明的。一切冤屈只要让皇帝知道了，就必定拨云见日，沉冤得雪。百姓们的这种信念是帝国秩序得以保持稳定的重要一极。他们从来不会去想在帝国的官僚系统已经彻底烂透的情况下，仅仅一个远在九宵之上的圣明皇帝如何指靠得住，更不会去思考为什么皇帝那么圣明，帝国的官僚系统却还是不可遏制地烂透了。所以，如果李贤和袁西成等人得知皇帝已经从他们闹出的动静里知道了他们的事，少不了会满心欢喜，甚至会心存得意，认为天子惩奸和自己从良的大团圆结局将指日可待。
这种源自戏曲和评书故事的愿望无疑是天真幼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攻打郑州惊动皇帝如果是意外，那是李贤他们的不幸，而如果是有意为之，则是自己找死。获知叛乱消息的咸丰皇帝在二月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密、郑密迩省城，突有土匪窃发，何至如此披猖？据府县禀，又无起衅根由，显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意存讳饰。著英桂查明具奏。”
地方官欺下瞒上、隐讳事实的劣迹陋习是尽人皆知的事，咸丰皇帝虽然只是个才具中下的帝王，但对此亦了然于胸。然而在这道诏书里，咸丰只是点出了地方官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揪住不放，只是要求河南巡抚英桂查明原因上奏。这可以视为咸丰对地方官们的警告，同时又给他们预留了极大的补救空间。最好的补救方法，不外是尽速将“披猖”的“土匪”剿灭，而地方官们，以后做事也要小心点儿。我们有证据证明咸丰帝其实知道他诏书里所谓的“土匪”不过是被逼造反的良民，而且也知道他们造反的原因在于地方官的浮收勒折，但在此时此刻，他却轻轻放过了那些蠹民的地方官，而对那些被逼造反的百姓们背过脸去。也许会有人将此视为皇帝的昏庸。或者认为时事方艰，太平军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果此时再对这些效忠于清廷的地方官们下手整饬，恐怕会进一步动摇满清的统治，在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下，咸丰选择了牺牲那些闹事的百姓，而对叛乱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这两种观点都能够站得住脚，而且可以拿来解释那一期间更广泛的历史境遇。但是这两个事实上可以揉和在一起的观点并不完全，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更重要的原因，需要在此予以剖析。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代表体制，官员代表构成体制的部件，而普通百姓则是体制运作的对象。体制通过它的各个部件掌控着百姓的一切，并凭借其强制力量索求百姓们的供奉。百姓不属于这个体制，却又不能自逃于体制的控制。做为帝国权力的实质掌握者和帝国意志的抽象化身，皇帝知道他之存在的根本基础在于天下百姓，只有百姓归心，他的统治才能稳固。老百姓向他供奉钱粮，而官员们却领着他的俸禄，所以，如果把百姓和普通官员放在对立面上，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皇帝会为了一个官员而不要天下百姓，尤其是当这个官员作恶多端、为祸一方的时候。也因此，几乎所有心智正常的皇帝都不反对、甚至鼓励百姓告官。百姓告官，事实上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途径，因为它从某方面可以起到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作用。对于皇帝来说，百姓可以遵循体制规则做一切事，有冤申冤有怨诉怨，但是你不能造反。造反就是反对皇帝，对抗体制，将自己与皇帝对立了起来。这是皇帝们绝不允许的。所以，将联庄会叛党与虽有劣迹但是听用的知州放在一起二选一，咸丰皇帝严惩叛党而放过知州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河南巡抚英桂是官场老手，不难从咸丰皇帝的诏书中看出虚实。受诏之后，他立即加大了镇压力度，派遣新任开封府知府赵书升率领精锐猛攻李贤和袁西成，擒杀一百多人。捷报上闻，咸丰帝果然也没再追问地方官的事，而是再次下诏命令追剿散匿于郑州、密县和禹州各地的余匪。赵书升受命，分兵穷搜联庄会余众，在禹西之方山、大雄山又剿杀了部分造反者。
在李贤、袁西成部在北方的郑州和密县被歼灭的时候，岳三教和张成则从禹州南方的襄城搬来了援军。对于联庄会最终走上造反之路，任事活跃而脾性焦燥的岳三教居功厥伟，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主战派的胁迫下，刘化镇才被动地开始了起义斗争。攻城失败后，他与刘化镇逃到了密县。刘化镇自杀，联庄会被禹密官兵联合击破，岳三教逃归禹州，更加仇恨官府，于是南下襄城联结襄城的联庄会，求取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驻扎到颍川里的黄岗店，准备伺机复仇。朱光宇遣兵御之，溃败而返。联庄会众乘势攻打州城，被朱光宇和州儒学训导袁凤三率众阻挡于城西怀远门外。正在禹西搜山的赵书升率兵掩杀过来，朱光宇亦开门出击，内外夹攻，联庄会大败，被杀百余人。朱光宇的凶悍在这次战斗里得到了充分展现，他的脖颈被飞弹击伤，性命几失，犹自督兵奋战，亲率人马追杀溃逃的反党。联庄会余众被大军追至顺店东之颍河边，无路可逃，一半赴水溺亡，一半被官兵围歼。岳三教在这场毁灭性的战斗里再次逃生。但是官兵大至，罗网严密，不久之后就被擒获，传首犯事地方。
禹州联庄会抗粮起义至此被彻底镇压。
五
联庄会做为地方团练武装，各州县之间是独立存在、互不统属的。襄城联庄会之所以在禹州联庄会危难之时挺身相助，不排除是因于岳三教与彼方会首的江湖交情。但是仅凭私交就使得襄城联庄会舍弃身家性命，去帮助禹州同仁打一场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有若干人会激于义气铤而走险，但是绝不可能动员起人数众多的会员参与进来。他们之所以甘冒风险出手相救，原因只有一个：他们与禹州同仁一样，本身也已经是反叛分子了。
地方官滥加浮收的不止禹州一家。因为银价骤涨而导致的灰色收入锐减，使以发财为当官目的的地方官们很不愉快，于是纷纷加浮勒折，以保证自己的应有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胆小的程佶之所以也这么干，完全是受了其他州县的影响，比葫芦画瓢。而朱光宇署任之后坚决不向百姓让步，也正是因为其他州县无不如此，他没必要故作清高，放弃这笔可以归自己所有的钱财。
贪婪暴虐的地方官不止禹州一家，激起民变的当然也不仅仅是禹州一地。在禹州联庄会起事之前，许州、尉氏的百姓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抗粮斗争，紧接着，滑县、封邱、孟县、汜水、辉县等地都发生了抗粮暴动，一时间大河南北，民变四起。襄城归许州所辖，他们的叛乱也早于禹州。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的行动给禹州联庄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更可想见岳三教在邻居们快意恩仇的刺激与鼓动下该有如何心急难耐。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有人敢在草坪上踏出第一步，就会有人前赴后继地踩出一条道路来。
此次的抗粮起事虽然不成气候，轻易就被官府镇压，但是一度星火遍野，波及广泛。而在此次大范围的抗粮起事中，联庄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河南巡抚英桂传檄各地建立联庄会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时，是不会想到这个后果的。他只是想借用百姓的力量，来替力不从心的朝廷对抗反党叛贼。但是做为地方自卫武装，联庄会首先考虑的必然是自己人的利益。当反党叛贼掳掠他们时，他们自然会站在官府一边抵御反党叛贼，然而当掠夺者变成了官府，他们同样会尝试着捍卫自己本已少得可怜的权益。这也是历朝历代朝廷都不允许百姓结社的原因所在。
上章讲过，皇帝是绝对不允许有人造反的。刘化镇于咸丰四年九月底起事，十月，朝廷即下诏谕令严惩联庄会“为首倡谋之犯”。当然此诏书并不仅仅针对禹州，从时间之促迫来看，朝廷发这个诏书时甚至未必知道禹州也已经乱了。从诏书里看，河南巡抚英桂只是上奏了许州和尉氏乡民抗粮滋事之事，禹州、滑县、封丘等地的“抗粮聚众”之事是由其他人汇报上去的，而且用词是“聚众”而非“滋事”。咸丰皇帝在这道诏书里质疑了乡民们的“起衅根由”，并且明确地提到了“浮收勒折，以致民情不服”的情况，说明他对地方事务以及地方官的恶习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但是在此同时，他却将更严厉的质疑指向了“从中煽惑”的“刁民”，谕令英桂“查有刁生恶棍把持挟制鼓惑乡愚者，即将首犯按法处治，毋得将就了事，致长刁风。”此诏既下，禹州等地的联庄会领袖们即亦在劫难逃了。
咸丰皇帝的这个态度，无疑是为了维持帝国的体制尊严。对于皇帝来说，帝国体制的边界是个不可触碰的敏感禁区，百姓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严格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在这里面活，死也要在这里面死。皇帝会尽可能地保护百姓不受官吏欺负，百姓却无权自己保护自己。当被官吏欺负而皇帝又未能给予保护时，他们只可做含冤而死的忠良，而不能妄图逸出体制之外，去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决途径。在帝国专制时代，百姓是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都要听凭体制安排，而不能自作主张。
所以在此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包括禹州联庄会在内的河南各地百姓不是造反起事，而是选择告状，遵循体制规则一层层告上去，一直告到咸丰皇帝那里，咸丰皇帝必然会拍案而起，痛治那些贪婪无状的地方官，然后下诏免除浮收，安抚百姓。但问题是，这条在体制内上控的道路能不能走通呢？或者说，这条帝国体制安排的管道实质上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帝国的金字塔形社会里，从塔底通往塔尖的路遥远而曲折，或者说，在理论上它是存在的，也可能走得通，但是就如同现在的闯关游戏，一路上阻力无数，险关重重。险关就是各级衙门，阻力则来自于各级官员。皇帝忌讳造反，而官员们则忌讳上告，因为他们的劣迹传到上峰那儿后，很可能会被治罪，从而丧失既有的特权。为了防止他们的恶行在百姓的上告中败露，他们往往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百姓越级告状，尤其是告御状。更有甚者，在肆其恶而快其私的时候，他们宁可直接将百姓逼上梁山。反正皇帝是最讨厌人造反的，你一造反，正好可以借皇帝之手将你杀掉。禹州知州朱光宇就是这么做的。
而此次河南各地抗粮事件依次暴发后，河南各级官府的表现亦侧证了体制内上控管道的不可靠。朝廷在诏书里已经提及了“州县加征激变情由”，然而“大府庇该州县，不肯罪官，而但罪民。”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刁民身上。大府之所以为下级州县官吏隐情辩护，已经不仅仅是与他们有着利益勾结，更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干部，而是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拔出萝卜难保不会带出一大团泥，包庇属下其实也是保护自己，所以能捂尽量捂，哪怕是捂死捂烂，只要能瞒过朝廷和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所以，皇帝所代表的体制为百姓安排的上控道路其实上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让百姓们认为在体制内有路可走，并在百姓造反的时候指责他们放着正路不走。
这样的体制安排无异将百姓放在了一个绝对被动的地位，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不用承担过份的风险。他们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方式和能力参与社会博弈，在社会分配体系里添加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规则。在这样的地位里，要想存活下去，首先要学会不与体制为敌，进而不与官府为敌。当与官府发生利益冲突时，要学会逆来顺受。而当官府良心发现时，还要学会感恩。你想要什么可以提，该给的朝廷总会给你的，但你不能自己动手强行争取。
然而悖论再次出现了：如果百姓们不自己动手去争取，大多时间都处于掩耳盗铃状况中的颟顸的朝廷，是无法及时掌握民间的疾苦与诉求，然后主动而体贴地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比如此次抗粮事件，如果不是乡民在忍无可忍之下铤而走险，相继暴动造反，朝廷是不可能在咸丰四年十月的诏书里明令禁止州县浮收的。于是，当被伤害的时候，小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利益俯首帖耳，要么先拿头来。
但是还不仅于次。就算百姓拿脑袋换到了朝廷的回应，具体执行政策的还是地方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一个业已腐烂的官僚系统会一丝不苟地贯彻皇帝安民的旨意，比如身为禹州知州的健吏朱光宇。县志载：“禹州事已上闻，明诏查参，而朱光宇仍负固不悛。”直到咸丰五年正月，河南学政张之万上书朝廷，彻辩浮收原委及解决之道，巡抚英桂在朝廷的饬令下无法再替下官兜拦，朱光宇这才不得已与绅民们商议减除浮收，于二月间下令粮糟回复旧规。他先前之所以敢于在“明诏查参”之后仍旧“负固不悛”，正是因为他领会了体制的奥秘，知道此时此刻皇帝更关心的是什么。联庄会起义被镇压之后，他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依旧稳坐知州之位。这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被证明的还有：这个帝国体制已经彻底不适合金字塔底的草民生存了。若非张之万上书言事，正本清源，使得英桂“亦不能为州县地”，刘化镇他们就算把头给了朝廷，也照样求不到自己想要、而且于理应得的东西。
六
咸丰五年五月，皇帝下诏，谕令解散联庄会。
是年七月，角子山捻兵进犯禹州神垕镇。“贼多南阳人，自名其党曰“捻子”，以裕州之角子山为窟穴，捕急则星散，少缓伺隙出，劫未尝及远。禹、襄联庄会既败，乃潜引以来，略人取赎金，遇官兵，前驱使当敌。”
自此之后，直到同治六年捻军首领赖文光率部过禹，凡十七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流寇巨匪抄掠禹州，有时甚至一年数至。官府既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民间又不复能再结社自保，于是百姓形如鱼肉，匍匐在这片砧板一样的大地上，任由制订规则和破坏规则的强者们凌夺与宰割。
